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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要转而说一下大周朝有六类人。
站在金字塔尖上的周天子是第一类人。周天子分封诸侯，形成第二类人——封建诸侯国君。这两类人之间的权力冲突导致周天子日益肾虚。周天子管不了他们了，他们之间就互相掐架，就是我们的列国兼并争霸战。
诸侯国君再往下分封，形成第三类人——卿大夫家族，这帮人经常上侵诸侯国君的权力，就像诸侯国君经常上侵周天子的权力一样。国君被欺负得受不了的时候，也会反咬卿大夫家族，比如从前的三郤灭门案，就是晋厉公干的。
当然，这第三类人——各卿大夫家族之间也常爆发内讧，比如这次“栾盈之乱”，就是“范氏”与“栾氏”间的争斗，并且掀起了六卿内讧的序幕，六卿斗得不可开交。
晋国的很多卿大夫家族，比如赵同赵括家族、三郤家族、羊舌氏（叔向家族）、祁氏、范氏、中行氏、智氏都是在卿大夫的内斗或者晋国君的辣手下被整族整族地从史书上抹去。
上面三类人，全算是贵族，白吃饭的家伙，即孔子所说的“君子”。当时是贵族政治。政坛和朝廷空缺都被这些贵族垄断世袭了，布衣士人（比如孔子）没有进身机会。这三类贵族之间，都是分封的关系，即周天子分封土地给诸侯，诸侯颁赐采邑给卿大夫。这是典型的封建制度（Feudalism），跟西方中世纪一样。
西方中世纪是封建社会，被分封的领主也经常上侵国王的权力。比如法国国王下边就是五十多个公国侯国，它们彼此割据，各行其是。西班牙的领主也是上侵国王的权力，领主们在南美洲扩张，抢的金子都不交给他们那即将破产的国王。英国也是封建制的，英国国君也是受气包。有势力的贵族们干脆联手搞起了一个议会，逼得国君一点脾气都没有了，成了窗边族，直到了今天都是这个样子，只不过贵族议会的席位慢慢被平民占去罢了。
我们在先秦时代的分封制下，看到的也是这种现象：天子、诸侯、卿大夫，一层层权力下移，一层受下一层欺负。天子和国君虚弱无力，政出私门。但我们从秦朝以后就不存在这种现象了，所以秦以后是皇权专制社会，而商周则是西方意义上的封建社会。
封建制（西方中世纪的），或者分封制（中国先秦的），共同点都是权力下移，下层贵族掐上层贵族，甚至弑君，这是它的坏处，但它的好处是：下层贵族对上层贵族的抗争意识，创建了春秋时代一种“自由”精神。
春秋时代的人，特别是那些大家族子弟（贵族），他们性情激烈，思想自由活泼，意识形态多元，个性自由耿介，无拘无束，发明创见激增，比起后来皇权时代猥猥琐琐的大臣们（如鸡小拦之辈），更有真直性格和个性自由的光辉。
大周朝的金字塔向下第四类人，是“国人”，即城市平民。打仗是他们的权力，遇上战事就参军，平时在城里各司本业，跟现代的城里人状态也差不多，都是打工族。但他们参军的时候，多数是拎着武器在车下面走，当徒兵，当不了战车兵。战车兵是卿大夫家族的子弟来担当，他们美其名曰“士人”。而国人中的佼佼者，也可以叫“士人”，如曹刿、督戎、孔子什么的，这些士人也有资格当战车兵。
第四类人是“国人”，即城市平民。打仗是他们的权力，遇上战事就参军，平时在城里各司本业，跟现代的城里人状态也差不多，都是打工族。但他们参军的时候，多数是拎着武器在车下面走，当徒兵，当不了战车兵。战车兵是卿大夫家族的子弟来担当，他们美其名曰“士人”。而国人中的佼佼者，也可以叫“士人”，如曹刿、督戎、孔子什么的，这些士人也有资格当战车兵。
第五类人是“野人”，也叫“民”，就是乡下的农民，他们一大宗族合在一起，天职就是种地，是当时社会的主要阶层。他们人口数量最大，养活着各个封邑的主人以及国君一族。
第六类人才是少量“奴隶”，比如“斐豹”。奴隶不能打仗，最多在军队里边当炊事员，干杂役，负责搬运道具，发盒饭等等。奴隶也不种地——花钱买奴隶种地，不经济。一定要奴隶数量极其充裕，价格极其便宜，奴隶才会涌入农业，因为农业是个低成本低获利的行业。怎样才能使得奴隶充裕、价格低廉呢？那就要像同期的希腊人那样，通过战争去捕捉，或者像美国那样，贩奴。希腊的雅典人口四十万，奴隶占了二十万。美国建国时有70万奴隶，占全人口六分之一。中国，无论商周，都远远达不到这个奴隶比率，所以根本谈不上是奴隶社会。
周朝奴隶主要在城里工作，给主子家里干活（相当于后代的家庭奴婢），出门也负责抬轿子，睡觉也当性奴，这从他们的称谓中可以看得出（舆隶、仆妾、僮）。手工艺场里也会使用少量奴隶，负责其中简单粗糙的工种，但主体还是一种叫“百工”的职业工人。
栾盈死后四五年，晋平公12年，公元前546年，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也是好事。晋、楚弭兵，大家都不打仗了。
