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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托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济格蒙多维奇，火车司机，三十六年工龄。”
大厅里发出一片赞同声。
“柯察金，阿尔焦姆·安德列耶维奇，钳工，十七年工龄。”
“勃鲁扎克，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火车司机，二十一年工龄。”
大厅里的声音越来越大了，西罗坚科继续往下念，大家听到的都是那些始终同钢铁和机油打交道的产业工人的名字。
当第一个签名的人走上讲台的时候，大厅里立刻鸦雀无声了。
波利托夫斯基老头讲起自己一生的经历，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同志们，我还能说些什么呢？过去旧社会当工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大家都清楚。一辈子受压迫受奴役，到老了，穷得像叫化子，两腿一伸了事。说实在的，革命在这儿刚闹起来那阵子，我想我老了，岁数大了，拖家带口的，入党的事也就放过去了。我倒是从来没帮过敌人的忙，可也没怎么参加战斗。一九○五年在华沙的工厂里参加过罢工委员会，跟布尔什维克一起闹过革命。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干什么也干脆。老话还提它干什么！列宁死了，这对我的心打击太大了，我们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和知心人。什么岁数大不大，我哪能再说这话！……我不会讲话，有讲得好的，让他们讲吧。反正有一点我敢保证：永远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绝不含糊。”
老司机那白发苍苍的头倔强地晃了一下，白眉毛下面两只眼睛射出坚定的目光，一眨不眨地注视着大厅，好像在等待大家的裁决。
党委会请非党群众发表意见，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表决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反对吸收这个矮小的白发老人入党。
波利托夫斯基离开主席台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会场上的每一个人都懂得，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不同寻常的。老司机刚才讲话的地方，现在站着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
这个钳工不知道该把他的大手往哪里放，就老是摆弄手里那顶大耳帽子。他那件衣襟磨光了的羊皮短大衣敞开着，露出里面的灰色军便服，领口上整整齐齐地扣着两颗铜钮扣，这使他显得像过节一样整洁。他把脸转向大厅，突然看到了一张熟悉的妇女的面孔：在被服厂那群工人中间坐着石匠的女儿加莉娜。她对阿尔焦姆宽恕地笑了一下。她的微笑中包含着对他的鼓励，嘴角上还露出一种含蓄的只能意会的表情。
“讲讲你的经历吧，阿尔焦姆！”他听到西罗坚科说。
阿尔焦姆不习惯在大会上发言，不知道从哪里讲起才好。
只是到现在他才感到，不可能把一生中积累的一切全讲出来。
词句老是连贯不起来，加上心情激动，就更说不出来了。这种滋味他还从来没有体会过。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生活已经开始发生急遽的转折——他阿尔焦姆，正在迈出最后的一步，这一步将使他那艰辛的生活变得温暖，获得新的意义。
“我母亲生了我们四个。”阿尔焦姆开始说。
会场上很肃静，六百个人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个高个子、鹰钩鼻、浓眉大眼的工人讲话。
“我母亲给有钱人家当佣人。父亲什么样，我记不大清了，他跟母亲合不来，酒喝得很凶。我们跟着母亲过日子，她养活那么多张嘴，可真不容易。东家管饭，她一个月才挣四个卢布，就为这几个钱，她天天起早贪黑，腰都累弯了。我总算好，有两个冬天上小学，学会了看书写字。满九岁那年，母亲实在没法，只好打发我到一家小铁工厂去当学徒，只管饭，白干三年，不给工钱……老板是个德国人，叫费斯特，他嫌我小，不愿意要，后来看我长得结实，母亲又给我多报了两岁，才把我收下。我给他干了三年，他什么手艺也没教给我，尽支使我干杂活，给他打酒。他一喝起酒来就不要命。撮煤叫我去，搬铁也叫我去……老板娘也把我当成小奴隶，叫我倒尿罐，削土豆皮。他们俩动不动就踢我一脚，常常是无缘无故的，他们就是这个脾气。因为老板常喝醉酒，老板娘对谁都没好气，稍微有点不如意，就打我几个嘴巴子。有时候我跑到街上，可是我能往哪儿逃呢？苦水能向谁吐呢？母亲离我有四十俄里，再说她那儿也没有我安身的地方……在厂里也一样。管事的是老板的弟弟。这个畜生专爱拿我开心。有一回，他指着墙角放铁匠炉的地方，对我说：‘去把那个铁套圈给我拿来。’我跑过去，伸手就拿，哪知道铁圈刚从炉子里夹出来，打完了，扔在地上的，看着是黑的，手刚碰上，皮都烫掉了。我痛得大哭大叫，他却在那儿哈哈大笑。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就跑回母亲那儿去了。可她也没地方安顿我，只好又把我送回德国人那儿。一路上她光是哭。到了第三年，他们开始教我一点钳工技术了，但是还照样打我。我又跑了，一下子跑到旧康斯坦丁诺夫，进了一家灌香肠的作坊。在这个作坊整天洗肠子，像条狗似的又过了不到两年。后来老板耍钱把家当输得精光，四个月不给我们工钱，不知道溜到哪儿去了，我就离开了那个鬼地方。我搭上火车，到了日美林卡，下了车就去找活干。感谢机车库的一个工人，他很同情我。他听我说多少会点钳工，就说我是他的侄子，央求上司把我收下。他看我个子高，给我报了十七岁。就这样，我给钳工打下手。后来我转到这儿来干活，已经有九个年头了。我过去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儿的这一段，你们全都知道。”
