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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右正言、知制诰、判司农寺曾布言：“近日保户数以状诣县，愿分番隶巡检司习武技，提点司以闻朝廷及司农寺，未敢辄议，愿下提点司送中书详审，付司农具为令。”于是诏：“主户保丁愿上番于巡检司，十日一更，疾故者次番代之。月给口粮、薪菜钱，分番巡警，每五十人轮大保长二、都副保正一统领之。都副保正月各给钱七千，大保长三千。当番者毋得辄离本所。捕逐剧盗，虽下番人亦听追集，给其钱斛，事讫遣还，毋过上番人数，仍折除其上番日。巡检司量留厢界给使，余兵悉罢。应番保丁武技及第三等已上，并记于籍。遇岁凶，五分已上者第振之，自十五石至三石为差。”十一月，又诏尉司上番保丁如巡检司法。
六年，诏开封府畿以都保置木契，左留司农寺，右付其县，凡追胥、阅试、肄习则出契。是月，又诏行于永兴、秦凤、河北东西、河东五路，唯毋上番。余路止相保任，毋习武艺，内荆湖、川、广并边者可肄武事，令监司度之。后惟全、邵土丁、邕、钦洞丁、广东枪手改为保甲者则肄焉。十二月，乃罢河北西路强壮、缘边弓箭社系籍番上巡守者。
初，开封府畿、五路保甲及五万人，二年一解发，诣京师阅试命官，开封府畿十人，五路七人。八年，诏开封府畿及一万人、五路及一万五千人，各许解发一人。
九年，枢密院请自今都副保正、义勇军校二年一比选，县考其训习武艺及等最多、捕察而盗贼最少者上于州，州上所辖官司，同比较以闻。或中选人多，则择武艺最优者。额外尚有可解发者，则第其次为之旌劝。第一次，州县籍记姓名，犯杖以下听赎；第二次，以等第赐杖子、紫衫、银带，犯徒罪情轻奏裁；累及三次者，降宣补之，给马及刍菽。五路义勇军校二千，解发毋得过三人。保甲都副保正之解发者亦以二年，府界六人，河北、河东各四人，永兴、秦凤等路七人。都保正、指挥使与下班殿侍，副保正、副指挥使与三司军将，正副都头与守阙军将，并赐衣及银带、银裹头杖，给马有差。
初，保甲隶司农，熙宁八年，改隶兵部，增同判一、主簿二、干当公事官十，分按诸州，其政令则听于枢密院。十年，枢密院副都承旨张诚一上《五路义勇保甲敕》。元丰元年，翰林学士、权判尚书兵部许将修《开封府界保甲敕》，成书上之，诏皆颁焉。
二年十一月，始立《府界集教大保长法》，以昭宣使入内内侍省副都知王中正、东上阁门使狄谘兼提举府界教保甲大保长，总二十二县为教场十一所，大保长凡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艺，置教头一。凡禁军教头二百七十，都教头三十，使臣十。弓以八斗、九斗、一石为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为三等，马射九斗、八斗为二等，其材力超拔者为出等。当教时，月给钱三千，日给食，官予戎械、战袍，又具银楪、酒醪以为赏犒。
三年，大保长艺成，乃立团教法，以大保长为教头，教保丁焉。凡一都保相近者分为五团，即本团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以大保长艺成者十人衮教，五日一周之。五分其丁，以其一为骑，二为弓，三为弩。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人提举，河北则狄谘、刘定，陕西则张山甫，河东则黄廉、王崇拯，以封桩养赡义勇保甲钱粮给其费。是岁，引府界保甲武艺成，帝亲阅，录作能者，余赐金帛。
四年，改五路义勇为保甲。狄谘、刘定部领澶州集教大保长四百八十二人见于崇政殿，召执政赐坐阅试，补三班借职、差使、借差凡三十六人，余赐金帛有差。迁谘四方馆使，定集贤校理。又诏曰：“三路见训民兵非久，什长艺成，须便行府界团教之，钱粮、官吏并如畿县，未知及期能办与不。若更稽延日月，必致有误措置大法，可令承旨取索会校之。”其年，府界、河北、河东、陕西路会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长、壮丁凡六十九万一千九百四十五，岁省旧费缗钱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岁费缗钱三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六，而团教之赏为钱一百万有奇不与焉。凡集教、团教成，岁遣使则谓之提举按阅，率以近臣挟内侍往给赏钱，按格令从事。诸路皆以番次艺成者为序，率五六岁一遍，独河东以金帛不足，乃至十一岁。上以晋人勇悍，介辽、夏间，讲劝宜不可后，诏赐缗钱十五万。时系籍义勇、保甲及民兵凡七百一十八万二千二十八人云。熙宁九年之数。
