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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老人的年龄也有积极的缓释功能，为中青年的社会减轻负担。不负责任的中青年用不正当的宠溺败坏了老人的年龄，但老人中毕竟还有冷静的智者，默默固守着年岁给予的淡然和尊严。多年前我本人就遇到过这样一个事件，所受的诬陷全然由于年龄的差距而不想洗刷，但又由于这种年龄差距被对方反复强调而引出了一大批不知真相的老人，颤巍巍、气咻咻地一起上阵，怒目而视，顿使形势十分紧张。正不知所措之际，突然收到了年龄比对方所有的人更加高得多的黄佐临先生写自医院的一封信。这是他生命的最后年月，老人躺在病榻上突然听到了一片苍老的叫骂声，却没见到我答辩，便推断我遇到了年龄上的麻烦。他知道只有拿出他的高龄才能有效地帮我，便向护士要过纸笔抖抖索索地写起信来。也许他还担心自己一个人的高龄还不足以在我心中消解一群人的年龄包围圈，居然又抬出了他的老师萧伯纳。
他在信中说，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正在英国留学的他决心回国参加抗战，便到自己的老师萧伯纳家里去告别。坐在萧伯纳的壁炉前，猛然看到壁炉上刻着三行字——
他们骂了，
骂些什么？
让他们骂去！
黄佐临先生在信中对我说，萧伯纳真不在乎别人骂吗？那倒不见得，如果真不在乎，为什么要把这样的句子刻在壁炉上？但他故意镌刻，时时自警自嘲，表明他的精神状态确实要比别人健康一点。
收到这封信的那一天，我没有吃饭，一个人长久地坐在龙华公园中出神。再淡的口气在特定情境下也会变得很浓，当时老人这番话的实际浓度简直无与伦比。我立即就不在乎自己的处境了，一味想着高龄的特殊魅力。年龄本不该被太多利用的，因为它带有天然的不公平性和无法辩驳性，但一旦真被利用了，出现了霉气十足的年龄霸权，那也不要怕，不知什么地方银发一闪，冷不丁地出现一个能够降伏它们的高神。烟尘散去，只剩下这位高神的笑容隐约在天际，而此时天下，早已月白风清。一双即将握别世界的手，向我指点了一种诗化的神圣。
由此想到，中青年的世界再强悍，也经常需要一些苍老的手来救助。平时不容易见到，一旦有事则及时伸出，救助过后又立即消失，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是一种早已退出社会主体的隐性文化和柔性文化，隐柔中沉积着岁月的硬度，能使后人一时启悟，如与天人对晤。老年的魅力，理应在这样的高位上偶尔显露。不要驱使，不要强求，不要哄抬，只让他们成为人生的写意笔墨，似淡似浓，似有似无。
谈老年，最后避不开死亡的问题。
不少人把死亡看成是人生哲学中最大的问题，是解开生命之谜的钥匙，此处不作评述，我感兴趣的只是，有没有可能让死亡也走向诗化？
年迈的曹禺照着镜子说，上帝先让人们丑陋，然后使他们不再惧怕死亡。这种说法非常机智，却过于悲凉，悲凉中又带着潇洒。
见一位老人以杂文的方式发表遗嘱，说自己死后只希望三位牌友聚集在厕所里，把骨灰向着抽水马桶倾倒，一按水阀，三声大笑。这是另一种潇洒，潇洒得过于彻底。
我喜欢罗素的一个比喻，仅仅一个比喻就把死亡的诗化意义挖掘出来了，挖掘得合情合理，不包含任何廉价的宽慰。
罗素说，生命是一条江，发源于远处，蜿蜒于大地，上游是青年时代，中游是中年时代，下游是老年时代。上游狭窄而湍急，下游宽阔而平静。什么是死亡？死亡就是江入大海，大海接纳了江河，又结束了江河。
真是说得不错，让人心旷神怡。
另一个把大海与死亡连在一起的比喻也很精彩，那是美国一位叫舒瓦茨的社会学教授在自己临死前讲给自己的学生听的。舒瓦茨说——
海洋里的一朵浪花，漂流了无数个春秋，突然发现快要撞击到海岸。它知道末日来临，神情黯然。但它看到身边的一朵大浪花面对末日依然兴高采烈，便十分奇怪。
大浪花告诉它：记住，你不是浪花，你本来就是大海的一部分！
浪花是一种存在，又是一种虚幻，唯一真实的只是涌出无数浪花、又涌灭无数浪花的大海。这个寓言，意味深长。
死亡既是如此，由此回过头去审视老年，能不诗意沛然？
这是一个终于告别了黄土峡谷、拦洪堤坝、功过恩怨、险情奇景的年岁，潮润的海风已弥漫于口鼻之间。
涛声隐隐，群鸥翱翔。
一个真正诗化了的年岁。
70、绑匪的纸条
我是长年的旅行者，一年中有一大半时间在路上，因此家里不订报刊杂志，订了也没法看。说来惭愧，我读的报纸大多是机场、码头随买随丢的那些刑侦破案读物。选择的标准有两条，一是材料必须出自于正规的司法机关，二是必须真人真事，如实报道，不能有文学描写。一般所谓的“法制文学”，我还来不及去看。
读这些刑侦报道，原来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后来几乎成了习惯。也曾自警是否阅读品位下堕，但仔细一想又觉得未必。历来我接触最多的是文艺作品，而当今许多文艺作品的通病是虚假而又令人厌倦；这些刑案报道正恰相反，既真实又有吸引力。这种巨大的逆反带给我一种兴奋，有时甚至还想推荐给文化界的朋友也屈尊读几篇。
