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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俩一起干了两个来小时活，就分手了。保尔在道口上勒住马，望着车站，看了很久，然后朝黑马抽了一鞭，在林间的路上飞跑起来。
现在在森林里走路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布尔什维克肃清了大大小小的匪帮，捣毁了他们的巢穴，这一带的乡村里也太平多了。
保尔回到别列兹多夫，已经是中午了。莉达高兴地在区委会门口的台阶上迎接他。
“你可回来了！你不在，我们都寂寞死了。”莉达把手搭在他肩膀上，同他一起走进屋里。
“拉兹瓦利欣呢？”保尔一边脱大衣，一边问她。
莉达有点不愿意回答：“不知道。哦，我想起来了！他早上说要到学校去替你上政治课。他说这是他份内的事，不是柯察金的事。”
这消息使保尔感到奇怪，也很不痛快。他一向不喜欢拉兹瓦利欣。“这家伙到学校里去搞什么名堂？”保尔不高兴地想。
“去就去吧。你说说，这儿有什么好消息。你到格鲁舍夫卡去过了吗？那儿同志们的情况怎么样？”
保尔坐在沙发上休息，活动着他那疲倦的双腿。莉达把最近的情况全告诉了他。
“前天批准了拉基京娜做预备党员。这样，我们波杜布齐支部就更强了。拉基京娜是个好姑娘，我很喜欢她。你瞧，教师们已经开始转变，他们有的人完全站到咱们这边来了。”
利西岑、保尔和新到的区党委书记雷奇科夫三个人，晚上常常在利西岑家围着大桌子坐到深夜。
卧室的门关着，小阿妞和利西岑的妻子早已睡着了，他们三个人还坐在桌子跟前，低头读一本不太厚的书。只有夜里利西岑才有时间读书。保尔下乡回来，晚上就到利西岑家里来学习，他看到他们两个人学到前面去了，心里挺难过。
有一天，从波杜布齐传来了噩耗：格里沙夜里被人暗杀了。保尔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跑了出去。他忘记了腿疼，几分钟就跑到执委会的马厩，以疯狂的速度鞴好马，一跨上去，就用皮鞭左右抽打，朝边界飞驰而去。
在村苏维埃宽敞的屋子里，格里沙的尸体停放在饰着绿色枝叶的桌子上，身上覆盖着红旗。屋门口有一个边防军战士和一个共青团员站岗，在上级负责人到来之前，不许任何人进去。保尔进了屋，走到桌子跟前，掀开了红旗。
格里沙躺在那里，头歪向一旁，脸像蜡一样苍白，眼睛睁得很大，还保持着临死前的痛苦表情。后脑勺被锐利的凶器击破，现在用云杉枝遮掩着。
是谁杀害了这个青年呢？他是独生子，母亲是个寡妇，父亲从前给磨坊老板当长工，后来成了村贫民委员会委员，在革命中牺牲了。
老母亲一听说儿子死了，立刻昏倒在地。邻居们正在救护这位人事不省的老人，可是他的儿子却默默地躺在那里，保守着他的死亡之谜。
格里沙的死震动了全村。这个年轻的团支部书记、贫苦农民的保卫者，在村子里的朋友要比敌人多得多。
拉基京娜为格里沙遇害感到非常伤心。她躺在自己的房间里痛哭，保尔走进来的时候，她连头都没有抬。
“拉基京娜，你看是谁下的毒手？”保尔沉重地坐在椅子上，低声问她。
“不会是别人，准是磨坊老板那一伙人，因为是格里沙卡着那帮走私贩的脖子，叫他们出不来气。”
两个村子的人都参加了格里沙的葬礼。保尔带来了他的军训营，全体团员都来给自己的同志送葬。二百五十名边防军战士在加夫里洛夫指挥下，列队站在村苏维埃前面的广场上。在悲壮的哀乐声中，人们抬出了覆盖着红旗的棺材，把它安放在广场上新挖好的墓穴前，旁边是国内战争中牺牲的布尔什维克游击队员们的坟墓。
格里沙流的血使他生前努力保护的那些人更团结了。贫苦的青年们和贫苦的村民们表示坚决支持团支部。致悼词的人都满腔悲愤，强烈要求处死凶手，要求抓住他们，就在这个广场上，在烈士墓前当众审判，让大家都认清敌人的真面目。
接着，放了三响排枪。烈士墓上铺上了常青树枝。当天晚上，团支部选出了新的支部书记——拉基京娜。国家政治保安部的边境哨所通知保尔，说他们发现了凶手的线索。
一个星期以后，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别列兹多夫的剧院里开幕了。利西岑向大会做报告，他表情严肃，神态庄重。
“同志们，我以十分高兴的心情向大会报告，一年来由于大家共同努力，我们的工作有了很大进展。我们大大巩固了本区的苏维埃政权，彻底肃清了土匪，狠狠打击了走私活动。
各村都建立了坚强可靠的贫农组织。共青团组织壮大了十倍，党的组织也发展了。最近，富农们在波杜布齐杀害了我们的格里沙同志，现在案件已经破获，凶手就是磨坊老板和他的女婿。他们已经被逮捕，不久省法院巡回法庭就要来审判他们。许多村的代表团都向大会主席团提出建议，要大会作出决议，坚决要求将杀人凶犯处以极刑……”
