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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达从一排排椅子中间穿过去，看见一个空座位，坐了下来。代表会议就要结束了。丽达注意地听着主席的讲话。这个人的声音她听起来很耳熟。
“同志们，出席全俄代表大会各代表团首席代表会议的代表，以及出席代表团会议的代表，已经选举完毕。现在离开会还有两个小时。请允许我再次核对一下已经报到的代表名单。”
丽达认出这个人是阿基姆，他正匆忙地念着代表名单。
每叫一个名字，就有一只手拿着红色或者白色代表证举起来。
丽达聚精会神地听着。
一个熟悉的名字传进了她的耳朵：“潘克拉托夫。”
丽达回头朝举手的地方看去，那里坐着一排排代表，却看不到码头工人那熟悉的面孔。名单念得很快，她又听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奥库涅夫，接着又是一个——扎尔基。
丽达看见了扎尔基。他就坐在附近，在她的斜对面。那不就是他的侧影吗，已经不大能认出来了……是他，是伊万。
丽达已经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了。
名单迅速地往下念。突然，她听到一个名字，不由得哆嗦了一下：“柯察金。”
前面很远的地方举起一只手。随后又放下了。说来奇怪，丽达竟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那个和她的亡友同姓的人。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刚才举手的地方，但是所有的头看上去全都一样。
丽达站起来，顺着靠墙的通道向前排走去。这时候，阿基姆已经念完了名单，马上响起一阵挪动椅子的声音，代表们大声说起话来，青年人发出爽朗的笑声，于是阿基姆竭力盖过大厅里的嘈杂声，喊道：“大家不要迟到！……大剧院，七点！……”
大厅门口很拥挤。
丽达明白，她不可能在拥挤的人流中找到刚才名单中念到的熟人。唯一的办法是盯住阿基姆，再通过他找到其他人。
她让最后一批代表从身边走过，自己朝阿基姆走去。
突然，她听到身后有人说：“怎么样，柯察金，咱们也走吧，老弟。”
接着，一个那么熟悉、那么难忘的声音回答说：“走吧。”
丽达急忙回过头来，只见面前站着一个高大而微黑的青年，穿着草绿色军便服和蓝色马裤，腰上系一条高加索窄皮带。
丽达睁圆了眼睛看着他，直到一双手热情地抱住她，颤抖的声音轻轻地叫了一声“丽达”，她才明白，这真是保尔·柯察金。
“你还活着？”
这句问话说明了一切。原来她一直不知道他死去的消息是误传。
大厅里的人全走光了。从敞开的窗户里传来了本市的交通要道——特维尔大街的喧闹声。时钟响亮地敲了六下，可是他俩都觉得见面才几分钟。钟声催促他们到大剧院去。当他们沿着宽阔的阶梯向大门走去的时候，她又仔细看了看保尔。他现在比她高出半个头，还是从前的模样，只是更加英武，更加沉着了。
“你看，我还没问你在哪儿工作呢。”
“我现在是共青团专区委员会书记，或者像杜巴瓦所说的，当‘机关老爷’了。”说着，保尔微微笑了一下。
“你见过他吗？”
“见过，不过那次见面留下的印象很不愉快。”
他们走上了大街。街上，汽车鸣着喇叭疾驰而过，喧嚷的行人来来往往。他俩一直走到大剧院，路上几乎没有说话，心中想着同一件事情。剧院周围人山人海，狂热而固执的人群一次又一次向剧院石砌的大厦涌过去，一心想冲进红军战士把守的入口。但是，铁面无私的卫兵只放代表进去。代表们骄傲地举着证件，从警戒线穿过去。
剧院周围的人海里全是共青团员。他们没有列席证，但是都千方百计想参加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有些小伙子挺机灵，混在代表群里朝前挤，手里也拿着红纸片，冒充证件。他们有时竟混到了会场门口，个别人甚至钻进了大门，但是他们马上被引导来宾和代表进入会场的值班中央委员或纠察队长抓住，给赶出门来，这使得那些混不进去的“无证代表”大为高兴。
想参加开幕式的人很多，剧院连二十分之一也容纳不下。
丽达和保尔费了很大的劲，才挤到会场门口。代表们乘坐电车、汽车陆续来到会场。门口挤得水泄不通。红军战士——他们也是共青团员——渐渐招架不住了，他们被挤得紧紧贴在墙上，门前喊声响成一片：“挤呀！鲍曼学院的小伙子们，挤呀！”
“挤呀，老弟，咱们要胜利了！”
“把恰普林和萨沙·科萨列夫［恰普林（１９０２—１９３８）和科萨列夫（１９０３—１９３９）当时先后担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译者］叫来，他们会放我们进去的！”
“加——油——啊！”
一个戴青年共产国际徽章的小伙子，灵活得像条泥鳅，随着保尔和丽达挤进了大门。他躲过纠察队长，飞速跑进休息室，一转眼就钻进代表群中不见了。