当然，我读这些报道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在这些充满暴力和血腥的字里行间，我看到的不是一个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隔绝的怪异世界，而是处处与我们的身边相连。刑案是生活的极端状态，而极端状态总会集中社会神经的末梢，关及正常部位的痛痒，具有不少思考价值。
你看手边正好有一份法制文摘，刊登了一九九七年八月一日在湖北省破获的一起绑票杀人案，读起来就很有意思。
这起绑票杀人案其实早在八年前就发生了，侦查了很久没有结果，基本上已成了一个旧年悬案，搁置在那里。去年，一位名叫吴忠义的刑侦专家随手翻阅旧案卷，偶然地发现案卷中保留着一张绑匪写的纸条。他先匆匆瞟一眼，突然若有所思。很快，他决定重新侦查此案，而侦查的范围，划定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间。
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纸条给了刑侦专家一个重新判断的机会？
那张纸条上其实只写了十九个字，六个标点符号。其文曰：
过桥，顺墙根，向右，见一亭，亭边一倒凳，其下有信。
写这张纸条的罪犯是在向受害者的家属指点藏信的所在，他竭力想把句子缩到最短，减少信号量，但他忘了，文字越简缩越能显现一个人的文化功底。
请看这十九个字，罪犯为了把藏信的地点说清楚，不用东西南北、几步几米的一般定位法，而是用动词来一路指引，这在修辞上显然是极聪明的选择。四个指引词，“过、顺、向、见”，准确而不重复，简直难于删改。特别是那个“见”字，用在此处，连一般精通文字的写作人也不容易办到。多数会写成“有”，但只有用“见”，才能保持住被指引者的主观视角。更有趣的是，这个句子读起来既有节奏又有音韵，在两个“二三”结构的重复后接一个“五四”结构，每个结构末尾都押韵，十分顺口。罪犯当然不会在这里故意卖弄文采，只能是长期读古文、写旧体诗的习惯的自然流露。如果他自己发觉了这种流露，一定会掩盖的，但他没有发觉，可见实在成了一种表述本能。时至今日，能有这般表述本能的人已经不多，因此侦查的范围可缩得很小。
那地方有一所大学。很快破案，罪犯是一个大学教师。
谁揭发了他？文化。
高智商犯罪，早已屡见不鲜，监狱里关着大量聪明人，这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了。但对这个人，我们仍会沉思片刻。原因是他与“文化”这个概念牵扯得不明不白，使我们对“文化”也疑惑起来。
他的文化水平高吗？答案是肯定的；他是文化人吗？答案先是肯定的，后是犹豫的。犹豫的理由，是觉得“文化人”这个称呼似乎还应该有一些品德上的限定。但也只是“似乎”而已，实际上限定不到哪里去，因为既然已经承认他文化水平高，那么“文化”这个概念本身，显然没有这方面的限定。
这就是说，文化未必有太大的排恶功能。没有排恶功能的事情多得很，但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太宏大了，形象一大以为它什么都行，于是产生误会。一个人能写一笔漂亮的毛笔宇，连不认识他的人也会猜测他通体文雅；一个孩子捧着一本书在读，做家长的便笑逐颜开；一个求职者取出一份学历证明，单位领导就频频点头；更奇怪的是，一个商人有点文化，就被称之为“儒商”，即便他极尽诈骗之能事也丢不掉这个招牌，相反，一个文化不高的商人哪怕再讲信用，人们仍然会从文化上轻视他。于是他们只能让自己的孩子去读贵族学校之类，只为一洗文化上的耻辱，至于品德人格，则就不管了。这一切已成为一种社会秩序和心理习惯，诱使更多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地去靠贴文化。在未必有排恶功能的地方出现如此拥挤的局面，非出事不可。
我不止一次听人们这样说：“那些年轻人做坏事，是因为缺少文化。”但是，文化在哪一点上，可以防止人们做坏事？有人解释道，文化可以使人读很多书，知道世上有很多好人好事足以效仿。那么事实早已反驳，天下最毒辣的阴谋、最凶险的恶念，也是通过文字来传达的，而传达的文宇，很可能是典雅的文言文。
例如我们正在说的这个沦为绑匪的大学教师，他那堪称精雅的文词功能，与他的犯罪是否有根本的冲突？没有。至多与善良人的想象稍稍有一点不协调罢了。他完全可以吟咏着“无毒不丈夫”的句子，翻阅着一本本厚厚的权谋生存典籍，然后用流利的笔触写下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