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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又顺着这个思路想开去了，一下子跳过了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来到了史前。狂风暴雨删去了历史，让我回到了只有自然力与人对峙的洪荒时代。很多画面交叠闪现，我似乎在画面里，又似乎不在。有几个人有点脸熟，仔细一看又不对……
——这时，我已经渐渐睡着了。
等我醒来时听到了鸟声，我知道，风雨已经过去，窗外山光明媚。
我躺在床上盘算着，昨天已经没吃的了，今天必须下山，买一点干粮。
我经过多次试用，选中了山下小店卖的一种“压缩饼干”作为惯常干粮。这种东西一片片很厚，吃的时候要同时喝很多水，非常耐饥，也非常便宜。其实这是一种战备物资，贮存时间长了，本应销毁，但这时“文革”尚在进行，民生凋敝，衣食匮乏，也就拿出来供应民间。民间对这种东西并无好感，因为口味干枯，难于下咽。然而，这对我这个几天才下一次山的困顿书生而言，却是一种不必烹煮又不馊不烂的果腹之食。
既然不馊不烂，为什么不多买一点存着，何苦定期下山一次次购买呢？只要真正熬过苦日子的朋友就能理解其间的原因。口袋里极少的一点钱，随时要准备应付生病之类的突发事件，怎么能一下子用完？因此，小钱多存一天，就多一天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的代价就是饥饿感。两感抗衡，终于顶不住了，就下山。
每当我又一次出现在小店门前，瘦瘦的年老店主人连问也不问就会立即转身去取货。
他对我的态度十分冷淡，似乎一直在怀疑我是不是一个逃犯。按照当时的说法，叫做“逃避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敌人”。但他显然没有举报，按照他的年龄，他自己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历史问题”。何况这是蒋介石的家乡，远远近近的亲族关系一排列，很少有哪家与那批已经去了台湾的国民党人员完全无关。既然每一家都有问题，彼此间的是非口舌、警惕防范，自然也就会少一点。
这，大概也是我的老师盛钟健先生想方设法让我潜藏到奉化半山的原因之一吧。
我说过，我在山上不小心碰上了蒋介石的一个隐秘藏书楼。原来叫“中正图书馆”，一九四九年之后当然废弃了，却没有毁坏，摘下了牌子，关闭了门窗，由一位年迈的老大爷看守着。老大爷在与我进行过一次有关古籍版本的谈话后，如遇知音，允许我可以任意阅读藏书楼里所有的书。我认真浏览了一遍，已经把阅读重点放在《四部备要》、《万有文库》和《东方杂志》上。
由于一夜的风雨，今天的山路上全是落叶断枝。空气特别清新，山泉格外充沛。我上山后放好买来的干粮，又提着一个小小的铁皮桶到溪边打了一桶山泉水回来，便静静地坐着，等待老大爷上山，打开藏书楼的大门。
后来回忆三十年前这一段潜迹半山的岁月，心里觉得非常奇怪。
我上山，正好蒋介石刚刚在台湾去世；我下山，是因为听到了毛泽东在北京去世的消息。中国二十世纪两位强硬对手的生命较量终于走到了最后，一个时代即将结束。而恰恰在这个时刻，一种神秘的力量把我带进了其中一位的家乡藏书楼，长久关闭的老门为我悄然打开，里边是一屋子的中国古代文化经典！
平心而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经典，毛泽东比蒋介石熟悉得多。在报纸上看到照片，他接见外宾的书房里堆满了中国古籍，而且似乎只是中国古籍。他已经感受到生命终点的临近，正急忙从两千多年前的诸子百家中选取两家，一褒一贬，作为精神文化遗嘱。他的褒贬，我不同意，但是作为一个看上去什么也不在乎的现代革命者，到最后还那么在乎两千多年前的精神价值系统，却让我吃惊。
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比较简单，他只把儒家传统当做需要守护的文化，又特别钦慕王阳明。看管藏书楼的老大爷告诉我，蒋介石曾嘱咐他的儿子蒋经国要经常到这里来读书。蒋经国忙，匆匆来过两次，没时间钻研。
军事及政治的恩怨是非姑且不予评说，但世界上确实找不到另外一个民族，一代代统治者都那么在乎历史渊源，那么在乎血缘根脉，那么在乎华夏文明。
与世界上其他古老帝国总是互相远征、互毁文明的情形不同，历代中国人内战再激烈，也只是为了争夺对华夏文明的正统继承权，因此无论胜败都不会自毁文明。即便是周边地区的游牧群落入主中原，也迟早会成为华夏文明中的一员。
这么一想，我潜迹半山的生活立即变得纯净。当时山下的形势还十分险恶，我全家的灾难仍然没有解除。但我的心态变了，好像层层叠叠的山坡山树山岚一齐拽着我蹬开了山下的浑浊喧嚣，使我飘然升腾。一些看似空泛不实的大课题浮现在眼前，而且越来越让我感受到它们的重要性。
例如，什么是华夏文明？什么是炎黄子孙？
答案在五千年之前。
但奇怪的是，在此后的五千年间，这些问题仍然被一代代地反复提出，而且似乎很难找到答案。
