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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学试上舍生，本虑与科举相并，试以间岁。今既罢科举，又诸州岁贡士，其改用岁试。每春季，太学、辟雍生悉公试，同院混取，总三百七十四人。以四十七人为上等，即推恩释褐；一百四十人为中等，遇亲策士许入试；一百八十七人为下等，补内舍生。凡上等上舍生暨特举孝弟行能之士，不待廷试推恩者，许即引见释褐。上舍仍先以试文卷进入，得可乃引赐。若上舍已该释褐恩，而贡入在廷试前一年者，须在学又及半年，不犯上二等罚，乃得注官。
凡贡士入辟雍外舍，三经试不与升补，两经试不入等，仍犯上三等罚者，削籍再赴本州岁升试，是名“退送”。即内舍已降舍，而又一试不与，或两犯上四等罚者，亦如外舍法退送。太学外舍生巳预考察者，许再经一试，以中否为留遣，余升降、退送悉如辟雍法。
凡有官人不入学而愿试贡士者，不以文、武、杂出身，悉许之，惟赃私罪废人则否。应试者，随内外附贡士公试，皆别考，率以七人取一人。即预贡者，与辟雍春试贡士通考。中选入上等者，升差遣两等，赐上舍出身；文行优者，奏闻而殊擢之。中等俟殿试，下等补内舍，不隶学，需再试。已仕在官而愿试者，悉准此制。
凡在外官同居小功以上亲，及其亲姊妹女之夫，皆得为随行亲，免试入所任邻州郡学。其有官人愿学于本州者，亦免试，升补悉如诸生法，混试同考，惟升舍不侵诸生额，自用七人取一。若中者多，即以溢额名次理为考察。若所亲移替，愿改籍他州学者听。
太学上、内舍既由辟雍升入，又已罢科举，则国子监解额无所用，尽均拨诸府、诸州解额，三分之，以为三岁贡额，并令有司均定以闻。太学旧制，止分立优、平二等，自今欲令辟雍、太学试上舍中程者，皆参用察考，以差升补。其考察试格，悉分上、中、下三等。贡士则以本州升贡等第，太学内舍则以校定等第。每上舍试考已定，知举及学官以中试之等参验于籍，通定升绌高下，两上为上，一上一中及两中为中，一上一下及一中下、两下为下。若两格名次等第适皆齐同，即以试等压考察之格，余率以是为差，仍推其法达之诸州。凡内外私试，始改用仲月，并试三场，试论日仍添律义。凡考察悉准在学人数，每内舍十人取五，外舍十人取六，自上而下分为三等籍，以俟上舍考定而参用之。
是岁，贡士至辟雍不如令者，凡三十有八人，皆罢归，而提学官皆罚金。建州浦城县学生，隶籍者至千余人，为一路最，县丞徐秉哲特迁一官。
初立八行科，诏曰：“学以善风俗，明人伦，而人材所自出也。今法制未立，殆无以厉天下。成周以六行宾兴万民，否则威之以不孝、不弟之刑。近因稽周法，立八行、八刑，颁之学校，兼行惩劝，庶几于古。士有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悌，善内亲为睦，善外亲为姻，信于朋友为任，仁于州里为恤，知君臣之义为忠，达义利之分为和。凡有八行实状，乡上之县，县延入学，审考无伪，上其名于州。州第其等，孝、悌、忠、和为上，睦、姻为中，任、恤为下。苟备八行，不俟终岁，即奏贡入太学，免试补为上舍。司成以下审考不诬，申省释褐，优命之官；不能全备者，为州学上等上舍，余有差。”八刑则反八行而丽于罪，各以其罪名之。县上其名于州，州稽于学，毋得补弟子员。然品目既立，有司必求其迹以应令，遂有牵合琐细者。自元佑创经明行修科，主德行而略辞艺，间取礼部试黜之士，附寘恩科，当时固已咎其无所甄别。及八行科立，则三舍皆不试而补，往往设为形迹，求与名格相应。于是两科相望几数十年，乃无一人卓然能自着见者，而八行又有甚敝。盖后世欲追古制，而不知风俗教化之所从出，其难固如此夫。
开封始建府学，立贡士额凡五十，而士子不及三百，尽额而取，则涉太优，欲稍裁之。诏：“王畿立学，若不优诱使进，何以首善？其常解五十勿阙。”
大观元年，诏愿兼他经者，量立升进之法。大抵用本经决去取，而兼经所中等第特为升贡。每岁附公试院而别异其号，每十五人取一人，分上、中、下等，别榜示之，唱名日，甄别奏闻，与升甲，皆优于专经者。异时内外学官阙，皆得在选。县学生三不赴岁升试及三赴岁升试而不能升州学者，皆除其籍。诸路宾兴会试辟雍，独常州中选者多，州守若教授俱迁一官。
政和四年，小学生近一千人，分十斋以处之，自八岁至十二岁，率以诵经书字多少差次补内舍。若能文，从博士试本经、小经义各一道，稍通补内舍，优补上舍。又诏：“学校教养额少，则野有遗士，应诸路学校及百人以上者，三分增一。”七年，试高丽进士权适等四人，皆赐上舍及第，遣归其国。时宰臣留意学校，因事究敝，有司考阅防闲益密。先是，礼部上《杂修御试贡士敕令格式》，又取旧制凡关学政者，分敕、令、格、式，成书以上。用给事中毛友言，初试补入县学生，并帘试以别伪冒。徽宗崇尚老氏之学，知兖州王纯乞于《御注道德经》注中出论题，范致虚亦乞用《圣济经》出题。
