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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耳听到，他边笑边说，出版个人日记就像当众洗澡，您最近出了一本，会不会……”
三，夸夸其谈的造谣者。
这种人物在表现形态上更像一个智者。生活的奥秘、人生的规则都装在他们心中，他们能预测，能判断，能分析，而且一切都合乎情理，于是顺便也就在旁听者钦佩的眼光中把判断的逻辑稍稍往前延伸，而这种延伸就是造谣的起点。
“我到过他纽约的祝葫，是地下室，但收拾得一丝不苟。大家想一想，一个工作繁忙的男人突然把生活收拾得那么精细意味着什么？只能是两种可能，第一可能是他要经常接待一个自己非常在乎的人；第二可能是这一切本来就是另一双手收拾的。这双手，当然是整理家务的能手。这也难怪，美国这样的地方，两人合在一起生活总比一个人生活更节约，而妻子又隔得那么远……”
这就是这类人很典型的话语方式。他们未必有造谣的故意，主要是在逞示自己的观察智慧，但是，一个引起婚姻悲剧的谣言已随口吐出。
在错乱的政治背景下，这样的夸夸其谈更是处处可见，所造成的结果越加荒诞无稽。“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个专案组、一次次大批判，几乎都是在声色俱厉的夸夸其谈中大量炮制谣言，炮制者的神情无一不是洋洋自得。这种毛病甚至连原先挺朴实的工人、战士也传染上了，轻轻松松造谣，毫无思想顾虑。
这是“文革”中一个略有文化的工人宣传队队员对一位教师的批判发言，这个工人亲自查到了教师家中的一个罪证：“我一踏进他家的门，就发现他把灯泡的罩纸剪成了多角形，这个多角形，就是国民党党徽！在座的学生可能不知道，但按照他的年龄，怎么会不知道国民党党徽？再说，他故意把这张纸罩在灯上，意味着黑暗中的光明，他作为一个文学教师，难道不知道象征和比喻？”
夸夸其谈的造谣者总喜欢摆出一种既居高临下、又明察秋毫的架势，很容易镇住很多知识水平和心理素质比他们更低的人。被镇住的人没有能力辨识真伪，而有识之士又不屑与之饶舌，于是他们在造谣的能量上也往往非同一般。在街坊邻里间，他们半分析半造谣地播弄着一家家的婆媳关系、妯娌纠葛，普及着人际矛盾的种种复杂规则；在文化学术领域，他们谈笑风生地揭示着学者、专家的愚笨无知，铺排着名人、明星的历史问题、行为轨迹；在证券市场，他们像投资专家一样侃侃而谈，传授着股市诀窍，透露着一个又一个无须验证的金融情报……他们的宣讲台无处不在，确实也经常递送给人们许多基础知识和机智言词，但滤去了这一切，他们最根本的馈赠始终是谣言。
对于这样的热心人物我们往往无可奈何，唯一的教训也许是：今后遇到那些对人世间的一切知道得太多的人，不要全然信赖。
四，唯唯诺诺的造谣者。
这样的人物基本上不多说什么话，不多说话怎么也成为造谣者？我想只要喜欢看相声的观众立即就能领悟。
第一种情况是知情者。造谣的人在边上滔滔不绝，他明知实情却巍然不动。别人也知道他是知情者，于是在将信将疑之间把目光投向了他，他的表情使谣言得以成立。这还不算最糟的，我们甚至还能见到这些人微微点头、声声叹息。记得在某次政治灾难中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情：有谣言说某人曾经坑害过一位已死的老人，老人的亲属还在，人们就向知情的亲属问个究竟，没想到这位亲属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地用手帕擦拭眼泪。这个动作好像无可厚非，却使那个谣言获得了某种证明。
唯一可以谅解的是，在一场政治灾难中大家都不想引火烧身。但在有的情况下，一个谣言可能导致一场可怕的冤案，而具有辟谣身份的只有寥寥数人，这就需要衡其轻重而试炼自己的节操了。我有一位江苏的朋友是著名的文化史专家，“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在的小城市根据一个谣言把一群知识分子打成了企图暴动的Fan革命小集团，在万人公审大会上，别人都承认了，只有他在拳脚交加之下始终矢口否认，虽然头破血流却阻止了最恶劣结果的出现。试想，他如果也畏于拳脚而默不作声，情况将会如何？
让人悲哀的是，我们今天常见的那些沉默的见证人，并没有政治压力加身。他们的沉默和点头，一半由于对造谣者不愿拉破面子，一半由于对被害者或许也心存芥蒂，当然还为自己想好了退路：反正我什么也没说，可以不负责任。事实上，他们也以特殊方式参加了造谣。
第二种情况是不知情者。他们的责任要小得多，但在未经验证的谣言前频频点头、声声叹息，也为谣言的出笼调适了气温。一句假话未必能成为谣言，要把它孵化得可以振翅乱飞，正需要这种气温。造谣者和听谣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毫无障碍的，“单口无凭”的疑惑时时会在听谣者心中产生，在这种时候，对谣言进行唯唯诺诺的附和，便成了其他听谣者拆除障碍和疑惑的重要推动力。
