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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鄙事”吧，带着自嘲和自豪的复杂感情。孔子年少时候，也是年少猖狂过的啊，喜欢当众出风头啊。
一般知识分子给人的印象，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但那是进化到后来的样子。在春秋时期，文武不分家。士人，要负责保卫城市社稷的。所以士人除了读诗书，也练射御，体格也仿佛武夫，比如这里的孔子，以及他的徒弟子路，但不包括颜回。是到了宋朝以后，知识分子的身子骨才坏下来，官员上朝于是都改坐人力轿子，受不了从前时代的车子颠簸了。
孔子十五岁，开始“志于学”，一直到了三十岁，才算学完了，跟现在的博士学龄一样长。这时候，我国以西南的尼泊尔境内有一个城邦小国，它的太子娶到了两三个媳妇，整天在花天酒地的后宫里享乐，突然他发现媳妇们、婢女们的睡姿很不雅，嘴巴歪着还直咕囔，于是他被气得愤然出走。从此离家流浪，开始了锻炼成佛的悟道生涯。这个人就是释迦牟尼，伟大的佛祖。佛祖出走的这一年正好三十岁，他也算是三十而立了。
孔子立得却很慢，一介平头老百姓而已，三十前后只干过“乘田、委吏”这种科级干部的职位。
孔子为什么当不上大官呢？因为周时代当官有个特点，主要看血统，血统高的——所谓世家，也叫君子，西方叫贵族，我这里叫大家族，就比较好混。而一般百姓们是一般难以挤入政坛的。孔子的爸爸虽然是大夫，大夫分三级，上大夫为卿，孔子的爸爸大约能算上“第五级”大夫，死的又早，能有“乘田、委吏”这样的官给到孔子做，已经算了不起了。
孔子当不了大官，就打算办学。早期的学校都是官办的，专给世家贵族子弟用，学学《尚书》御射什么的，这些世家贵族子弟未来也会当官，所以还要学“礼”，就是当官的礼仪，互相递名片什么的，以及说官话。当时诸侯各国各有自己的方言，但是当官必须说统一的官话——即正宗的陕西镐京话。
世家贵族子弟学的这些课程，普通城市平民是没有学习机会的。但是孔子有志气，他开始办私人学校，把授课面推广到市民阶层（比如子路之徒），教他们学礼仪、学官话什么的，类似新东方，使他们学成以后可以“出国”，也就是当官。于是大家报名热情还挺踊跃，子路等人也确实当上了一官半职。孔子作为民办教师，也就出了名。
孔子教授的的内容，《诗经》、《尚书》、《周礼》、乐经、《周易》、《春秋》什么的，严格来讲版权属于周天子。从前周天子管理很严，孔子是无法偷着讲这些课的。后来随着周的式微，孔子就开始能讲盗版课了。现在中国的一些培训师也跟孔子一样，把外企譬如诺基亚的培训课件，盗出来在外边讲。
讲盗版课的孔子，在他的三千学员中，六门课全部学习及格了的（身通六艺者），一共有七十二人。
由于周天子式微了，盗版课出现了，知识开始在民间大爆炸，知识越滚越多，出现百家争鸣。学者们纷纷研发出新的课程和学说，有了新的学说，就立刻忙着办学、辩论，不亦乐乎，这都是官方垄断知识局面被打破以后的繁荣景象。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墨子办的私学，就传授自然科学，讲到了点、线和球体的概念，以及力的性质、运动，力的平衡以及简单的机械、光学基本原理，这都是他自己研发的。这是当时中国的麻省理工。
孔子一边在讲课，一边听说晋国人铸了刑鼎，把范宣子的刑法公布于众。孔子对这事大加反对，气呼呼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晋国铸刑鼎，岂不要闹得贵贱不分、国家不象国家的样子了吗！”
孔子的意思，是这样的：刑法呢，不要写出来，而应该让国君含在肚子里——所谓口含天宪。这样老百姓才敬畏国君，因为国君的话就是法律。如果把法律刻在鼎上了，一是一，二是二，老百姓就依鼎行事好了，国君特殊的地位就从崇高跌落下来了。也就是说，倘使国君的脑袋顶上，凌驾了一本法律，弄不好，就成“君主立宪”了，即“君主权限是屈从法律条纹的”，很不爽。还是实行君主专制更爽。这就是孔子的意见。晋国的保皇派叔向先生，也持同样观点。
孔子一心火热保皇，可是“皇”却没有能力授予他官职，最后“三桓”因为他名气大而且不和阳虎合作，于是让他当官，但是他当了三个月的大司寇以后，“三桓”发现他骨子里其实是“保皇”的，于是就让他即刻下去了。
孔子总是苦心积虑地维护国君的地位，总是试图挽住国君正在日益丧失的东西。他一切学说的中心思想就是“维护既有的等级制度”，这是“三桓”不允许他再干下去的原因。
