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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斗到最后谁都忘了谁是谁，层层叠叠的朝代界限和族群界限像天罗地网，缠得所有人都头昏脑涨、手足无措。只有少数人能在关键时刻突然清醒，一旦道出便石破天惊。
记得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那批勇敢的斗士发布文告，宣布几千年封建帝制的最终结束，文告最动人的亮点是一个小小的细节，那就是最后所署的年份——
黄帝纪年四六○九年
什么都包含在其中了。好一个“黄帝纪年”！
其实，我们往往连眼下的事情都无法预感。我回到半山藏书楼不多久，就从两个路过的山民口中知道，一位重要人物去世了。难道，未被预报的大地震本身就是一种预报？不知道。
当天我就决定下山。山下一定会有不小的变化，也许我的家庭也会改变命运，那就暂时顾不得传说时代和夏商周了。
下山时我停步回身，又静静地看了一眼这座躲藏在斜阳草木间的半山藏书楼。这楼早已破旧得呈现一派疲衰之相，好像它存在的意义就是等待坍塌。原以为这个夏天和秋天它一定会坍塌的，居然没有。它还会存在多久？不知道。
看似荒山，却是文薮；看似全无，却是大有。就在这无人注意的角落，就在这不可理喻的年月，只要有一堆古代汉字，就有了一切可能。我居然在这里，完成了我的一个重要学历。
下山。一路鸟声。已经有不少泛黄的树叶，轻轻地飘落在我的脚边。
54、问卜殷墟
找回夏商周，花费了我很长的时间。
一九七六年深秋下山时，满脑子还是“黄帝纪年”，只想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关顾一下家人的安危，然后快速回到那个纪年。没想到，山下的变化翻天覆地，我一时回不去了。
山下，灾难已经告一段落，古老的土地宣布要向世界开放，而且立即在经济上动了起来。但我觉得，这最终应该成为一个文化事件。因为如果不从精神价值上与世界对话，一切努力都可能成为镜花水月。而且，到时候会是破碎的镜、有毒的花、浑浊的水、昏暗的月。
怀着这种深深的忧虑，我做了很多事情。
先是花费八年时间集中钻研世界十几个国家的人文典籍，与中国文化对照，写成一本本书出版。后来又被自己所在学院的同事们选为院长，由于做得不错，被上级部门看中，一时仕途畅达。这一切，使我的个人命运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却一点儿也没有减少我对中华文化的忧虑。
之后，这种忧虑越来越重。于是，出乎众人意料，我突然辞去一切职务，也离开了原来的专业领域，形影孤单地向荒凉的原野走去。
“在这样的官位上你还是全国最年轻的，当然也最有前途，为什么辞得那么坚决？”三位领导者一起找我谈话，这是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我怕说了真话有“故作深刻”之嫌，只好“浅薄”地笑一笑，摇摇头。
两位老教授找上了我，说：“你已经是我们这个领域的顶级学术权威，而且会一直保持下去，这多不容易，为什么硬要离开？”
我还是笑一笑，摇摇头。
几个老同学更是竭力阻止：“这年头多少文化人都在忙着出国深造，谁像你，打点行装倒着走？”
我又是笑一笑，摇摇头。
我知道，自己这么做，确实违逆了当时身边卷起的一股股大潮。
违逆着做官的大潮、学术的大潮、出国的大潮“倒着走”，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一个人的肩膀摩擦着千万人的肩膀，一个人的脚步妨碍了千万人的脚步，总是让人恼火、令人疑惑的。我只管在众人的大呼小叫中谦卑躲让、低头赶路，终于，发觉耳边的声音越来越少。
怯生生地抬头一看，只见长河落日，大漠荒荒。
这次独行，与半山藏书楼时的情景已经大不一样。
当年只是天下困顿，躲在一角猜测猜测黄帝的传说；而现在，一种有关中华文化命运的责任，实实在在地压到了自己肩头。
我看到中华文化突然出现了新的活力，但是，它能明白自己是谁吗？它的明天会怎么样？
这么一个大问题，突然变得急不可待。
在我之前的一百年前，中华文化濒临灭亡，也全然忘了自己是谁。有几个中国知识分子站出来，让它恢复了记忆。记忆一旦恢复，局面就全然改观。
这几个中国知识分子，不是通过向来文人所期盼的方式，例如创立学派、发表宏论等，来做成事情的，而是通过实物考证和现场踏勘，平平静静让一两个关键记忆慢慢恢复。
他们恢复的关键记忆，与夏商周有关。
夏商周！当年我离开半山藏书楼下山时，割舍不下的正是夏商周，现在绕了一大圈，又接上了。
我心中闪现得最多的是那几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奇怪面影，他们几乎成了我后来全部苦旅的最初动力。
因此，我要腾出一点篇幅，比较详细地说一说他们。顺便，也弥补一下我搁置已久的夏商周。
十九世纪末，列强兴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文化像水，而领土像盘，当一个盘子被一块块分裂，水怎么还盛得住？但是，大家对于这个趋势都束手无策。
