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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压着无法卸除的重担，再准确的发现往往也无法实现。既然无法实现，就不要太在乎发现，即使是“唯一”也只能淡然颔首、随手挥别。此间情景，只要能平静地表述出来，也已经是人类对自身的嘲谑。
更大的嘲谑是年龄的错位。为什么把择定终身的职责，交付给半懂不懂的年岁？为什么把成熟的眼光，延误地出现在早已收获过了的荒原？只要人类存在，大概永远也逆转不了这种错位，因此这种嘲谑几乎找不到摆脱的彼岸。
由此可见，仅年龄一端，人生的况味也可品咂得难以言表。我认为很多作家躲开这个问题不是由于疏忽，而是由于害怕。这个井口看似平常，但伸头一看却深不可测。阴冷的水气带出了大地掩藏着的重重怪异，更要命的是，晃荡的井水居然还照出了自己的面影。有多少人愿意长久地逼视那个变了形的自己呢？只能赶快走开。井口外面的话题很多，转移注意并不困难。
想出这个井口的比喻我把自己也吓着了。是啊，人生的许多问题是不能太往深里想的，从小村里的老人们就最怕我们到井边去，怕我们受凉中邪，更怕我们掉进去，现在进一步明白，即便人不掉进去，思想掉进去也很难挣扎出来。你看，把年龄问题稍稍想深一点就会引发出对人的生命程序的整体嘲谑，甚至扩大至对爱情、婚姻的整体嘲谑，这又如何了得！相对论可以一论再论，哥德巴赫猜想可以一猜再猜，但人生的问题却只可作泛论而不能作深究。永远的启蒙调教，永远的浅尝辄止。正由于此，我虽然至今重视人生况味在艺术创作中的地位，但又明白不能把这件事做得过分。对人生的过度深究会造成人们群体性的“反刍效应”和“恶心效应”，从心理上加剧人类遇到的危机。
因此，只能回归泛论。
青年：歌颂的陷阱
泛论年龄，出发点只是经验。经验应该具有说服力的吧？其实未必。人类的很多经验是屈从于常规说法的，一旦超出于常规说法连自己都疑惑起来。然而，人生是我们都在经历的，年龄是我们自己的年龄，即便对于我们尚未抵达的年龄阶段至少也有足够的观察经验，我们如果在人生年龄问题上也放弃了独立的发言权，那还会有什么其它属于自己的声音投向这个世界？
为此，我要延续上文已经开始的话题，不赞成太多地歌颂青年，而坚持认为那是一个充满陷阱的时代。陷阱一生都会遇到，但青年时代的陷阱最多、最大、最险。
反复歌颂一片布满陷阱的土地，其后果可想而知。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要不断地重复这个恶作剧，甚至看到了一代代残酷的后果仍不知收敛。我相信这中间一定有不负责任的社会活动家和阴险的政客故意设置的计谋，他们对青年的歌颂是以怂恿的方式达到招募的目的。其中比较可以原谅的是一些理性水平不高的老人，他们以歌颂来缅怀已逝的岁月，以失落者的身份追寻失落前的梦幻。
老人歌颂青年时代，大多着眼于青年时代拥有无限的可能性。但他们忘了，这种可能性落实在一个具体个人身上，往往是窄路一条。错选了一种可能，也便失落了其它可能。说起来青年人日子还长，还可不断地重新选择，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是由种种社会关系和客观条件限定在那里的，重新选择的自由度并不很大。“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剧处处发生，只不过多数失足看起来不像失足而已。
即从最小的事例来看，社会上从事表演艺术的人浩浩荡荡，为什么真正像样的演员总是寥若晨星，而绝大多数不管怎么训练也不大成器呢？追根溯源，大多是一开始学僵了、学疲了，再也扭不过来。写作也是一样，世间能动笔的人何止千万，他们的脑子也都管用，为什么多数人笔耕一辈子都跳不出那个不高的等级呢？原因也是一开头进错了门，拜错了师，走岔了道，怎么也绕不回去了。这些事情的根子，都是在青年时代种下的。种下的时分，耳边一片赞扬声。
这还只是在说技能，如果要说到品德，改易更难。一个人横贯终生的品德基本上都是在青年时代形成的，可惜在那个至关重要的时代，青年人受到的正面鼓动永远是为成功而搏斗，而一般所谓的成功总是打有排他性、自私性的印记。结果，脸颊上还没有皱纹的他们，却在品德上挖下了一个个看不见的黑洞。
在我的记忆中，认真指出青年时代险恶陷阱的是王安石，他那篇只有二百多字的短文《伤仲永》道出了人人都见到过的事例，却仍然让大家十分震惊。王安石认为，天下是会出现几个真正杰出的天才少年的，但即便是他们，也未必能成为人才，沦落的可能比成才的可能大得多；天才尚且如此，大量非天才的情况更是不言而喻。王安石用旁观者的平静笔触，勾勒了一个天才少年沧于平庸的过程，平庸得那么自然又那么必然。
