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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１９４９年，陈矮子被镇压，张先生才回到家乡。他艰难地到山上拔净了坟头的荒草，然后到乡政府要求工作。乡政府说：“你来得正好，不忙找工作，先把陈矮子帮会的案子弄弄清楚。”这一弄就弄了几年，而且越弄越不清楚。他的生活，靠帮乡人写婚丧对联、墓碑、店招、标语维持。１９５７年，有一天他喝酒喝得晕晕乎乎，在给乡政府写标语时把“东风压倒西风”写成了“西风压倒东风”。被质问时还轻描淡写地说只是受了当天天气预报的影响。此地正缺右派名额，理所当然把他补上了。
本来，右派的头衔对他倒也无啥，他反正原来就是那副朽木架子。只是一个月前，他刚刚与一个比他年长８岁的农村寡妇结婚，女人发觉他成了双料坏人，怕连累前夫留下的孩子，立即离他而去。
四年后，他右派的帽子摘了。理由是他已经改恶从善。实际上，是出于县立中学校长对政府的请求。摘帽没几天，县立中学聘请他去担任英语代课教师。县中本不设英语课，这年高考要加试外语，校长急了，要为毕业班临时突击补课。问遍全县上下，只有张先生一人懂英语。
三
他一生没有这么兴奋过。央请隔壁大娘为他整治出一套干净适体的服装，立即翻山越岭，向县城赶去。
对一群乡村孩子，要在五个月内从字母开始，突击补课到应付高考水平，实在艰难。但是，无论别人还是他，都极有信心，理由很简单，他是美国留学生。县中里学历最高的教师，也只是中师毕业。
开头一切还算顺利，到第四个星期却出了问题。那天，课文中有一句 We all love Chairman Mao，他围绕着常用词 love，补充了一些解释。他讲解道，这个词最普通的含义，乃是爱情。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例句：爱是人的生命。
当他兴致勃勃地从黑板上回过身来，整个教堂的气氛变得十分怪异。女学生全都红脸低头，几个男学生扭歪了脸，傻看着他发愕。突然，不知哪个学生先笑出声来，随即全班爆发出无法遏止的笑声。张先生惊恐地再看了一下黑板，检查有没有写错了字，随即又摸了摸头，捋了捋衣服，看自己在哪里出了洋相。笑声更响了，４０几张年轻的嘴全都张开着，抖动着，笑着他，笑着黑板，笑着爱，震耳欲聋。这天的课无法讲完了，第二天他刚刚走进教室，笑声又起，他在讲台上呆站了几分钟就出来了，来到校长办公室，声称自己身体不好，要回乡休息。
这一年，整个县中没有一人能考上大学。
张先生回家后立即脱下了那身干净服装，塞在箱角。想了一想，端出砚台，重新以写字为生。四乡的人们觉得他命运不好，不再请他写结婚对联，他唯一可写的，只是墓碑。
据风水先生说，鱼背岭是一个极好的丧葬之地，于是，整座山岭都被坟墓簇拥。坟墓中有一大半墓碑出自张先生的手笔。他的字，以柳公权为骨，以苏东坡为肌，遒劲而丰润，端庄而活泼，十分惹目。外地客人来到此山，常常会把湖光山色忘了，把茂树野花忘了，把溪涧飞瀑忘了，只观赏这一座座墓碑。死者与死者家属大多不懂此道，但都耳闻张先生字好，希望用这样的好字把自己的姓名写一遍，铭之于石，传之不朽。
乡间丧事是很舍得花钱的，张先生写墓碑的报酬足以供他日常生活之费。他好喝酒，喝了两斤黄酒之后执笔，字迹更见飞动，因此，乡间请他写墓碑，从不忘了带酒，另备酒肴三五碟。通常，乡人进屋后，总是先把酒肴在桌上整治妥当，让张先生慢悠悠喝着，同时请一年轻人在旁边磨墨，张先生是不愿用墨汁书写的。待到喝得满脸酡红，笑眯眯地站起身来，也不试笔，只是握笔凝神片刻，然后一挥而就。
乡人带来的酒，每次都在５斤以上，可供张先生喝几天。附近几家酿酒作坊，知道张先生品酒在行，经常邀他去品定各种酒的等次，后来竟把他的评语，作为互相竞争的标准，因此都尽力来讨好他。酒坛，排满了他陋室的墙角。大家嫌“张先生”的称呼过于板正，都叫他酒公，他也乐意。一家作坊甚至把他评价最高的那种酒定名为酒公酒，方圆数十里都有名气。
前年深秋，我回家乡游玩，被满山漂亮的书法惊呆。了解了张先生的身世后，我又一次上山在墓碑间徘徊。我想，这位半个多世纪前的逻辑救国论者，是用一种最潦倒、最别致的方式，让生命占据了一座小山。他平生未能用自己的学问征服过任何一个人，只能用一枝毛笔，在中国传之千年的毛笔，把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慰抚一番。可怜被他慰抚的人，既不懂逻辑，也不懂书法，于是，连墓碑上的书法，也无限寂寞。谁能反过来慰抚这种寂寞呢？只有那一排排灰褐色的酒坛。
