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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败楚也夫！我没法呆了兮！”
“醉卧沙场君莫笑”的子反不能议事，又被晋军伪装出的杀气腾腾的假相迷惑，“蜥蜴技穷”的楚共王自料难于取胜；又恐怕晋国的同盟军日内到达，如果吴国人再从背后掏自己的老窝，那就简直有社稷之危了。于是楚共王连夜收拾东西走人，引军逃遁。
“报道敌军宵遁”以后，晋军于次日进驻楚营，休整三天，把楚国人没吃完的罐头全部报销，然后腆着肚子凯旋回国。至战斗结束后，盟军仅齐军到达指定战场。
此役，楚在不利的战略形势下和晋国展开决战是失策的（晋军盟友强多），但是到了战斗的第二天，战场态势有利于楚国，楚军却连夜宵遁，战术上又是败招。不过放弃战机的楚共王保全了楚军主力，也算是求稳妥了。
楚子反酒醒以后，发现自己被装在车上已经走到瑕地了，旁边杨柳岸小风残月了，正在惆怅，楚共王派人对他讲：“从前令尹子玉战败，当时楚成王不在军中，所以子玉承担罪责自杀。但是这次我在军中，固你没有罪，是寡人有罪。”子反爬起来，对着使者说：“臣是有罪的，臣愿意死。”令尹子重这时候也派人传话来了：“从前子玉使楚国丧师，他的结果你是知道的，我想你应该考虑自杀了。”——这个令尹子重官级比司马子反大，俩人一直有矛盾。子反说：“即便没有子玉的先例，令尹大人您这么说了，我何敢贪生怕死。”于是就在薄雾轻拢时刻，败兵残车的战场碎片中，拔剑自杀，以谢天下了。楚共王派使者再次告诉他不必自杀，但是已经晚了。那个服务生送酒给他喝，自认为是爱他，忠于他，想让他喝点可口的，恰好却害了他。所以古人总结说，小忠是大忠的祸害。
按照楚国的规矩，“覆军杀将”，败兵之将只有一死，楚国的法律是明确规范而严苛的。楚国今尹26人，从最早的屈瑕，到令尹子玉，到这回的子反，被迫自杀或被诛死的竟有9人，个个都没有善终，真是个高危职业。贵族伏诛是楚国法律的特点，体现出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跟中原“刑不上大夫”的优待是不同的。
从另一种角度讲，楚国法律严苛，对大家族毫不留情，目的也是想打击他们，避免他们势大欺主，从而加强王权。而中原诸侯包括晋国在内，还都沉迷于分封制下多家族联合体执政的国家形态，国君不敢轻易拿法诛杀谁。
但是，如果法律严苛的话，比如楚国，人们就会动辄得咎，一些有能力的人，脾气也大，不拘小节，一不小心就触了霉头，鼻子被割掉或者膝盖挖去。所以，好多楚国的卿大夫之人，坐在家里，祸从天降，纷纷被迫跳槽跑了。所谓珠玉无胫而自走，人才流动古已有之，又根据“虽楚有才，晋实用之”来看，很多楚人跑到了晋国效力，包括鄢陵之战在内的好几次战役，都是楚国那边跑来的人，出谋划策，遂使助晋国转危为安、克敌制胜（比如这次苗贲皇教晋军把中军兵力分开，增强两翼去殴打楚军战斗力较弱的两翼）。
鄢陵会战结果，并未使双方军队任何一方遭到歼灭性打击。楚军虽败，但元气仍存，晋军虽胜，但对中原诸侯的控制力也不大如前。相比之下，楚国从此对中原的争夺更走向颓势。
晋楚争霸战还加速了晋国卿家势力的成长，卿家族因为立功显示才能，争得功勋和土地，提高了政治经济地位，尤其要说的是郤至。
郤至分析了晋国的“三大耻”和楚军的“五大败”，慷慨激昂，动员士卒，促成决战。战斗打响后，郤至率领新军追击楚王将校，三次遭遇楚共王，郤至每每惶恐地赶紧下车，摘掉头盔，立正、敬礼，然后，象风一样诚惶诚恐地疾行避开，去另找别的楚将打架——这不是叛变通敌，是春秋打仗，战场上遭遇敌君的礼数。
楚共王看见郤至这么客气，也不好意思起来，就在战场上，使人拿了一只弓，找郤至套辞：“我看见这位晋国将军见了寡人就疾行趋避，不是受了伤吧？”
郤至又赶紧把帽子脱下来，捏在手中，说：“我跟随我们君主，沙场血战，为君主的事业而勤劳，不敢接受您的赐赠。恕我兵甲在身，不能施礼。”说完，作了三个揖，急速退开，接茬找楚国人砍架去了。
郤至有礼有节，尊敬对方君王，但并不丧失立场。
接着，郤至又协同韩厥，一起追击郑国国君。韩厥的驾驶员说：“郑国君的马车夫频频回头，不专心驾驶，咱加把劲儿，准能活捉他。”
韩厥却放了郑国君一马，让他逃跑，恪守不辱国君之礼。郤至也对部下说，谁敢伤害敌人国君，军法伺候。
这就是“先王”的游戏规则。尊重对方的国君，等于树立自己国君的权位。
而楚公子茷不是国君，不在保护动物之列，被晋军拳打脚踢，绑了过去。
鄢陵之战毕竟是晋、楚弭兵运动中的一次插曲，跟过去激烈的争霸战迥然相异。脱帽至敬，够戏剧性的吧，而楚司马子反，竟然临阵醉酒，在古今战争史上也属罕见。这些迹象表明，晋、楚一方在打，另一方仍以和为重，双方都留有余地，楚军夜遁，晋军也没有“誓将剩勇追穷寇”。