除王安石之外，为少年和青年说点扫兴话、警惕话的人实在太少了。永远在歌颂他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风华正茂、英姿飒爽……就这样送走了一批又一批，送到哪里去了，送到什么里程就不再歌颂也不值得歌颂了，却不知道。
历史上也有一些深刻的哲人，以歌颂青年来弘扬社会的生命力。这是一帖疗世药方，特别对一个古老而疲惫的帝国更有特殊意义，但用药也要适度，需要受到充分的理性控制。因为这里显然横亘着一种二律背反：越是坚固的对象越需要鼓动青年去对付，但他们恰恰因为年轻，无法与真正的坚固相斡旋。
他们刚刚放下历史课本，又何曾体察过历史苍凉的内涵？他们随口谈论社会，又何曾了解过民众的质朴需求？他们得意地炫示文化，又何曾思考过文化的原始使命？把沉重的历史使命压在他们肩上，不太公平。如果对他们一边加压一边怂恿，只能使他们变成一堆扭曲的形体和尖利的声音，这是我们在“文革”初期早就看到了的。按常理青年人应该先埋头创建一点什么，然后让见多识广的中年人和老年人来批评，接下来再由青年人凭着自己的创建感受来反批评，提出新一代的新观念。但不知怎么回事，这个程序倒了过来，很多没有任何创建经历的青年人成了摧枯拉朽的批评者，而有了阅历的成年人则唯唯诺诺，不说长短，只知低头劳作。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评论者多而建设者少，一度曾经出现过全国高喊“不破不立”的口号、相信“七亿人民都是批判家”的盛况。这种排斥建设的批判所表现出来的自由幅度和自置高度，以及操作上的随意和痛快，对大量害怕辛劳的青年人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但对一切事业都弊多利少。这就像航海，航海家们当然也需要有人在航向、航速、气象、海浪等方面提出积极的评论，但不少年轻的放言者根本还没有能力这么做，他们只是远远地站在岸上，凭着对惊险童话故事的记忆，大声呵斥这条船可能有海盗嫌疑，嘲笑着船体的形状和船长的身材。岸上的闲杂人等最乐于听的是这种声音，但这种声音的结果十分可怕。中国的情况历来是几百年的破坏只换来几年的建设，而刚刚有点建设又很快换来新一轮声色俱厉的破坏。总认为建设者的方向需要有人来拨正，建设者的本人也应受到监督，这没错，但人们怎么也不明白，那些没有洒过一滴汗珠的年轻人何从取得了拨正资格和监督资格？如果说要建立一种机制，那也是一项建设，与建设的过程密不可分。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观感，我在文化界只要看到画家、音乐家、作家受到了各种低层次评论的纠缠，立场总是站在文化创造者一边。因为我深知一个庞大民族在混乱多少年后终于投入经济建设的极度艰难，而在经济建设的社会大潮流中努力保持一点文化建设的更加艰难。
一些别有用心的年长怂恿者总喜欢说：“真理在年轻人手里。”理由呢？没有说，但我猜测他们是故意偷换了一种逻辑。保卫真理需要勇敢，但不能就此把勇敢说成是真理。在我看来，青年人居高临下地说东道西，不要说真理，连什么理论和流派都说不上，他们只是用这种方法证明自己已摆脱教师和课本而独立存在。但是一切过度的激烈都反映了对自身存在状态的不自信，一切严重的攻陷都直通于自身的虚弱，当这样的规律逐一显现，这些年轻生命中的一部分就从自卫性的敏感走向了沮丧、孤傲和狂暴，甚至与周围人群建立了恶性对抗关系，这便进入了躲在一个个小陷阱后面的最大的陷阱，一旦落入其间，很难再拔得出来。一群本来很有希望的青年人就这样失踪于文明领地的边缘地带，实在让人伤心。他们现在已谈不上可爱，但在他们还不失可爱的时分，有太多的人用歌颂毒害了他们，怂恿了他们，唆使了他们。
其实他们已从反面证明，青年时代的正常状态是什么。我想一切还是从真诚的谦虚开始。青年人应该懂得，在我们出生之前，这个世界已经精精彩彩、复复杂杂地存在过无数年，我们什么也不懂，能够站稳脚下的一角建设一点什么，已是万幸。如果刻苦数年，居然从脚下扎下根去，与世界的整体血脉相连，那也就使自己单薄的生命接通了人类。应该为这种接通而惊喜。试想区区五尺之躯，接通于千年之前，接通于万里之外，正是这种接通使自己领略崇高，问津壮丽，体验多元，哪能舍得骤然变脸，扯断这些接通，不分青红皂白，你死我活地批判起来？这种谦然安然的生态，也可免除青春生命的无谓浪费，让青年人有可能欢天喜地地活得像青年。
中年：当家的滋味
如果说青年时代的正常方式是欢天喜地学习建设、体验多元，那么，一到中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要把“欢天喜地”减去吗？不，不能减去的恰恰是它，而学习和体验两项则都要进行根本性的调整。
人生有涯而学无涯，此话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