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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他已从那个形而上的层面走向了社会现实，对此他并不后悔。
问了很多捷克朋友，他们对于选择哈维尔，也不后悔。他们说，文化使他具有了象征性，但他居然没有僵持在象征中，让捷克人时时享受来自权力顶峰的美丽思想和美丽语言，又经常可以在大街和咖啡馆看到他和夫人的平凡身影。问他的缺点，有的捷克朋友说，文人当政，可能太软弱，该强硬的时候不够强硬。但另外一些捷克朋友不同意，说他当政之初曾有不少人建议他厉害一点，甚至具体地提醒他不妨偶尔拍拍桌子，哈维尔回答说：“捷克需要的不是强硬，而是教养。”
97、闲话旅游
日内瓦的一个夜晚，我们在一家木屋餐厅用完晚餐，正想起身回旅馆，却发现屋外早已大雨滂沱，无法出门，只好重新坐下。
我和两位新近赶来与我们一起考察的记者坐在外间的一角聊天，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采访的机会，便打开袖珍录音机开始提问。
他们问：考察至今，觉得欧洲有哪一些方面最值得中国学习？我说，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脱了很多课，初一看是科学技术上的课，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上的课。这事说来话长，但这一路上给我们直观感受最深的是两点，一是在欧洲，传统文化与创新精神并行不悖，共臻极致；二是在欧洲，个体自由和互相尊重并行不悖，形成公德。相比之下，真不知道我们中国为什么总是把这些对应性文化范畴看成你死我活的对头，结果两败俱伤。这一伤，几乎伤及了所有的文化人，使他们全都充满了沉重的失败感和悲剧感。
对此我们找了不少原因，然后一起感慨：要在这些方面追赶欧洲，将是长期的事情，焦急不得。
“那么，可以被快速仿效的有哪些事情，能举出一件吗？”他们问。
“旅游。”我回答，“不仅自己外出旅游，而且欢迎别人到自己的地域来旅游。众目睽睽的流动性注意力是一所最好的学校，足以使山河重整、人格再造。”
我的这个说法使他们有点吃惊。“旅游”他们疑惑地重复着。
于是我们就这个问题讨论起来。
这些年，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讶异地发现，他们成本最低、升值最快的稳定收入，居然不是那些名震全球的飞机、汽车、时装、葡萄酒制造业、海洋航运业、矿产开采业，而是旅游业；与此同时，一些最贫困的国家百业凋敝，也是靠旅游业在支撑着国民经济。贫富两极都是如此，中间状态的国家当然也差不多。在欧洲，尽管人口密度不高，但到处都是浩浩荡荡的旅游者队伍。连老人们对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安排，最重要的一项也是旅游，而欧洲之外的老人，则把欧洲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
原来在国内，已经觉得外国人来了不少，但那是与过去比。到国外系统地考察一圈，才知道中国还远远没有成为国际旅游的热门地带。然而几乎所有的旅游从业人员都知道，各国游客最向往、因此也最有旅游潜力的地方就是中国。联合国有关研究部门也已发布了这样的预测结论，说中国必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旅游终点国，而中国人外出旅游的数量也将非常可观。
那么，目前中国的障碍在哪里呢？首先是观念障碍。虽然中国古人提出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生原则，但那只适合太平盛世的读书人。在中国古代，太平盛世不多，读书人数量很少，愿意摆脱科举诱惑而跋涉旷野的读书人更是少而又少。因此，在多数中国人心中真正占据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安土重迁”的封闭观念。中国文化的理想一脉，是老子所说的“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这种境界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又有生动描述，传播广远。作为这些观念的实际成果，中国历代“超稳定”的社会生活，确实不主张与外部世界热情交往，不倡导离家乡族宗独自出行。这种观念到现代有了不少突破，但旅游这个概念仍然难于堂皇立足，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游山玩水”终究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消极命题。近年来由于看中旅游对国内消费的拉动，对劳动力市场的缓释，实行了明智的长假期制度，但这还只是一个权宜性的经济策略，尚未冲击整体文化心态。