保甲立法之初，故老大臣皆以为不便，而安石主议甚力，帝卒从之。今悉着其论难，使来者考焉。
帝尝论租庸调法而善之，安石对曰：“此法近井田，后世立事粗得先王遗意，则无不善。今亦无不可为。顾难速成尔。”及帝再问，则曰：“人主诚能知天下利害，以其所谓害者制法，而加于兼并之人，则人自不敢保过限之田；以其所谓利者制法，而加于力耕之人，则人自劝于力耕，而授田不能过限。然此须渐乃能成法。使人主诚知利害之权，因以好恶加之，则所好何患人之不从，所恶何患人之不避？若人主无道以揆之，则多为异议所夺，虽有善法，何由立哉？”
帝谓府兵与租庸调法相须，安石则曰：“今义勇、土军上番供役，既有廪给，则无贫富皆可以入卫出戍，虽无租庸调法，亦自可为。第义勇皆良民，当以礼义奖养。今皆倒置者，以涅其手背也，教阅而縻费也，使之运粮也。三者皆人所不乐，若更殴之就敌，使被杀戮，尤人所惮也。”
冯京曰：“义勇亦有以挽强得试推恩者。”安石曰：“挽强而力有不足，则绝于进取，是朝廷有推恩之滥。初非劝奖使人趋武用也。今欲措置义勇皆当反此，使害在于不为义勇，而利在于为义勇，则俗可变而众技可成。臣愿择乡闾豪杰以为将校，稍加奖拔，则人自悦服。矧今募兵为宿卫，及有积官至刺吏以上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况不至如此费官禄，已足使人乐为哉！陛下诚能审择，近臣皆有政事之材，则异时可使分将此等军矣。今募兵出于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则近臣以上岂不及此辈，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长计也。”帝以为然。
时有欲以义勇代正兵者，曾公亮以为置义勇、弓手，渐可以省正兵。安石曰：“诚然，第今江、淮置新弓手，适足以伤农。”富弼亦论京西弓手非便。安石曰：“揆文教，奋武卫，先王所以待远迩者固不同。今处置江、淮与三边，事当有异。”
帝又言节财用，安石对以减兵最急。帝曰：“比庆历数已甚减矣。”因举河北、陕西兵数，虑募兵太少，又训择不精，缓急或阙事。安石则曰：“精训练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习兵，则兵可省。臣屡言河北旧为武人割据，内抗朝廷，外敌四邻，亦有御奚、契丹者，兵储不外求而足。今河北户口蕃息，又举天下财物奉之，常若不足。以当一面之敌，其施设乃不如武人割据时。则三路事有当讲画者，在专用其民而已。”帝又言：“边兵不足以守，徒费衣廪。然固边圉又不可悉减。”安石曰：“今更减兵，即诚无以待急缓；不减，则费财困国无已时。臣以谓傥不能理兵，稍复古制，则中国无富强之理。”
帝曰：“唐都长安，府兵多在关中，则为强本。今都关东而府兵盛。则京师反不足待四方。”安石曰：“府兵在处可为，又可令入卫，则不患本不强。”韩绛、吕公弼皆以入卫为难。文彦博曰：“如曹、濮人专为盗贼，岂宜使入卫？”安石曰：“曹、濮人岂无应募？皆暴猾无赖之人，尚不以为虞；义勇皆良民，又以物力户为将校，岂当复以为可虞也？”
陈升之欲令义勇以渐戍近州。安石曰：“陛下若欲去数百年募兵之敝，则宜果断，详立法制，令本末备具。不然，无补也。”帝曰：“制而用之，在法当预立条制，以渐推行。”彦博等又以为土兵难使千里出戍。安石曰：“前代征流求，讨党项，岂非府兵乎？”帝曰：“募兵专于战守，故可恃；至民兵，则兵农之业相半，可恃以战守乎？”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亦可以战守。臣以谓募兵与民兵无异，顾所用将帅如何尔。将帅非难求，但人主能察见群臣情伪，善驾御之，则人材出而为用，不患无将帅。有将帅，则不患民兵不为用矣。”
帝曰：“经远之策，必至什伍其民，费省而兵众，且与募兵相为用矣。”安石对曰：“欲公私财用不匮，为宗社长久计，募兵水法诚当变革。”帝曰：“密院以为必有建中之变。”安石对曰：“陛下躬行德义，忧勤政事，上下不蔽，必无此理。建中所以致变，德宗用卢杞之徒而疏陆贽，其不亡者幸也。”
时开封鞫保户有质衣而买弓箭者，帝恐其贫乏，难于出备。安石曰：“民贫宜有之，抑民使置弓箭，则法所弗去也。往者冬阅及巡检番上，唯就用在官弓矢，不知百姓何故至于质衣也。然自生民以来。兵农为一，耒耜以养生，弓矢以免死，皆凡民所宜自具，未有造耒耜、弓矢以给百姓者也。然则虽使百姓置弓矢，亦不为过。第陛下优恤百姓甚至，故今立法，一听民便尔。且府界素多群盗，攻劫杀掠，一岁之间至二百火，逐火皆有赏钱，备赏之人即今保丁也。方其备赏之时，岂无卖易衣服以纳官赏者？然人皆以谓赏钱宜出于百姓。夫出钱之多不足以止盗，而保甲之能止盗，其效已见，则虽令民出少钱以置器械，未有损也。”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