宣和元年，帝亲取贡士卷考定，能深通《内经》者，升之以为第一。三年，诏：“罢天下州县学三舍法，惟太学用之课试。开封府及诸路，并以科举取士。太学官吏及州县尝置学官，凡元丰旧制所有者皆如故，其辟雍官属及宗学并诸路提举学事官属并罢，内外学悉遵元丰成宪。”七年，诏：“政和中尝命学校分治黄、老、庄、列之书，实失专经之旨，其《内经》等书并罢治。”
崇宁以来，士子各徇其党，习经义则诋元佑之非，尚词赋则诮新经之失，互相排斥，群论纷纷。钦宗即位，臣僚言：“科举取士，要当质以史学，询以时政。今之策问，虚无不根，古今治乱，悉所不晓。诗赋设科，所得名臣，不可胜纪，专试经义亦已五纪。救之之术，莫若遵用祖宗成宪。王安石解经，有不背圣人旨意，亦许采用。至于老、庄之书及《字说》，并应禁止。”诏礼部详议。谏议大夫兼祭酒杨时言：“王安石着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使蔡京之徒，得以轻费妄用，极侈靡以奉上，几危社稷。乞夺安石配飨，使邪说不能为学者惑。”御史中丞陈过庭言：“《五经》义微，诸家异见，以所是者为正，所否者为邪，此一偏之大失也。顷者指苏轼为邪学，而加禁甚切；今已弛其禁，许采其长，实为通论。而祭酒杨时矫枉太过，复诋王氏以为邪说，此又非也。”诸生习用王学，闻时之言，群起而诋詈之，时引避不出，斋生始散。诏罢时祭酒。而谏议大夫冯澥、崔鶠等复更相辨论，会国事危，而贡举不及行矣。
建炎初，即行在置国子监，立博士二员，以随幸之士三十六人为监生。绍兴八年，叶綝上书请建学，而廷臣皆以兵兴食贵运为辞。十三年，兵事稍宁，始建太学，置祭酒、司业各一员，博士三员，正、录各一员，养士七百人：上舍生三十员，内舍生百员，外舍生五百七十员。凡诸道住本州学满一年，三试中选，不犯第三等以上罚，或不住学而曾两预释奠及齿于乡饮酒者，听充弟子员。每岁春秋两试之，旋命一岁一补，于是多士云集，至分场试之。俄又诏三年一试，增至千员，中选者皆给绫纸赞词以宠之。每科场四取其一。
自外舍有月校，而公试入等曰内舍；自内舍有月校，而舍试入等曰上舍；凡升上舍者，皆直赴廷对。二十七年，立定制：春季放补，遇省试年改用孟夏。
旧，太学遇覃恩无免解法，孝宗始创行之。在朝清要官，许牒期亲子弟作待补国子，别号考校。如太学生遇有期亲任清要官，更为国子生，不预校定、升补及差职事，惟得赴公、私试，科举则混试焉。
淳熙中，命诸生暇日习射，以斗力为等差，比类公、私试，别理分数。自中兴以来，四力之士，有本贯在学公据，皆得就补。帝始加限节，命诸路州军以解试终场人数为准，其荐贡不尽者，令百取六人赴太学，谓之“待补生”；其住本学及游学之类，一切禁止。元丰旧制，内舍生校定，分优、平二等。优等再赴舍试，又入优，则谓之两优释褐，中选者即命以京秩，除学官。至是，始令先注职官，代还，注职事官，恩例视进士第二人。旧校定岁额五六分为优选者，增为十分矣。
光宗初，公试始令附省场别院。绍熙三年，礼部侍郎倪思请复混补法，命两省、台谏杂议可否。于是吏部尚书赵汝愚等合奏曰：“国家恢儒右文，京师、郡县皆有学，庆历以后，文物彬彬。中兴以来，建太学于行都，行贡举于诸郡，然奔竟之风胜，而忠信之俗微。亦惟荣辱升沉，不由学校；德行道艺，取决糊名；工雕篆之文，无进修之志；视庠序如传舍，目师儒如路人；季考月书，尽成文具。今请重教官之选，假守贰之权；仿舍法以育材，因大比以取士；考终场之数，定所贡之员；期以次年，试于太学。其诸州教养、课试、升贡之法，下有司条上。”思议遂寝。四年，诏国子监试中、上等小学生，比类诸州待补中选之额，放补一次。
宁宗庆元、嘉定中，始两行混补。于是增外舍生为千四百员，内舍校定，不系上舍试年分，以八分为优等。又以国子生员多伪滥，命行在职事官期亲、厘务官子孙乃得试补。嘉定十四年，诏自今待补百人取三人。旧法，自外舍升内舍，虽有校试，必公试合格，乃许升补。盖私试皆学官自考，而公试则降敕差官。至是，岁终许取外舍生校最优者一人升内舍。
理宗复百取六人之制。绍定二年，以待补生自外方来参斋者，间有鬻帖伪冒之弊。遂命中选之人，召升朝保官二员批书印纸，仍命州郡守倅结罪保明，比照字迹无伪，方许帘引注籍；犯者治罪，罚及保官。五年，以省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