由于观念的障碍，随之产生了一系列其他障碍，使中国旅游业还处于比较幼稚的起步阶段。例如，在真实的风景胜地营造虚拟的主题公园，在文化遗迹现场设置现代游乐常葫，全然本末倒置、买椟还珠。很多人把旅游看成一种被刻意指定的造作行为，不相信自然状态的城镇、乡村、海滩是上佳的游观对象。
这便与欧洲产生了明显的对比。在欧洲，旅游的概念拓得很宽，即使是那些不发达国家，很多普通家庭都有接待外国旅客的能力，大量寻常道路都有完全符合国际规范的路标、加油站、咖啡馆和厕所。
说到厕所大家都笑了。这确实是一个最琐碎又最重要的标志，很多国际旅客产生“不安全感”，不是由于土匪盗贼，而是由于厕所。我曾听不少到过中国的欧洲旅客说，中国现在星级饭店的设备超过外国同一等级，公路交通也畅达无碍，最让外国旅客却步的因素，就是沿途厕所。他们不理解，在劳动力非常丰裕、管理权力比较有效的中国，为什么一直做不好这件小事呢？中国人历来好客，即便在贫困年代也会尽力把外宾的衣食住行收拾妥帖，但他们无法想象，自己的日常生活常葫也可能是人家的游观对象。说到底这还是出于对旅游的误解。当他们终于明白，一个旅游大国的任何地方都会出现客人自由的脚步，那么，他们的待客之道也就变成了待己之道，因为唯一的办法是改变整体生态。
这也正是我们对中国的旅游业抱有厚望的原因。即便仅仅为了发展旅游，华夏大地也会被整治得更加像模像样。
以尼斯为中心，西起戛纳，东至摩纳哥，是世界闻名的“蓝色海岸”度假胜地。
风景好、气候好，固然是客观条件，但还不足以成为胜地。按照我们的习惯观念，接下来的条件一定是历史古迹了，如果没有也要从传说故事中拼凑，但无论是尼斯、戛纳还是摩纳哥，几乎都没有什么历史古迹。
“蓝色海岸”作为度假胜地的最早起点，是一八三四年。一位叫布鲁厄姆的英国勋爵途经此处去意大利，不巧因霍乱流行边界封锁，只能滞留于当时还只是一个渔村的戛纳，滞留期间他惊喜地发现此地风景宜人，决定建造别墅。他的这个戏剧性决定引起了英国上层社会的好奇，大家随之而来，都没有失望。后来连维多利亚女皇也来了，那就引起轰动，这一带一时名震欧洲，成了上层社会竞相购地建筑别墅的所在。于是公共设施也逐渐完善起来，在整体吸引力上形成良性循环。
可见，此间作为旅游胜地，基础是风景气候，而关键则是现代高层度假生态的构建。
这种高层度假生态一旦构建，又成为自然风景之外的第二景观。在此之前人们长期无奈于一种可恼的逆反逻辑：风景名胜中缺少生活方便，而生活方便处则缺少自然景观。山陬海隅的高层度假生态改变了这种逆反逻辑，营造了人与自然在生活状态上的相悦相欢。因此，这种生活状态也就具备了观赏价值。今天到“蓝色海岸”游观的旅人，目光总是兼及两边，一边是浩瀚无际的地中海，一边是多彩多姿的别墅群，真可谓在领略一种“人化自然”。
站在“蓝色海岸”，我们还会对历史古迹在旅游中的地位，产生更达观的想法。
黑格尔在《美学》中反复强调，并不是一切历史事件都能成为艺术题材，连历史学家也不会到剧场中研究历史，更不要说一般观众了。同样的道理，多数游人也不会把旅行当作考古行为。中国文化界历来重苦涩而轻愉悦，因此对自然景物也注重于文化学术层面，而不屑分解它们的审美享受功能，这是一种巨大的遗憾。大好河山永远让它们承载历史太劳累了，应该让它们轻松一点、浅显一点。
我认为判断一个历史古迹是否具备普遍游观价值，除了审视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外，还要看三个附带性条件：
一，有没有具备令人一振的外观形象；二，有没有留下精彩而又著名的诗文记述；三，能不能引起具体而又传奇的生态联想。
第一条关及旅游美学的起点和终点，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二条是寻找文化扶手，投靠审美范式，也为常人所必需；第三条最复杂，需要解释几句。
生态联想实际上是一种“移情”，但必须具体，有实物参证。古战场也能引起人们联想，但大多很不具体，缺少实物参证，容易流入概念化的虚泛，因此，除了特例，很少有游人光顾。但是一座古堡或一所监狱可能就不同了，有地形可以审视，有阶梯可以攀爬，有老窗可以张望，有纪录可以查阅，结果身处其间，便能产生对当年堡主生活的诸般遐想。
一般的考古发掘现场、繁杂的所谓名人故居，大多缺少外观吸引力和特殊的生态联想，因此除了特定的文化旅行者之外，不能对它们的普遍游观价值抱太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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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落伍的疯狂
在柏林街头还能找到很多纳粹活动的遗址。留下了遗址，也就留下了记忆。
一切有关纳粹的记忆，并不是一场偶然的噩梦。这是历史的产物、民族的产物，具有研究的普遍价值。要不然，这些古老的街道和坚固的房子，这个严肃的人种和智慧的群体，不会无缘无故地突然癫狂起来。
我认为，这是欧洲社会从近代走向现代的关口上一种撕裂性的精神绝望，这是社会各阶层失去原有价值坐标后的心理灾难。纳粹把这种绝望和灾难，提炼成了集团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