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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是欧洲社会从近代走向现代的关口上一种撕裂性的精神绝望，这是社会各阶层失去原有价值坐标后的心理灾难。纳粹把这种绝望和灾难，提炼成了集团性的恐怖行为。
现代是一个平等竞争的自由天地，现代是放弃狂热迷信的理性普及，现代是对民族界限和族群等级的渐渐轻视，现代是集权梦幻和极端思维的天然障碍。
这一切照理在工业革命开始后已经逐步显现，但到了二十世纪，渐渐变成无可逆转的社会规则，尤其是二十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对德国的打击甚于其他国家，转眼间在德国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失败者和失望者，在大萧条的背景下坐立不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制造了“雅利安人高于一切”、“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迷思，又提供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的许诺，失望心理有了一个收拢点。
一九二四年，还没有成事的希特勒在狱中写了《我的奋斗》，书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概念是所谓“生存空间”。这个概念在他笔下有一种“你死我活”的性质，表达了因失去空间而难以生存的危机心理。问题是当时有这种心理的远不是他一人，否则不可能有十分之九的公民投票拥护他的独裁政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共同感受到生存危机呢答案是，社会正在转型。
在社会转型中感受到了生存空间的危机，只能产生两种可能，第一种是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来扩大空间；第二种是毁损别人的生存空间来扩张自己。显然，第一种是良性方式，第二种是恶性方式，希特勒和他领导的纳粹选择了第二种。
他们首先通过毁损犹太人的生存空间来验证自己的概念，这一招很有迷惑力。因为一般民众都希望把自己的困境归因于某个人或某个群落，于是比较崇尚实利主义、娴于商业运作的犹太人成了替罪羊。明明是自己受了时代的挑战，却被解释成一个高等民族遇到了低等民族的侵害。多年来压抑心底的嫉妒之火、无望之火、失落之火一时被堂皇的理由点燃，仇恨也就立即上升到围攻，上升到暴力。
剥夺了犹太人的生存空间，纳粹又要剥夺别国的生存空间了。
纳粹的这种行为逻辑至今还发人深思。任何社会转型落实在人群中，主要表现为生存空间的盈缩，生存方式的转移。这虽然不无残酷，却是历史的必然。旧结构的代表者以破釜沉舟的决绝方式来抗拒转型，因此会出现一种惊人的整齐和狂热。现在世界上各种以原教旨主义作标榜的宗教极端分子也是既整齐又狂热，把逼近自己身边的现代生活当作必须搏杀的魔鬼。
这大体能够说明这样一批纳粹为什么会受到总统兴登堡和旧军队的支持；而且为什么直到最后，除了那些被直接入侵的国家之外，越是现代理念强烈的国家，如英国、美国，越与它势不两立。
现在德国又出现了“新纳粹”。几乎都是年轻人，剃平头，着靴子，成天用仇恨的目光面对世界，一意要寻找攻击对象。从某些形态上，他们有点像“朋克”，但“朋克”只表现生态上的反叛，不怎么攻击他人，而“新纳粹”则以攻击他人为第一特征。他们已用恐怖袭击的方式杀害大量的外籍劳工，但即便是本国的正派人也不愿与他们靠近，怕他们寻衅攻击。
我们的德国朋友郑碧婵ＳｉｇｒｕｍＧａｒｔｈｅ小姐这次从西部赶到东部来接我们，路上就遇到好些“新纳粹”。碧婵说，这一带的“新纳粹”有点特殊，主要是原东德地区经历大幅度社会变型所产生的社会渣滓。本来可以依赖的势力系统解体了，自己又没有学会谋生的本领，完全无法面对两德统一后按照市场规律而进行的正常竞争，只好诬赖外籍劳工把他们的工作夺走了，便反过身去进行伤害。因为伤害的是“外籍”，便重新弹起了老纳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大日耳曼主义的老调。
碧婵说：“本来西方政论界习惯于把极端分子分成左翼和右翼，但他们这批人，本质倒退，形态时髦，已经说不清是什么翼了。”
听她这么说，我心里想，中国的文革在本质上也是反现代，尽管那些红卫兵、造反派都举着“破旧立新”的旗帜；而结束文革，就是开启现代。
碧婵在边上问：“现在你们中国也进入了社会大转型，这样的群体也会有不少吧？”我不知从何说起，只能漫应之曰“唔唔”。