在战场上获得最佳男配角奖的郤至，虽然论战和打仗都不落俗套，光环集中于一身，却抢了别人的镜头，遭元帅栾书嫉恨，后诬陷他是楚国的卧底。
郤至性格也有缺点，就是不懂得假装低调。鄢陵之战胜利后，郤至出使洛阳，到周天子那儿献俘告捷。老周笑纳以后，使劲称赞郤至。
郤至飘飘然了，开始胡喷：如果不是我，晋国是打不胜的。当时“鸽派”范文子极力主张不打，说什么“天意”。但是我觉得，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我论述了“三大耻和五大败”之后，元帅栾书还是躲躲闪闪，犹犹豫豫。是我强使他下达作战命令！如果让我主持晋国军政的话，楚、越两国一定会来称臣朝拜。
“俗话说刀架在脖子上，就是指郤至这种人吧。”周大夫评论道，“人的本性，总想超越自己的上司，反倒被排斥得更厉害，所以圣人崇尚礼让，君子不自我吹嘘。”（又是“圣人君子”，一派老贵族的口气，新兴家族郤至，最听不得这个）
想超越上司，换句话说，则是积极进取。三郤不会装孙子，总爱冒尖，这在“老油条”们眼里，当然是不通人情世故，毛病大了。
所谓“三郤”，老大就是这鄢陵之战最佳男配角——郤至，其他是郤錡（ｑí，其）、郤犨（ｃｈōｕ，抽），都是鞍战英雄跛子郤克的亲戚。
虽然遭受周大夫非议，但是“三郤”一天比一天旺，号称五大夫三卿，其宠大矣，“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公室”就是国君的公族。
“三郤”为什么可以比国君公族还富裕呢？这要分析一下卿家族的经济基础。
在分封制体系下，天子把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国内也实现小分封。国君把很多土地城邑分封给他的亲族分支和功臣家族。特别是新攻占区的土地城邑，国君为了激励这些家族，就必须答应把攻得土地城邑分给功臣。而春秋时代随着诸侯之间的兼并，新占土地往往比最早的诸侯面积大很大，譬如晋献公就把攻克的魏国封给了他的车右毕万，此人成为“魏大夫”，整个魏邑都是他的；把耿国则封给了他的驾驶员赵夙——赵衰的爷爷，成为煊赫的赵氏。（楚国略微与此不同，新占土地城邑改制为县归楚王直辖）。
被分封的卿大夫家族，对封邑有绝对的私有权，掌握封邑上的军队和经济收入，譬如鄢陵之战栾书、范氏就是带着自己家族封邑上的军队配合国君出征的。
在这种分封制下，国君只在名义上是晋国土地的所有者，而各大家族则是土地的实际占有者。由于国君一族与卿大夫家族分享国家的权力和土地人口，联手共处，所以这是一种“多家族联合体执政”。在这种政治下，国君也必须对卿大夫留面子，有所谓“刑不上大夫”。（后来到了皇权社会，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不再怕什么别的家族了，所以“刑不上大夫”的话也就很少提了，还动不动就在朝堂上用板子打大臣屁股子，以示羞辱。）
分封制下的多家族联合体执政，好处是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君主独裁，算是一种贵族民主政治。卿大夫家族自有的政治经济地位，也塑养了卿大夫们的独立人格和高贵尊严，这与后代皇权专制下，整个帝国一草一木包括臣子官僚都是皇帝的私有品，有显著的不同，也形成了古代卿大夫与后代臣子官僚们在气质风尚、独立人格、独立思想上的天地差别。春秋时代之所以那么让人振奋留恋，就是有这些古卿大夫在。春秋战国的舞台上演出的那么多慨而慷的感人故事，主要是这些卿大夫贵族在表演。这是一种贵族时代，饱含着青铜的质朴光泽。而后代皇帝，用科举制来选拔人材，一个田舍朗能够暮登天子堂，其实并没有民主，因为他选拔的还是他的一家专制体系下的办事员而已，他们和春秋时代的卿大夫是不能在气质和行为原则、风尚高度上相提并论的。一句话，卿大夫可爱，郡县官僚们多数可恶、可厌、可耻。
卿大夫较少奴才行，更多独立人格，这是我们站在社会的角度看，但换一个角度看，从国君的角度看，他就不那么爽了。我们说了，卿大夫的土地封邑主要有三种来源，第一是有功于国家，在领土扩张过程中国君赏赐给他的；或者是卿大夫之间当人情相互赠送，要么相互抢的；以及由于铁农具的逐渐使用，荒地不断开辟，而得到的。这三类土地，攥在“三郤”之类的私人手里，长期不需要向国家交税，自然搞得比国君还肥，甚至足以干预朝政，左右君王。于是，卿大夫家族的势力都在上升。
鉴于这种情况，晋国、齐国和鲁国，纷纷制定新的土地政策，承认卿大夫家族私有土地合法，但是——私有土地必须按亩纳税！每亩十分之一的粮食要上缴国君！（所谓“初税亩”，历史上的第一次）。
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