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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传授，一种全新的纺织品驰誉神州大地，四方人士赞美道：“松郡棉布，衣被天下”。
从海南岛黎族姊妹手中汲取了技能，竟然给整个中原都带来了温暖！黄道婆北返时元朝灭宋朝已有十七八年，流放海南的主战派人士的幻想早成泡影，海南给予中原的，不是旧朝的残梦，不是勃郁的血性，而只是纤纤素手中的缕缕棉纱、柔柔布帛。原代统治者是骑着蒙古马、挟着朔风南下的，元代寒冷吗？不怕，海南回来的黄道婆已经“衣被天下”。改朝换代的是非曲直很难争得明白，但不必争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前辈都穿过棉衣棉布，都分享过海南岛女性文明的热量。
元代易过，到了明代，海南岛开始培育出了接受儒家正规教育而又土生土长的温和名人。苏东坡、李光等流放者当年在教育事业上的播种终于有了收成，契合老子“贵柔守雌”哲学的土地开始需要补充一种“治国平天下”的儒家责任。
最著名的自然是邱浚。还在少年时代，这位出生在海南岛琼山下田村的聪明孩子已经吟出一首以五指山为题的诗。让人吃惊的不是少年吟诗，而是这首诗居然真的把巍巍五指山比作一只巨大无比的手，撑起了中华半壁云天，不仅在云天中摘星、弄云、逗月，而且还要远远地指点中原江山！这不是在伸张一种雄心勃勃、问鼎中原的男子汉精神吗？
果然，这位邱浚科举高中，仕途顺达，直至礼部尚书、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不仅学问渊博，而且政绩卓著，官声很好。多年前我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一书中曾严厉批评过他写的传奇《五伦全备记》，我至今仍不喜欢这个剧本，但当我接触了不少前所未见的材料之后却对他的人品有了更多的尊重。特别是他官做得越大越思念家乡的那番情意，让我十分动心。孝宗皇帝极信任他，喜欢与他下棋，据说他每下一子就在口中念念有词：“将军，海南钱粮减三分”，皇帝以为是民间下棋的口头禅，也跟着念叨，没想到皇帝一念邱浚就立即下跪谢恩，军无戏言，海南赋税也就减免三分。即便这事带点玩闹性质，年迈的大臣为了故乡扑通跪下的情景还是颇为感人的。邱浚晚年一再要求辞官回乡，写了大量的思乡诗：
百计思归未得归，梦魂夜夜到庭闱。
愁心苦似丸和胆，泪点多如线在衣。
老来肌骨怕寒侵，无夜家院不上心。
预报吾儿扫门径，乞骸早晚便投簪。
一位早年意欲指点中原江山的高官，到头来只想逃离中原回归故乡，海南岛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呢？邱浚晚年思乡病之严重，在历代官场中都是罕见的。七十老人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的回乡呓语，把“治国平天下”的儒家豪情消蚀得差不多了，心中只剩下那个温柔宁静的海岛。
邱浚最终死于北京，回海南的只是他的灵柩。邱浚的后人一代代住在他生前天天想念的下田村，他的曾孙叫邱郊，在村中结识了一个在学问上很用功的朋友，经常过从，这位朋友的名字后来响彻九州，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几乎妇孺皆知了：海瑞。海瑞的行止体现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阳刚风骨，甚至身后数百年依然让人害怕让人赞扬。与邱浚一样，海瑞对家乡也是情深意笃：罢了官，就回家乡安静住着，复了职，到了那儿都要踮脚南望。他一直认为海南岛完全可以称为一个政善民安、风调雨顺的理想王国，而他的铮铮风骨，正出自这种朴实的理想。海瑞最后也像邱浚一样死于任上，灵柩回乡抬到琼山县滨涯村时缆绳突然神秘地绷断，于是就地安葬。
邱浚和海瑞这两位同村名人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幼年丧父，完全由母亲一手带大的。我想这也是他们到老都对故乡有一种深刻依恋感的原因，尽管那时他们的母亲早已不在。冲天撼地的阳刚，冥冥中仍然偎依在女性的怀抱。
他们身居高位而客死他乡，使我联想到海明威笔下那头在“上帝的庙殿”高峰近旁冻僵风干的豹子。海明威问：“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我相信邱浚、海瑞临死前也曾这样自问。答案还没有找到，他们已经冻僵。
冻僵前的最后一个目光，当然投向远处温热的家乡，但在家乡，又有很多豹子愿意向别处出发去寻找一点什么。正当邱浚和海瑞在官任上苦思家乡的时候，家乡的不少百姓却由于种种原因挥泪远航，向南洋和世界其他地方去谋求生路，从天涯走向更远的天涯，这便形成了明清两代不断增加的琼侨队伍。海南的风韵，从此在世界各地播扬。