这样的情景往往出现在某个热闹的饭局之中，一人造谣，两人点头，三人发挥，四人调笑，一个谣言不仅加速完满而且全然可信，这种可信其实也就是互信，连最初的那个造谣者也会庆幸自己的胡言乱语居然侥幸命中。这样的“多口谣言”当然要比“单口谣言”更有生命力，而所有的附和者至此已与原创者毫无区别，谣言是他们的集体创作。集体创作对艺术弊多利少，对谣言却威力无穷。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要引述十九世纪英国作家约翰*罗斯金的一段话：
有时撒谎可以用沉默、用暧昧的态度、用声调的高低，或者是在说话时用眉目示意等方式。所有这些都比直截了当地撒谎坏得多，恶得多。
他看出来了，造谣的水平不能以语言的多寡来衡量。唯唯诺诺是一种软性态度，但这种软性能使谣言变得强硬。
以上四种造谣者，在实际操作中常常交叉重叠、彼此融合。我把他们全都划拨在恶意不明显的一类中，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都有点相信自己的谣言，都有点自欺欺人的成分。
这就牵涉到了心理暗示的作用。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在内心希望事情应该这样，当这种希望的强度渐渐加大，构成心理暗示，那就不仅可以随口吐出，而且连自己也渐渐相信了。
一个嫉妒者常常最能发现被嫉妒者的种种问题，即使以前是朋友，现在居然也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的隐疾和疤痕，这是为什么？因为这是嫉妒者心中的希望，一暗示，希望渐渐成了一种无须验证的传播。
同样的道理，一个一生充满渴望的人一到老年，回忆起往事来也总是夹带着大量不确实的成分，这是一双充满渴望的手在夜深人静的暮年重新塑造历史，情有可原。
指出造谣者的心理暗示原因，并不是无视他们的道义缺损，但我们从前确实太看重谣言在道义上的原因了。
这里正好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前不久文化界曾为一部涉及某文化大师的回忆录的真伪问题讨论很久，我在初读该书时就觉得有点疑惑，心想我们这些人年岁还不算太大，但要写出上星期朋友交往时的对话已不大可能，这部回忆录怎么像写校旱一样，把多少年前的人物对话和生活细节一一写出，而且各种人的对话都一律是半文半白的同一种语气？后来有一些学者分析说，此书的真实性有不少地方值得怀疑。为此，很多文章已笔代怒气。
但是，我心中又产生了第二个疑惑：如果作者是在故意造假，他已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只有摸着格子板才能勉强写字，花如此可怕的努力造这份假干什么？他难道不知道他所回忆的文化大师遗泽处处，众目睽睽，任何造假都难免暴露？当我与一位前去专访过的记者长谈后作出了一种猜测：作者在长期的孤独中可能在进行着某种自我心理暗示，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臆想，待到双目失明，臆想的世界渐渐强悍，他可能已经分不大清臆想和真实之间的差别。这种情景，我经常在那些曾经有上佳的记忆力和叙述欲望的老人身上看到。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事，一次比一次讲得更具体、更完整，他们每天都在加添，却很难说有造谣的故意。
经常臆想以至真假不分的人，几乎都有程度不同的人格原因。例如他们一般内心孤傲，很难与外界真正沟通却又对外界十分敏感，习惯于猜度和演义，一有触因就超常发挥，在兴奋或气愤中输出臆想。因此，这里包含着心理疾病的成分，尽管他们在其它方面的表现都很正常。
有些职业也会加剧这种症状，例如戏剧编剧的职业就是如此。校旱家虽然也虚构，但戏剧编剧需要构想全部情境的具体实现，缺少校旱家所把持的自身间离。结果，时间一长，年纪一大，便越来越习惯于用戏剧性的夸张来叙述一件件事情和一个个人物，越来越喜欢用戏剧性的冲突来描绘自己身边并不严重的对立，有意无意地制造出了一个个不愉快的事件。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总是提醒受害者们注意一下他们的职业，予以原谅。这些编剧很多是我的朋友，他们很容易近乎本能地在真实生活中进入似真似假的臆想，但主要不是道德原因。
很多造谣者，是心理疾病和道德疾病的组合体。即便如此，我们也要把两方面分开来看，不要一味寻找恶人而看不到病毒。有些心理疾病，大家都有，轻重而已。说到底，我们与谣言的对峙，也就是与人类根深蒂固的心理隐患的对峙。
群鸦蔽天
不管怎么说，谣言已经制造出来了，我们的观察点，需要从制造业转到传销业上来了。
传播，是谣言生命的实现方式。未经传播的谣言，就像一颗不发芽的种子，一只没翅膀的秃鹫，一捆点不着的乱柴，没有任何意义。严格说来那不叫谣言。
也看见过这样一些人，喜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