会场上立刻响起了震耳的喊声：“赞成！处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
这时，莉达在旁门口出现了。她做了一个手势，叫保尔出去。
莉达在走廊上交给他一封公函，上面写着“急件”。保尔立刻拆开了。
别列兹多夫共青团区委会。抄送区党委会。省委常委会决定从你区调回柯察金同志，省委拟另派他担任重要的共青团工作。
保尔同他工作了一年的别列兹多夫区告别了。最后一次区党委会议上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批准保尔·柯察金同志转为共产党正式党员；第二，解除他区团委书记的职务，并通过他的鉴定。
利西岑和莉达紧紧地握着保尔的手，亲切地拥抱他。当保尔骑着马从院子里出来，走上大道的时候，十几支手枪齐放排枪，向他致敬。
第五章
电车沿丰杜克列耶夫大街吃力地向上爬行，马达一个劲地呜呜叫着。它开到歌剧院门前，停了下来，一群青年下了车，它又继续向上爬去。
潘克拉托夫不住地催促落在后面的人：“快走吧，同志们。咱们肯定要迟到了。”
奥库涅夫到歌剧院门口才赶上他，说：“你记得吧，伊格纳特，三年前咱们也是这样来开会的。
那时候，柯察金、杜巴瓦和一群‘工人反对派’回到咱们队伍里来了。那天晚上的会开得真好。今天咱们又要跟杜巴瓦斗一斗了。”
他们向站在门口的检查小组出示了证件，走进了会场。这时，潘克拉托夫才回答说：“是呀，杜巴瓦的这出戏又要旧地重演了。”
有人嘘了一声，要他们保持肃静。他们只好就近找位子坐下。晚上的会议已经开始。在台上发言的是一位女同志。
“来得正是时候。快听听你老婆说些什么。”潘克拉托夫用胳膊肘捅了一下奥库涅夫，悄悄地说。
“……不错，进行这场辩论，我们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但是，青年们参加辩论，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可以非常满意地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我们的组织里，托洛茨基信徒们的失败已经成为定局。我们给了他们发言的机会，让他们充分说明他们的观点。在这方面，他们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恰恰相反，他们甚至滥用了我们给他们的行动自由，干了一连串严重破坏党纪的事情。”
塔莉亚非常激动，一绺头发垂到脸上，妨碍她说话。她把头向后一甩，继续说：“各区来的许多同志在这儿发了言，他们都谈到了托洛茨基分子采用的种种手段。出席这次大会的托洛茨基派的代表相当多嘛。各区特意发给他们代表证，好让大家在这次市党代会上再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发言不多，那不能怪我们。他们在各区和各支部都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多少学乖了一点，他们很难再跑上这个讲台，把那些老调重弹一遍。”
突然，会场右角有个人刺耳地喊了一声，打断了塔莉亚的发言：“我们还是要说话的。”
塔莉亚转身对那个人说：“好吧，杜巴瓦，那就请上来说吧，我们倒要听听。”
杜巴瓦恼恨地看着她，神经质地撇了撇嘴。
“到时候自然会说！”他喊了一句，立刻想起他昨天在索洛缅卡区的惨败，那个区里的人都知道他。
会场上发出一阵不满的嗡嗡声。潘克拉托夫忍不住喊了起来：“怎么，你们还想动摇我们的党吗？”
杜巴瓦听出了他的声音，但是连头也没有回，只是用力咬住嘴唇，低下了头。
塔莉亚继续说：“就拿杜巴瓦来说吧，他正是托洛茨基分子破坏党纪的一个突出的典型。他做了很长时间的共青团工作，许多人都认识他，兵工厂的人更了解他。杜巴瓦现在是哈尔科夫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可是，我们大家知道，他跟米海拉·什科连科在这儿已经呆了三个星期。这时候大学里功课正紧张，他们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呢？全市没有一个区他们没有去讲演过。
不错，最近什科连科开始醒悟了。谁派他们到这儿来的？除了他们两个以外，我们这儿还有许多外地来的托洛茨基分子。
他们以前都在这儿工作过，现在回来就是为了在党内煽风点火。他们所在的党组织知不知道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呢？当然不知道。”
台下传来了舒姆斯基的喊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