一切军事或政治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文化。只不过军事或政治行动总是极其繁忙又惊心动魄，构成了一个很难离得开的过程。很多人在过程中迷失了，直到最后仍拔身不出，还深深地拖累了大地。只留下一些依稀的人文余痕，却也早已支离破碎。你看眼前，一个老军人的遗产居然是一屋古籍，他的对手也是同样。面对这样的情景这样的时刻，我只有震惊没有感叹，胸中纤尘全无，火气顿消。因此，面对这些诸如“华夏文明”、“炎黄子孙”这样的大课题，也只剩下了学术理性，而不再羼杂世俗激情。
我当时想，什么时候世道靖和，我会下山，去瞻仰一些历史遗址。因为正是那些地方，决定了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此刻在山上，只能边读古籍边遥想，让心灵开始跌跌绊绊地旅行。
有时也会分神，例如下山时看到街边阅报栏上张贴的报纸，发现山下的“文革”好像又掀起了什么运动高潮，又印出了蛮横的标语口号和批判文章。我会痛苦地闭上眼睛，想念还在被关押的父亲和已经含冤而死的叔叔。回到山上后好几天，仍然回不过神来。这时就会有一场狂风暴雨在夜间袭来，把这一切狠狠地洗刷一遍，让我再回到古代。
我在早晨会轻轻地自语：黄帝，对，还是从五千年的黄帝开始，哪怕是猜测。
猜测黄帝，就是猜测我们遥远的自己。
其实，很早就有人在猜测了。
从藏书楼书架上取下写于两千一百多年前的《淮南子》，其中有一段说——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可见早在《淮南子》之前，人们不管说什么事都喜欢扯上炎帝、黄帝了，好像不这么扯就没有办法使那些事重要起来。这么扯来扯去，炎帝和黄帝的故事就编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当然也越来越不可信。结果，到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代，便出现了“愈古则材料愈多”的怪现象。
大家先是为了需要而猜测，很快把猜测当做了传说，渐渐又把传说当做了史实，越积越多。其中很多内容听起来奇奇怪怪、荒诞不经，因此司马迁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
这种情形直到今天我们还很容易体会。看看身边，越是模糊的事情总是“故事”越多，越是过去的事情总是“细节”越全，越是虚假的事情总是“证据”越硬，情形可能有点类似。
司马迁根据自己的鉴别标准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比较严格的筛选，显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职守。但是，他的《史记》还是从黄帝开始的。他确认，不管怎么说，黄帝是中国历史的起点。
这事过了整整两千年之后，被怀疑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批近代历史学家，根据欧洲的实证主义史学观，认为中国历史应该从传说中彻底解脱出来。他们把可信的历史上限划到东周，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他们认为在这之前的历史是后人伪造的，甚至断言司马迁也参加了伪造。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东周以上无史”。按照这种主张，中国历史的起点是公元前九世纪，离现在不到三千年。而黄帝的时代，虽然还无法作准确的年代推定，但估摸着也总有四五千年了吧。这一来，中国的历史被这股疑古思潮缩短了一小半。
疑古思潮体现了近代科学思维，显然具有不小的进步意义。至少，可以嘲弄一下中国民间历来喜欢把故事当做历史的浅薄顽癖。但是，这毕竟是近代科学思维的初级形态，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无法处置那些属于“集体无意识”的文化人类学课题，无法解读神话传说中所沉淀的群体密码，无法阐释混沌时代所蕴藏的神秘真实。这个问题，我在以后还会专门说一说。
其实十九世纪的西方考古学已经开始证明，很多远古传说极有可能掩埋着让人们大吃一惊的史实。例如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从一八七○年开始对于特洛伊遗址的挖掘，一八七四年对于迈锡尼遗址的挖掘，以及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斯（Arthur Evans）一九○○年对于克诺索斯王宫遗址的挖掘，都证明了《荷马史诗》和其他远古传说并非虚构。
就在伊文斯在希腊克里特岛上发掘克诺索斯王宫的同时，中国发现了甲骨文，有力地证明商代存在的真实性。这就把疑古的学者们所定的中国历史的上限公元前九世纪一下子推前到了公元前十四世纪。有些疑古学者步步为营，说“那么，公元前十四世纪之前的历史是伪造的”。其实，甲骨文中的不少材料还可以从商代推到夏代。
半山藏书楼的古代典籍和现代书刊被我反复地翻来翻去，我又发现了另外一个秘密。
那就是，在疑古思潮产生的更早一点时间，学术文化界还出现过“华夏文明外来说”。先是一些西方学者根据他们对人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