孔子的这“一个中心”，如何实现呢，孔子还有“两个基本点”：一是礼，一是仁。这是实现孔子一个中心的两个手段。礼，就是要求“三桓”以及其他臣子所用的音乐、舞蹈不能超过国君的规格，车马丧葬也要按照国君定给的标准，这就是礼。礼要求，坐着的时候不许翘腿，见长辈不许咳嗽，国君招呼你，你不能等着备车就得赶紧跑去觐见，见国君必须衣冠整齐，不许磨蹭，凡此种种，就是礼了。它其实等于用一套标准化的程序来无形中维护长辈对晚辈、上级对下级的特权地位，把下对上的服从固化在礼仪和习惯中。人们习惯了见了上级卑躬屈膝，也就不犯上了，不造反了。孔子维护既有等级制度万年不倒的“中心”，也就实现了。
比如说，有一次鲁哀公请孔子吃饭。席上，孔子抓起一把黍子就塞进嘴里。鲁哀公掩口而笑：“哈哈，这黍子是擦桃子毛的，不能吃。您弄错了” 鲁哀公好心好意地把手教孔子怎么用黍子擦桃毛。孔子大怒：“黍子，是五谷之长，桃子，是水果之末。怎么能用五谷之长去擦水果之末！”这就体现了孔子的礼，连水果都分出等级，那君君臣臣的等级关系就更得维护。可怜的鲁哀公自己被三桓逼得非常之哀，君臣颠倒，还一不注意把水果顺序也弄错了。
君臣的关系，是从父子的关系上训练开来的，所以孔子附带还强调父对子的权威。有一次，有人问孔子：“我有一老乡，为人正直，他父亲偷了羊，他就去揭发，这算不算讲道德？”孔子回答：“老子偷羊，儿子应该进行隐瞒，这才叫为人正直呢！”后代人根据孔子的这个口谕，把“儿子控告老子”定为犯罪，从而导致了中国人无与伦比的“孝顺”，而孔子讲这个的实际目的，是着眼于维护子对父的孝，既而实现臣对君的忠。忠和孝完全是一个概念。
孔子用以维护他的“中心”的第二个手段，就是仁。当国君的主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而是要起到道德楷模作用，用仁的力量带动各个等级都向善，大家都仁起来，下级也就不向上级造反了，孔子的中心思想就实现了。孔子还给大家竖立了一个仁义榜样，那就是他的学生颜回。颜回不苟言笑、文弱无力、行为刻板、老实听话、循规蹈矩，而且很穷——光吃蔬菜，中年早衰，头发早白，连养活自己的能力都没有，最后被饿死了。这却成了全国学习的楷模、仁义形象的代言人。颜回有什么可值得讴歌和学习的呢，最了不起是能够忍饥受穷罢了。但孔子说他具备“仁”的特点，是个大绵羊。而“仁”，却是为了“维护既有统治体系万年不倒”这个中心。
孔子这个中心思想，实在是逆潮流而动。这就是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了。鲁国的三桓怎么可能接受孔子的学说，把权力交还国君呢？于是“三桓”谮用国君的礼仪和乐舞，孔子气得七窍生烟，但没有办法。
孔子呆不下去了，去周游列国。他先到了齐国，把自己的中心思想凝练成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臣子要听君主的话，给君主磕头，不许犯上，当儿子的要听爹的话，学习顺从，将来好时刻准备着去顺从国君的话。最终，统治体系万年不倒。权力正在松动的齐景公听了非常高兴，想让孔子留下来多讲讲。但齐景公的臣子们并不愿意齐景公搞集权，也不让持此观点的孔子留下来当官，经过晏子带头发出一些反对，孔子只好又离开了齐国。
孔子只好带着自己的观点离开，去其它国家继续碰壁。他穿着木底鞋在周游期间还得了胃病——这是鲁迅在小品文中的推论。鲁迅说：“当时花旗白面尚未输入，土磨麦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较今面为重；国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一颠一顿，一掀一坠，胃被沉重的面粉坠得大起来，消化力随之减少”，于是孔子就得了“胃扩张”。鲁迅这里有两点值得商量：一是说孔子吃面。当时北方最流行的主食是小米，士大夫的俸禄和兵粮都是小米，汉朝以后吃面的才多了些。二是说当时没有“国道”，其实是有。国道上还有专用马车运送官员。但孔子是平头百姓，是不能坐的。当然孔子有钱，有自己的私家车坐，那谁也管不了他。总之，鲁迅是不必太为孔子的宝胃被颠坏而担心的！况且车子坐垫是真皮的，也满软和。车轮又具有减震功能（它的辐条不是正垂直于地面的，而是在车轴结合处，向车厢内侧凹，使得车轮像一口凹锅，具备了一定弹性）。
孔子坐着私家车，走遍大半个中国，惶惶如丧家之犬（孔子自嘲语），然而，除了疲劳，没捞到一点好处。诸侯国的实权派——卿大夫家族们都不喜欢留下他来帮国君一族打气撑腰。最后，孔子双手空空回到曲阜老家专心教书，教出七十多个高级博士，都是儒者，但都没做成多大的官僚。
孔子思想在先秦时代得不到接受，然而在未来的两千多年的皇权时代里却把它奉为了主旋律。
人类历史，从原生态的部族，向诸侯凝聚，诸侯经过复杂的演变发展走向皇权集权时代，这一历史必然进程，将选择它不同阶段所适用的思想家。在先秦时代，诸侯国内的分封体系，使得权力从国君沉到了卿大夫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