晋、楚两国作战力量旗鼓相当，都不能完全得志中原，争霸进人战略相持阶段。晋国日益失去诸侯拥戴，走下坡路，晋平公大权旁落。楚国的情况更糟。楚令尹（文武官总头目）和司马（武官总头目）之间，就想我们现在的连长和指导员，总是互相倾轧，指挥不力。楚公族（国君亲戚）与朝堂世族（卿大夫家族）之间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愈演愈烈，造成世族大夫逃往晋国。最典型的巫臣教吴叛楚，为晋国效劳。吴国的崛起，使楚腹背受敌，先后三个令尹加上老将养由基，死于对吴战争。
楚国疲于应付吴国不暇，希望对中原巴尔干息兵，专心防吴。
中原诸侯夹在晋、楚之间，倍尝战争之苦，苦不堪言。所以，早在33年前，宋国大夫华元，倡导召开第一次国际解兵会议。但由于郑国滋事，导致晋、楚鄢陵之战爆发，第一次弭兵运动失败。但是，中原诸侯手拉着手，呼唤着一个充满情和爱的世界，主旋律却从没有变过。郑国执政官子产，甚至掀起了不抵抗运动（甘地先生），宁可让楚国攻掠也不抵御，就为了结束冤冤相报的怪圈，早日和平。
在这样的形势下，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宋国执政官向戍先生，再次提出了伟大的“弭兵”设想，在他的游说下，楚国、晋国同意金盆洗手。
公元前546年金秋十月，楚令尹子木、晋上卿赵武，以及宋滕邾齐、鲁卫陈蔡郑、曹许等国，要在宋都商丘蒙门（东北门）召开弭兵大会。
你走来，我走来，大家走到一起来，各国警卫部队云集商丘城外，驻扎区之间只用篱笆编墙，以示友好（以往都是修垒堑）。
但是，楚国警卫队的行为却和他们的嘴巴矛盾，这些南方来的老楚，衣服里面都藏了皮甲，一个一个鼓得象大狗熊，张牙舞爪，太没诚意，并且暗中计划劫盟，逮捕晋国执政官赵武。（此时，晋平公12年，范小宣已经光荣退休了。赵氏孤儿——赵盾的孙子，苦孩子赵武同志已经熬到了出头之年，被擢升为三军元帅，执晋国之政。）
听说楚国人武装起来了，赵武心里打鼓，说：“不怕，不怕，大不了，打起来，我们立刻撤进宋国都城，跟宋国人一起抵御老楚。”又过了一会儿，说“要不，我们也把皮甲都穿上？得防着点啊。”
叔向说：“Never mind；匹夫老百姓一次不讲信用，终生失去credit；何况一个大国呢？楚国一定没戏的。”
楚国那边，大夫伯州犁不同意楚警卫队的劫盟计划，他说：“我们会盟，讲得是信义，没有信义，怎么号令诸侯。” 伯州犁力劝，楚国才放弃。接着，和平大使向戎在晋、楚两营之间来回斡旋，达成协议：晋、楚奉为共同霸主；晋国的附庸国以后每年要去楚国朝拜，奉送贡品和保护费，楚国的附庸也要去晋国；秦、齐两国也是超级大国，所以秦不必拜晋，齐国也不必朝楚。大家都点头称是。
大会正式开始，各国领导莅临座位，跪好以后，主持人向戎举起了个罐子，宣布：“下一个项目，歃血！”
晋国人说：“我们晋国历来都是第一个歃血的。”
楚国人说：“主持不是说了吗？晋、楚匹敌。如果老是让你们晋国先歃，我们楚国不是弱了吗？”
叔向一看不行，就劝赵武说：“让他们楚国先吧。他们不懂，会盟的时候，都是小国操持主办，楚国抢着先歃，它愿意当小国角色，让它当去吧。”于是，楚国人乐呵呵地领先歃了血。（明明先歃血者是盟主，叔向却胡说八道，是典型的精神胜利法。）
虽然歃血的时候是楚人先歃血，但是在盟誓文件里面晋国列在楚前，总之，算是平等为霸。
这次楚人裹甲赴盟，如果不是赵武脾气温良，非打起来不可，楚国民风强悍，做事不甘示弱，于此可见。
接着，诸侯之间请客吃饭，赵武被推为最尊贵的客人，排场很大，礼仪豪华，列鼎设宴同时，还有音乐伴奏（所谓钟鸣鼎食）。既然有音乐，边吃就边赋诗，一个郑国大夫，赋了一首《诗经》中的《草虫》，说“未见君子，忧心冲冲，既见君子，我心则悦”，把赵武比为想慕中的君子，赵武赶紧耸身不敢当（“不足以当之”）。
接着另一个大夫也把赵武当成偶像，赋诗比喻赵武是驱逐周厉王，拥立周平王的召公，赵武赶紧谦让。又有人赋《鹑之奔奔》，说国君淫乱。赵武赶紧批评，说，床第男女之事，不该在这里讲（赵武时年40岁左右，但是一听淫诗还是脸红，并且预言了赋诗者张扬国君之丑，抱怨国君，不得好死）
子产也赋诗，说赵武是君子，赵武说，我一定用你的话规范自己。子产刚刚走上郑国领导岗位（跟晏子同时期，都是一时之秀），最近拼命给赵武提意见，起哄要减少给晋国上贡的保护费。赵武接受。
也有人跟赵武初次相遇，就赋诗“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赵武赶紧作揖；又有赋“勤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