阿尔焦姆用帽子擦了擦前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现在，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也是最难讲的事要说，不能等着别人发问。他紧皱着浓眉。继续讲下去：“人人都会问我，为什么革命烈火刚烧起来的时候，我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对这个问题，我能说些什么呢？说老吧，我还早着呢。我只能说，我是今天才找到自己的这条路。我有什么可隐瞒的呢？以前就是没有看清路。早在一九一八年，举行反德大罢工的时候，就应该走上这条路。有个水兵，叫朱赫来，跟我谈过不止一次。直到一九二○年，我才拿起枪来战斗。后来战争结束了，白匪给扔进了黑海。我们就转回来了。我成了家，有了孩子……一头钻到家务事里去了。现在，我们的列宁同志逝世了，党向我们发出了号召，我回头看看自己的生活，看清楚了我一生中缺少的是什么。单单保卫过自己的政权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一致动员起来，接替列宁，把苏维埃政权建设成铁打的江山。我们都应该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是我们的党嘛！”
阿尔焦姆结束了自己朴实而又极其真诚的发言，他为自己那不寻常的措词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同时像从肩上卸下了重担似的，挺直了身子，等待大家提问题。
“也许，有人想要问点什么吧？”西罗坚科打破了沉默。
会场里的人晃动起来，但是暂时还没有人说话。一个下了机车就来开会的、黑得像甲虫一样的司炉干脆利落地喊道：“还有什么可问的？难道咱们还不了解他吗？把党证给他就得了。”
矮壮的锻工基利亚卡又热又紧张，脸涨得通红，他用伤了风的沙哑声音说：“这种人是不会出岔子的，他会成为一个坚强的同志。表决吧，西罗坚科！”
后面共青团员座席上站起一个人来，由于光线很暗，看不清是谁，他说：“让柯察金同志说说，他为什么让土地缠住了，种地会不会使他丧失无产阶级意识。”
会场上掠过一阵轻轻的、不以为然的议论声。有个人出来指责那个小伙子说：“讲简单点，别跑到这儿来卖弄……”
阿尔焦姆打断他说：“没关系，同志，这小伙子说得对，我是叫土地缠住了。
这是实在的，不过我并没有因为这个把工人阶级的良心扔掉。
从今天起就一刀两断。我一定把家搬到工厂附近来，住在这儿更牢靠些。要不然，那块地会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阿尔焦姆看见会场上举起很多手臂，他的心又哆嗦了一下。他感到浑身轻松，挺胸阔步向自己的座位走去。身后传来了西罗坚科的声音：“一致通过！”
第三个走上主席台的是勃鲁扎克。波利托夫斯基的这个沉默寡言的老助手，早就当上司机了。他介绍了自己劳苦的一生，快结束的时候，讲到了最近的感受。他说话声音很低，但是大家都听得很清楚。
“我有义务完成我两个孩子没有完成的事业。他们牺牲了，可并不是为了让我躲在房后去哭。我还没有补上他们牺牲的损失。这回领袖的逝世打开了我的眼界。过去的事情大家就不要问我了，真正的生活打现在起重新开始。”
勃鲁扎克回忆起往事，心绪很乱，忧伤地皱着眉头。会上没有人向他提出任何尖锐的问题，就一致举手通过他入党了。他的眼睛立刻闪出了光彩。斑白的头也抬了起来。
讨论接收新党员的大会一直开到深夜。只有那些大家熟悉的、经过生活考验的、最优秀的分子，才被吸收入了党。
列宁的逝世促使几十万工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的去世没有造成党的队伍涣散。一棵大树，它的巨大的根子深深地扎在土壤里，只削去它的顶端，它是不会死去的。
第六章
旅馆的音乐厅门口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大个子，戴副夹鼻眼镜，胳臂上佩着写有“纠察队长”字样的红袖章。
“乌克兰代表团是在这儿开会吗？”丽达问。
大个子打着官腔回答说：“是的！有什么事吗？”
“请让我进去。”
大个子堵住半边门，打量了一下丽达，问：“您的证件呢？只有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才能进去。”
丽达从提包里拿出烫金的代表证。大个子看见上面印着“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字样，怠慢的态度马上不见了，他变得彬彬有礼，像对“自家人”一样亲热地说：“请吧，请进，左边有空位子。”
丽达从一排排椅子中间穿过去，看见一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