人类很多古文明就是这样中断的，相比之下，中华文化的寿命已经够长。
它有一万个理由延续下去，却又有一万零一个理由终结在十九世纪，因此，这一个“世纪末”分量很重。
时间很紧，从一八九五年开始世纪末倒计时，每年都危机频传，而且越来越凶险。一八九六、一八九七、一八九八、一八九九——
没有挽歌，但似乎隐隐听到了丧钟。
一八九九，深秋，离二十世纪只隔着三阵风、一场雪。
十九世纪最后几个月，北京城一片混乱。无能的朝廷、无知的农民、无状的列强，打斗在肮脏的街道和胡同间。商店很少开业，居民很少出门，只有一些维持最低生存需要的粮店和药店，还会闪动着几个慌张的身影。据传说，那天，宣武门外菜市口的一家中药店接到过一张药方，药方上有一味药叫“龙骨”，其实就是古代的龟甲和兽骨，上面间或刻有一些奇怪的古文字。使用这张药方的人，叫王懿荣。
王懿荣是个名人，当时京城顶级的古文字学者、金石学家。他还是一个科举出身的大官，授翰林，任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主持着皇家最高学府。他对古代彝器上的铭文做过深入研究，因此，那天偶尔看到药包里没有磨碎的“龙骨”上的古文字，立即敏感起来，不仅收购了这家中药店里的全部“龙骨”，而且嘱人四处再搜集，很快就集中了一千五百余块有字甲骨。他收购时出钱大方，又多多益善，结果在京城内外，“龙骨”也就从一种不重要的药材变成了很贵重的文物，不少人为了钱财也纷纷加入寻找有字甲骨的队伍当中。
我没有读到王懿荣从自己的药包发现甲骨文的具体记载，而且当时药店大多是把“龙骨”磨成粉末再卖的，上面说的情节不足以全信，因此只能标明“据传说”。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那个深秋，有字甲骨由他发现了。
在他之前，也有人听说过河南出土过有字骨板，以为是“古简”。王懿荣熟悉古籍，又见到了实物，快速作出判断，眼前的这些有字甲骨，与《史记》中“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的论述有关。
那就太令人兴奋了。从黄帝开始的传说时代，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遥想过，却一直缺少实证；而眼前出现的，分明是那个时候占卜用的卜辞，而且是实实在在一大堆！
占卜，就是询问天意，大事小事都问。最大的事，像战争的胜败、族群的凶吉、农业的收成，是朝廷史官们必须隆重占卜的。先取一块整修过的龟板，刻上一句问话，例如，几天之后要和谁打仗，会赢吗？然后把龟板翻过来，在背面用一块火炭烤出裂纹，根据裂纹的走向和长短寻找答案，并把答案刻上。等到打完仗，再把结果刻上。
我们的祖先为了维持生存、繁衍后代，不知遇到过多少灾祸和挑战，现在，终于可以听到他们向苍天的一句句问卜声了。
问得单纯，问得具体，问得诚恳。问上帝，问祖宗，有祭祀，有巫祝，日月星辰，风霜雨雪，问天也就是问地。
为什么三千多年前的声声问卜，会突然涌现于十九世纪最后一个深秋？为什么在地下沉默了那么久的华夏先人，会在这个时候咣当一声掷出自己当年的问卜甲骨，而且哗啦啦地流泻出这么一大堆？
我想，一定是华夏先人强烈地感知到了，他们的后代正面临着可能导致万劫不复的危难。
他们显然有点生气，掷出甲骨提醒后代：这是多少年的家业了，怎么会让外人糟蹋成这样？
他们甚至恼怒了，掷出甲骨责斥后代：为何这么垂头丧气？至少也要问卜几次，最后探询一下凶吉！
王懿荣似乎有点听懂。他放下甲骨，站起身来。
门外，要王懿荣关心的事情太多了。
就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半年之后，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这八个国家的国名以及它们的军队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我不想在这里复述了。我只想说一个结果，一九○○年八月十五日（农历七月二十一日）早晨，王懿荣被告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经逃离北京。
王懿荣，这位大学者这时又担负着北京城的防卫职务。他头上多了一个官衔——“京师团练大臣”，代表朝廷与义和团联系，但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
在中国历代关及民族安危的战争中，开始总有不少武将在战斗，但到最后还在抵抗的经常是文官，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恐怕也与中华文化的气节传承有关。王懿荣又是这样，他觉得首都沦陷、朝廷逃亡，是自己的失职，尽管责任完全不在他。他知道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自己越不应该离开职守，但又不能以中国首都防卫官员的身份束手就擒，成为外国侵略者进一步证明他们胜利的道具。
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