不管走得多远，关键时刻还得来。一八八七年五月，海南岛文昌县昌洒镇古路园村回来一位年轻的华侨，他叫宋耀如，专程从美洲赶来看看思念已久的家乡，每天手摇葵扇在路口大树下乘凉，很客气地与乡亲们聊天，住了一个多星期便离开了。后来才知道，这是他在操办人生大事前特到家乡来默默地请一次安。他到了上海即与浙江余姚的女子倪桂珍结婚，他们的三个女儿将对中国的一代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宋史三姊妹谁也没有忘记自己是海南人，现代中国人则从她们高人一筹的见识和仪态万方的姿容中，重新领略了海南的女性文明。
但是，她们一辈子浪迹四海，谁也没能回去。有一天，宋庆龄女士遇见一位原先并不认识的将军，听说将军是海南文昌人就忍不住脱口叫一声“哥哥”，将军也就亲热地叫这位名扬国际的高贵女性“妹妹”。与此同时，远在台湾的宋美龄女士为重印清朝咸丰八年的《文昌县志》郑重其事地执笔题写了书名。
对她们来说，家乡，竟成了真正难于抵达的天涯。
只能贸然叫一声哥哥，只能怅然写一个书名。而她们作为海南女性的目光，给森然的中国现代史带来了几多水气，几多温馨。
不怕历史学家见笑，以上所述，便是我心目中的海南历史。
读者从我的叙述中已经可以感到，我特别看重海南历史中的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我认为这是海南的灵魂。
这并不是胡乱臆断。你看不管这座岛的实际年龄是多少，正儿八经把它纳入中华文明的是那位叫冼夫人的女性；海南岛对整个中国的各种贡献中，最大的一项是由另一位叫黄道婆的女性完成的；直到现代，还出了三位海南籍的姊妹名播远近。使我深感惊讶的是，这些女性几乎都产生在乱世，冼夫人出现于南北朝时代，黄道婆来往于宋、元两代更替期，宋氏三姊妹则活跃于二十世纪的战乱中，越是乱世越需要女性，因此也总是在乱世，海南岛一次次对整个中国发挥着独特的功能。
女性文明很自然地派生出了家园文明。苏东坡、李光他们泪涔涔地来了，遇到了家园文明，很快破涕为笑；海瑞、邱浚他们气昂昂地走了，放不下家园文明，终于乐极生悲。海南籍的华侨闯荡四海，在所有的华侨中他们可能是乡土意识最浓的一群，也是由于这种家园文明。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的最终魅力，在于寻常形态的人情物理，在于自然形态的人道民生。本来，这是一切文明的基础部位，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在中国，过于漫长的历史，过于发达的智谋，过于铺张的激情，过于讲究的排场，使寻常和自然反而变得稀有。尽管释、儒、道的大师们都曾呼唤它们，但呼唤的原因正在于有太多的失落。
失落了寻常形态和自然形态，人们就长久地为种种反常的设想激动着、模拟着。怎么成为圣贤？如何做得英豪？大忠大奸怎样划分？丰功伟绩如何创建？什么叫气贯长虹？什么叫名垂青史？什么叫中流砥柱？什么叫平反昭雪？……这些堂皇而激烈的命题，竟然普及于社会、渗透于历史，而事实上这些命题出现的概率究竟有多大，而且又有多少真实性呢？与之相反，有关一个普通人的存在状态，有关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物件，有关人类周围的植物和动物，有关世俗风习、人间情怀，虽然天天遇到，人人遇到，处处遇到，却一直被中国主流文化搁弃着、冷落着。于是，偌大一块国土，反常形态严重饱和，寻常形态极其稀薄。事实上并没有几个人做得了圣贤和英豪，那就只能凭借争斗来决定胜负；争斗一旦开始，非此即彼，你死我活，更不会有寻常形态的存身之地了。结果，九州大地时时成为一块广阔无比的“铁板烧”，负载着一个个火烫的话题嗤嗤地冒着热气，失去了可触可摸的正常温度。
幸好有一道海峡，挡住了中原大地的燥热和酷寒，让海南岛保留住了寻常形态和自然形态，固守着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怡然自得。然而，只要它与大陆发生关系，它的这种文明形态就具有了反叛性和挑战性。它对海峡对岸那种反常的激动表现出漠然，它对时代相传的价值观念表现出蔑视，它让副宰相李光兴冲冲地去打听猪价，它让大诗人苏东坡醉迷迷地去寻觅牛粪，它让朝廷重臣邱浚夜夜垂泪，它让千古清官海瑞乐而忘返，它借用冼夫人和黄道婆的双手，轻松而又麻利地对一个个流落到海南的英雄或败将作寻常化处理，把他洗刷、还原，还原成平静而实在的普通人。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违反生活常态的争斗说到底是没有多少是非曲直可言的，而海南岛天真未凿的寻常生态则常常使争斗双方同时显得无聊。违反生活常态的争斗会使参与者和旁观者逐渐迷失，而寻常生态却以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基元性和恒久性使人们重新清醒，败火理气，返璞归真。我认为，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实质性的进步，都是由于从种种不正常状态返回到了常识、常理、常态，返回到了人情物理，人道民生。包括我们亲历的当代历史进程，也是如此。中国人在二十世纪末期终于开始了这种返回，实在是中国人，也是二十世纪的莫大福分。
回想起来，我们从小就是在一种反常的文化气氛中长大的，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