“新纳粹”的愚蠢在于这个名称使他们必须承担老纳粹所造成的全部血腥债务，而这恰恰是老纳粹起事之初所未曾承担的。因此，在我看来，只要他们举起了这个旗号就不再可怕。新的恶行一定有新的伪装，有时还故意表现出对历史恶行的清算姿态。人们必须穿越这些烟雾，去审视它与波荡不定的群体心理是否构成了危险的交接点。
为此，我还特地去关注了一个希特勒当年在民众中演讲的状况。
早就知道希特勒当年在纳粹党内初露头角是因为他的演讲，连他自己也惊讶自己怎么会有控制全场听众的本事。我这次在欧洲几次看到希特勒演讲的电影资料片，知道了他受到欢呼的直接原因。每个演讲现场都是社会情绪的浓缩，每个听众都是一张绷紧的弦索，只需在敏感部位挥动几下就嗡嗡响成一片。希特勒的演讲不在乎逻辑，不在乎论证，却有一套有效的心理鼓动程序，在这方面实在堪称专家。他一般是哑着嗓子开头，似重病在身，似喁喁私语，与刚才慷慨激昂的其他演讲者一比好像不合时宜，但这种反差却立即打破了听众对演讲惯性的厌倦，全都提起精神来侧耳细听。就这么讲了一会儿，冷不丁地，他突然咆哮，一声比一声响，似口号，似反问，似呼吁，这自然把全场搅得掌声如潮。掌声未落他又轻声，没几句又转向洪亮。此后，高低声腔更替的频率加快，最后几乎全身用力，手舞足蹈，又戛然而止。这么一闹，无异于在一把把揉压全场听众的情绪，最后当然会迸发成集体疯狂。但是应该看到，正因为被揉压的万千心灵在当时有共同的脆弱、共同的敏感、共同的亢奋，才会贪婪地吸食他那些并不连贯的句子而陷入痴迷状态。
虽然是陈旧的电影资料片，看了还叫人害怕。即便是那么讲究理性的民族也会突然失去理性，被一种急切想通过伤害他人来扩张自己的卑劣情绪所裹卷，只待有人把这种卑劣美化成正义，便血脉贲张，摩拳擦掌，不再有起码的逻辑判断和道义防范。
我一再地设想，希特勒如果生活在今天，凭着他这样的演讲，可能什么事也成不了；但是，如果让他少一点外部表现上的歇斯底里，又找到一些不公平现象或不公正待遇的话由，再加上某种宗教成分，外貌稍稍好一点，今天的听众会怎么样历史，该如何避免或绕过这样的泥潭理性的启蒙、良知的传递、文明的呼吁，能在多大程度上阻止这类恐怖的灾难不知道。大家多加小心吧。
99、寻常威尼斯
在欧洲，威尼斯算是我比较熟悉的城市之一。
对威尼斯我还没有资格称为老朋友，但见面时早就不惊不咋，剩下的也只是平静打量，寻常话语。
不管哪一次，人总是太多，而且越来越多，我为它感到累。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世界各地的旅客，不管地区，不管老幼，也不管文化层次，都愿意先到威尼斯来呢？论风景，它说不上雄伟也说不上秀丽；说古迹，它虽然保存不少却大多上不了等级；说风情，它只知忙忙碌碌，没有太多刺激性的奉献；说美食，说特产，虽可列举几样却也不能见胜于欧洲各地。那么，究竟凭什么？我觉得，主要是凭它有趣的生态景观。
首先，它身在现代居然没有车马之喧。一切交通只靠船楫和步行，因此它的城市经络便是蛛网般的河道和小巷。这种水城别处也有，却没有它纯粹。对世界各国的多数旅客来说，徜徉于威尼斯的河道小巷，就像来到童年时代的梦境；其次，这座纯粹的水城紧贴大海，曾经是世界的门户、欧洲的重心、地中海的霸主、莎士比亚的话题。甚至一度，还是自由的营地、人才的仓库、教廷的异数。它的昔日光辉，都留下了遗迹，而主要遗迹便是水边那一栋栋紧密排列又不大清楚年代和归属的楼房，包括那些教堂和广场。这使历史成为河岸景观，旅客行船阅读历史，读得质感又读得粗糙。此间似乎有点象征在我看来，这种行船方式非常符合多数旅客不喜欢粘滞历史却喜欢浏览历史的中学生心理；再次，它虽然那么特殊又那么有趣，却拥挤着密密层层的商市，把自己和周边地区历史上最让外人喜悦的工艺品集中呈现，再加上品类各异的食肆，以便游客留连。更重要的是，它没有世界某些旅游地那种任眼花缭乱的低层次摊贩拉扯游客的喧闹，给人一种无须躲避什么的安全感。一个个门面那么狭小又那么典雅，轻手轻脚进入，只见店主人以嘴角的微笑作欢迎后就不再看你，任你选择或离开，这种气氛十分迷人。
……
当然还有更多的精彩处，但我按平常目光看来，大致就是这样。
不幸的是，正是这些优点，给它带来了祸害。既然大家是来看一种有趣的生态景观，那就要设法保护，防止损坏。但保护山岩、瀑布容易，保护文物、古迹困难，保护生态景观更是难而又难。
小巷只能让它这么小着；老楼只能让它在水边浸着；那么多人来来往往，也只能让一艘艘小船解缆系缆地麻烦着；白天临海气势不凡，黑夜只能让狂恶的海潮一次次威胁着；区区的旅游收入当然抵不过拦海大坝的筑造费用和治理污染、维修危房的支出，也只能让议员、学者、市民们一次次呼吁着。
大家难道没有注意到，墙上的警戒线表明，近三十年来，海潮淹城已经一百余次；大家难道没有发现，运河边被污水浸泡的很多老屋，早已是风烛残年、岌岌可危，弯曲的小河道已经发出阵阵恶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