在美国，在上海，张先生都日思夜想过这座故乡的山，祖先的山。没想到，他一生履历的终结，是越来越多的墓碑。人总要死，墓很难坍，长此以往，家乡的天地将会多么可怕！我相信，这位长于推理的逻辑学家曾一次次对笔惊恐，他在笔墨酣畅地描画着的，是一个何等样的世界！
四
偶尔，张先生也到酿酒作坊翻翻报纸。八年前，他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散文，题为《笑的忏悔》。起初只觉题目奇特，一读下去，他不禁心跳剧烈。
这篇文章出自一位在省城工作的中年人的手笔。文章是一封写给中学同班同学的公开信，作者询问老同学们是否都有同感：当自己品尝过了爱的甜苦，经历过了人生的波澜，现在正与孩子一起苦记着外语单词的时候，都会为一次愚蠢透顶的傻笑深深羞愧？
张先生那天离开酿酒作坊时的表情，使作坊工人非常奇怪。两天后，他找到乡村小学的负责人，要求讲点课，不要报酬。
他实在是命运险恶。才教课三个月，一次台风，把陈旧的校舍吹坍。那天他正在上课，拐着腿拉出了几个学生，自己被压在下面。从此，他的下肢完全瘫痪，手也不能写字了。
我见到他时他正静卧在床。我们的谈话从逻辑开始，我刚刚讲了几句金岳霖先生的逻辑思想，他就抖抖索索地把我的手紧紧拉住。他说自己将不久人世，如有可能，在他死后为他的坟墓写一方小字碑文；如没有可能，就写一幅“酒公张先生之墓”。绝不能把名字写上，因为他深感自己一生，愧对祖宗，也愧对美国、上海的师友亲朋。这个名字本身，就成了一种天大的嘲谑。
我问他小字碑文该如何写，他神情严肃地斟酌吟哦了一番，慢吞吞地口述起来：
酒公张先生，不知籍贯，不知名号，亦不知其祖宗世谱，只知其身后无嗣，孓然一人。少习西学，长而废弃，颠沛流荡，投靠无门。一身弱骨，或踟蹰于文士雅集，或颤慑于强人恶手，或惊恐于新世问诘，或惶愧于幼者哄笑，栖栖遑遑，了无定夺。释儒道皆无深缘，真善美尽数失落，终以浊酒、败墨、残肢、墓碑、编织老境。一生无甚德守，亦无甚恶行，耄年回首，每叹枉掷如许粟麦菜蔬，徒费孜孜攻读、矻矻苦吟。呜呼！故国神州，莘莘学子，愿如此潦倒颓败者，唯张先生一人。
述毕，老泪纵横。我当时就说，如此悲凉的文词，我是不愿意书写的。
张先生终于跛着腿，走完了他的旅程。现在，我书写的七字墓碑，正树立在状元坟，树立在层层墓碑的包围之中。他的四周，全是他恣肆的笔墨。他竭力讳避家族世谱，但三个坟，状元、张老先生和他的，安然并列，连成一线，像是默默地作着他曾热衷过的逻辑证明。不管怎么说，这也算给故乡的山，添了小小一景。
33、信客
一
我国广大山区的邮电网络是什麽年代健全起来的，我没有查过，记得早年在乡间，对外的通信往来主要依靠一种特殊职业的人：信客。
信客是一种私人职业，不受任何机构管理。这个地方外出谋生的人多了，少不了要带几封平安家信、带一点衣物食品的，方圆几十里又没有邮局，那就用得着信客了。信客要有一点文化，知道各大码头的情形，还要一副强健的筋骨，背得动重重的行李。
细想起来，做信客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乡间外出的人数量并不太多，他们又不集中在一个城市，因此信客的生意不大，却很费脚力。如果交通方便也就用不着信客了，信客常走的路大多七转八拐，换车调船，听他们说说都要头昏。信客如果把行李交付托运也就赚不了什麽钱，他们一概是肩挑、背驼、手提、腰缠，咬着牙齿走完坎坷长途。所带的各家各户信件货物，品种繁多，又绝对不能有任何散失和损坏，一路上只得反复数点，小心翼翼。当时大家都穷，托运费十分低廉，有时还抵不回来去盘缠，信客只得买最差的票，住最便宜的舱位，随身带点冷馒头、炒米粉充饥。
信客为远行者们效力，自己却是最困苦的远行者。一身破衣旧衫，满脸风尘，状如乞丐。
没有信客，好多乡人就不会出远门了。在很长的时期中，信客沈重的脚步，是乡村和城市的纽带。
二
我家邻村，有一个信客，年纪不小了，已经长途跋涉了二三十年。
他读过私塾，年长后外出闯码头，碰了几次壁，穷落潦倒，无以为生，回来做了信客。他做信客还有一段来由。
本来村里还有一个老信客。一次，村里一户人家的姑娘要出嫁，姑娘的父亲在上海谋生，托老信客带来两匹红绸。老信客正好要给远亲送一分礼，就裁下窄窄的一条红绸扎礼品，图个好看。没想到上海那位又托另一个人给家里带来口信，说收到红绸后看看两头有没有画着小圆圈，以防信客做手脚。这一下老信客就栽了跟头，四乡立即传开他的丑闻，以前叫他带过东西的各家都在回忆疑点，好像他家的一切都来自克扣。但他的家，破烂灰黯，值钱的东西一无所有。
老信客声辩不清，满脸凄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