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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正月，韩琦言：“河朔累经灾伤，虽得去年夏秋一稔，疮痍未复。而六州之人，奔走河役，远者十一二程，近者不下七八程，比常岁劳费过倍。兼镇、赵两州，旧以次边，未尝差夫，一旦调发，人心不安。又于寒食后入役，比满一月，正妨农务。”诏河北都转运使刘庠相度，如可就寒食前入役，即亟兴工，仍相度最远州县，量减差夫，而辍修塘堤兵千人代其役。二月，琦又奏：“御河漕运通流，不宜减大河夫役。”于是止令枢密院调兵三千，并都水监卒二千。三月，又益发壮城兵三千，仍诏提举官程昉等促迫功限。六月，河成，诏昉赴阙，迁宫苑副使。四年，命昉为都大提举黄、御等河。
八年，昉与刘璯言：“卫州沙河湮没，宜自王供埽开浚，引大河水注之御河，以通江、淮漕运。仍置斗门，以时启闭。其利有五：王供危急，免河势变移而别开口地，一也。漕舟出汴，横绝沙河，免大河风涛之患，二也。沙河引水入于御河，大河涨溢，沙河自有限节，三也。御河涨溢，有斗门启闭，无冲注淤塞之弊，四也。德、博舟运，免数百里大河之险，五也。一举而五利附焉。请发卒万人，一月可成。”从之。
九年秋，昉奏毕功。中书欲论赏，帝令河北监司案视保明，大名安抚使文彦博覆实。十月，彦博言：
去秋开旧沙河，取黄河行运，欲通江、淮舟楫，彻于河北极边。自今春开口放水，后来涨落不定，所行舟□伐皆轻载，有害无利，枉费功料极多。今御河上源，止是百门泉水，其势壮猛，至卫州以下，可胜三四百斛之舟，四时行运，未尝阻滞。堤防不至高厚，亦无水患。今乃取黄河水以益之，大即不能吞纳，必致决溢；小则缓漫浅涩，必致淤淀。凡上下千余里，必难岁岁开浚。况此河穿北京城中，利害易睹。今始初冬，已见阻滞，恐年岁间，反坏久来行运。傥谓通江、淮之漕，即尤不然。自江、浙、淮、汴入黄河，顺流而下，又合于御河，大约岁不过一百万斛。若自汴顺流径入黄河，达于北京，自北京和雇车乘，陆行入仓，约用钱五六千缗，却于御河装载赴边城，其省工役、物料及河清衣粮之费，不可胜计。
又去冬，外监丞欲于北京黄河新堤开置水口，以通行运，其策尤疏。此乃熙宁四年秋黄河下注御河之处，当时朝廷选差近臣，督役修塞，所费不赀。大名、恩冀之人，至今疮痍未平，今奈何反欲开口导水耶？都水监虽令所属相视，而官吏恐忤建谋之官，止作迁延，回报谓俟修固御河堤防，方议开置河口，况御河堤道，仅如蔡河之类，若欲吞纳河水，须如汴岸增修，犹恐不能制蓄。乞别委清强官相视利害，并议可否。
又言：“今之水官，尤为不职，容易建言，侥幸恩赏。朝廷便为主张，中外莫敢异议，事若不效，都无谴罚。臣谓更当选择其人，不宜令狂妄辈横费生民膏血。”
已而都水监言，运河乞置双闸，例放舟船实便，与彦博所言不同。十二月，命知制诰熊本与都水监、河北转运司官相视。本奏：
河北州军赏给茶货，以至应接沿边榷场要用之物，并自黄河运至黎阳出卸，转入御河，费用止于客军数百人添支而已。向者，朝廷曾赐米河北，亦于黎阳或马陵道口下卸，倒装转致，费亦不多。昨因程昉等擘画，于卫州西南，循沙河故迹决口置闸，凿堤引河，以通江、淮舟楫，而实边郡仓禀。自兴役至毕，凡用钱米、功料二百万有奇。今后每岁用物料一百一十六万，厢军一千七百余人，约费钱五万七千余缗。开河行水，才百余日，所过船□伐六百二十五，而卫州界御河淤浅，已及三万八千余步；沙河左右民田，湥呒盖辏庾馑岸Ч崾杏唷Ｓ蟹盐蘩先缫檎咚邸�
然尚有大者，卫州居御河上游，而西南当王供向着之会，所以捍黄河之患者，一堤而已。今穴堤引河，而置闸之地，才及堤身之半。询之土人云，自庆历八年后，大水七至，方其盛时，游波有平堤者。今河流安顺三年矣，设复矾水暴涨，则河身乃在闸口之上。以湍悍之势而无堤防之阻，泛滥冲溢，下合御河，臣恐垫溺之祸，不特在乎卫州，而濒御河郡县，皆罹其患矣。
夫此河之兴，一岁所济船□伐，其数止此，而萌每岁不测之患，积无穷不赀之费，岂陛下所以垂世裕民之意哉！臣博采众论，究极利病，咸以谓葺故堤，堰新口，存新闸而勿治，庶可以销淤淀决溢之患，而省无穷之费。万一他日欲由此河转粟塞下，则暂开亟止，或可纾飞挽之劳。
未几，河果决卫州。
元丰五年，提举河北黄河堤防司言：“御河狭隘，堤防不固，不足容大河分水，乞令纲运转入大河，而闭截徐曲。”既从之矣。明年，户部侍郎蹇周辅复请开拨，以通漕运，及令商旅舟船至边。是时，每有一议，朝廷辄下水官相度，或作或辍，迄莫能定。大抵自小吴埽决，大河北流，御河数为涨水所冒，亦或湮没。哲宗绍圣三年四月，河北都转运使吴安持始奏，大河东流，御河复出。诏委前都水丞李仲提举开导。