“咱们就坐在这儿吧。”他们走进正厅后，丽达指着后排的位子说。
他们在角落里坐了下来。丽达看了看手表。
“离开会还有四十分钟，你给我讲讲杜巴瓦和安娜的情况吧。”丽达说。保尔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她有点不好意思。
“我不久前去参加全乌克兰代表会议，顺便去看望了他们。跟安娜见了几次面，跟杜巴瓦只见了一次，这一次还不如不见的好。”
“为什么？”
保尔不做声。他右眼的眉梢微微颤动了一下。丽达知道为什么会有这动作，这是他激动的信号。
“你说说吧，我什么都不知道。”
“丽达，我本不想现在说这件事，可你非要我说，我只好服从了。他们的关系是当着我的面彻底破裂的，依我看，安娜是别无选择。他们积累了那么多矛盾，一刀两断是唯一的出路。感情破裂的根源是他们在党内问题上的分歧。杜巴瓦始终是个反对派。我在哈尔科夫听人说起他在基辅的发言，他是和舒姆斯基一起去基辅的。”
“什么，难道舒姆斯基是托洛茨基分子？”
“是的，他曾经是，现在离开了他们。我跟扎尔基找他谈了很久。现在他已经站到咱们这边来了。而对杜巴瓦，这话却无论如何不能说。杜巴瓦是越陷越深。咱们还是回过头来先讲安娜吧。她把什么都告诉我了。杜巴瓦搞反党活动是一头扎进去就出不来。安娜没少受他的气，比方说，他奚落她：‘你是党的一匹小灰马，主人指东你走东，主人指西你走西。’还有比这更难听的。几次冲突过后，他们就成了陌路人。安娜提出分手，杜巴瓦显然不愿意失去她，他保证，今后他们之间不会再有磨擦，请她不要离开他，要帮助他渡过难关。安娜同意了。有一段时间她似乎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她没有再听到他恶语伤人，她给他讲道理，他也不做声，不再反驳。安娜相信，他在认真检讨过去的立场。
“她从扎尔基那里听说，杜巴瓦在共产主义大学也不再捣乱，跟扎尔基的个人关系也能做到和睦相处。不久前安娜在单位感到不大舒服（她已怀孕），回家休息，关上门后，便躺下了。她和杜巴瓦住的是套间，两个房间有门相通，不过两人讲好把门钉死了。
“不一会儿杜巴瓦带了一大帮同志到家里来，结果安娜无意中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托派小组会议的见证人。她听到的那一大堆东西，连做梦都梦不到。而且，为了迎接全乌克兰共青团代表会议，他们还印刷了一份宣言之类的东西，准备藏在衣襟下，偷偷散发给代表们。安娜这才猛然清醒：杜巴瓦原来是在耍手腕。
“等大家走后，安娜把杜巴瓦叫到自己房间，要求他解释刚才发生的一切。
“我正好那一天到达哈尔科夫，参加代表会议，在中央委员会遇见了基辅的代表。
“塔莉亚给了我安娜的地址，她住得很近，我决定午饭前去看望她，因为在她工作的党中央妇女部我们没能找到她，她在那里担任指导员的职务。
“塔莉亚和其他几位同志也答应去看她。你瞧，不早不晚，我到的时候，正好赶上这坎儿了。”
保尔苦笑了一下。
丽达听着，微微皱起眉头，两只胳膊拄在座位的天鹅绒把手上。保尔不再出声。他望着丽达，回想她以前在基辅时的模样，又同眼前的她比较，再次意识到她已长成了一个体态健美的、迷人的青年女性。她身上那件终年不变的军便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简朴但缝制得很精致的蓝色连衣裙。她的手指抓住他的手，轻轻拽了一下，要他继续说下去。
“我听着呢，保尔。”
保尔接着往下说，也抓住了她的手指，不再松开。
“安娜见到我，掩饰不住心里的喜悦。杜巴瓦则是冷冰冰的。原来他已经知道我同反对派作斗争的情况。
“这次见面有点不伦不类。我似乎要充当一个法官之类的角色。安娜不住嘴地讲，杜巴瓦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支接着一支抽烟，显然，他又烦躁，又生气。
“‘你瞧，保夫鲁沙，他不单欺骗我，还欺骗党。他组织什么地下小组，还在那儿煽风点火，当着我的面却说洗手不干了。他在共产主义大学公开承认代表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他自称是个“正派人”，可同时又在瞒天过海，耍阴谋。今天的事，我要写信报告省监察委员会。’安娜气愤地说。
“杜巴瓦很不满意，嘟嘟哝哝说：“‘有什么了不起？走吧，去汇报吧。这种党，连老婆都当特务，偷听丈夫的谈话，你以为我很乐意当这个党的党员！’“这种话对安娜来说当然太过分了。她喊了起来，叫杜巴瓦走开。他出去以后，我对安娜说，让我找他谈一谈。安娜说这是白费劲。不过我还是去了。我想我和他曾经是好朋友，他还不是不可救药。
“我到了他房间。他躺在床上，马上堵我的嘴，说：“‘你别来说服教育，我对这一套腻烦透了。’“可我还是得说。
“我想起了过去的事，说：“‘从我们以前犯的错误中。你什么教训也没有吸取？杜巴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