徽宗崇宁元年冬，诏侯临同北外都水丞司开临清县坝子口，增修御河西堤，高三尺，并计度西堤开置斗门，决北京、恩、冀、沧州、永静军积水入御河枯源。明年秋，黄河涨入御河，行流浸大名府馆陶县，败庐舍，复用夫七千，役二十一万余工修西堤，三月始毕，涨水复坏之。
政和五年闰正月，诏于恩州北增修御河东堤，为治水堤防，令京西路差借来年分沟河夫千人赴役。于是都水使者孟揆移拨十八埽官兵，分地步修筑，又取枣强上埽水口以下旧堤所管榆柳为桩木。
塘泺，缘边诸水所聚，因以限辽。河北屯田司、缘边安抚司皆掌之，而以河北转运使兼都大制置。凡水之浅深，屯田司季申工部。其水东起沧州界，拒海岸黑龙港，西至乾宁军，沿永济河合破船淀、灰淀、方淀为一水，衡广一百一十里，纵九十里至一百三十里，其深五尺。东起乾宁军、西信安军永济渠为一水，西合鹅巢淀、陈人淀、燕丹淀、大光淀、孟宗淀为一水，衡广一百二十里，纵三十里，或五十里，其深丈余或六尺。东起信安军永济渠，西至霸州莫金口，合水汶淀、得胜淀、下光淀、小兰淀、李子淀、大兰淀为一水，衡广七十里，或十五里或六里，其深六尺或七尺。东北起霸州莫金口，西南保定军父母砦，合粮料淀、回淀为一水，衡广二十七里，纵八里，其深六尺。霸州至保定军并塘岸水最浅，故咸平、景德中，契丹南牧，以霸州、信安军为归路。东南起保安军，西北雄州，合百水淀、黑羊淀、小莲花淀为一水，衡广六十里，纵二十五里或十里，其深八尺或九尺。东起雄州，西至顺安军，合大莲花淀、洛阳淀、牛横淀、康池淀、畴淀、白羊淀为一水，衡广七十里，纵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六尺或七尺。东起顺安军，西边吴淀至保州，合齐女淀、劳淀为一水，衡广三十余里，纵百五十里，其深一丈三尺或一丈。起安肃、广信军之南，保州西北，畜沈苑河为塘，衡广二十里，纵十里，其深五尺，浅或三尺，曰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鸡距泉、尚泉为稻田、方田，衡广十里，其深五尺至三尺，曰西塘泊。自何承矩以黄懋为判官，始开置屯田，筑堤储水为阻固，其后益增广之。凡并边诸河，若滹沱、胡卢、永济等河，皆汇于塘。
天圣以后，相循而不废，仍领于沿边屯田司。而当职之吏，各从其所见，或曰：“有兵将在，契丹来，云无所事塘。自边吴淀西望长城口，尚百余里，皆山阜高仰，水不能至，契丹骑驰突，得此路足矣，塘虽距海，亦无所用。夫以无用之塘，而废可耕之田，则边谷贵，自困之道也。不如勿广，以息民为根本。”或者则曰：“河朔幅员二千里，地平夷无险阻。契丹从西方入，放兵大掠，由东方而归，我婴城之不暇，其何以御之？自边吴淀至泥姑海口，绵亘七州军，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浅不可以徒涉，虽有劲兵，不能度也。东有所阻，则甲兵之备，可以专力于其西矣。孰谓无益？”论者自是分为两歧，而廷朝以契丹出没无常，阻固终不可以废也。
仁宗明道二年，刘平自雄州徙知成德军，奏曰：“臣向为沿边安抚使，与安抚都监刘志尝陈备边之略。臣今徙真定路，由顺安、安肃、保定州界，自边吴淀望赵旷川、长城口，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东西不及一百五十里。臣窃恨圣朝七十余年，守边之臣，何可胜数，皆不能为朝廷预设深沟高垒，以为阨塞。臣闻太宗朝，尝有建请置方田者。今契丹国多事，兵荒相继，我乘此以引水植稻为名，开方田，随田塍四面穿沟渠，纵广一丈，深二丈，鳞次交错，两沟间屈曲为径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鲍河、徐河、鸡距泉分注沟中，地高则用水车汲引，灌溉甚便。愿以刘志知广信军，与杨怀敏共主其事，数年之后，必有成绩。”帝遂密敕平与怀敏建方田。侍禁刘宗言又奏请种木于西山之麓，以法榆塞，云可以限契丹也。后刘平去真定，怀敏犹领屯田司。塘泊益广，至吞没民田，荡溺丘墓，百姓始告病，乃有盗决以免水患者，怀敏奏立法依盗决堤防律。
景佑二年，怀敏知雄州，又请立木为水则，以限盈缩。宝元元年十一月己未，河北屯田司言：“欲于石冢口导永济河水，以注缘边塘泊，请免所经民田税。”从之。时岁旱，塘水涸，怀敏虑契丹使至，测知其广深，乃壅界河水注之，塘复如故。
庆历二年三月己巳，契丹遣使致书，求关南十县。且曰：“营筑长堤，填塞隘路，开决塘水，添置边军，既潜稔于猜嫌，虑难敦于信睦。”四月庚辰，复书曰：“营筑堤埭，开决陂塘，昨缘霖潦之余，大为衍溢之患，既非疏导，当稍缮防，岂蕴猜嫌，以亏信睦。”辽使刘六符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