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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叫声更大了。几个当班的堂倌一齐跑进了洗刷间。普罗霍尔径直朝酣睡的保尔扑过去。
拳头像雨点一样落在保尔头上。他简直疼糊涂了。
保尔刚被打醒，什么也不明白。眼睛里直冒金星，浑身火辣辣地疼。
他周身是伤，一步一步地勉强挪到了家。
早晨，阿尔焦姆阴沉着脸，皱着眉头，叫保尔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
保尔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谁打的？”阿尔焦姆瓮声瓮气地问弟弟。
“普罗霍尔。”
“好，你躺着吧。”
阿尔焦姆穿上他的羊皮袄，一句话也没有说，走出了家门。
“我找堂倌普罗霍尔，行吗？”一个陌生的工人问格拉莎。
“请等一下，他马上就来。”她回答。
这个身材魁梧的人靠在门框上。
“好，我等一下。”
普罗霍尔端着一大摞盘子，一脚踢开门，走进了洗刷间。
“他就是普罗霍尔。”格拉莎指着他说。
阿尔焦姆朝前迈了一步，一只有力的手使劲按住堂倌的肩膀，两道目光紧紧逼住他，问：“你凭什么打我弟弟保尔？”
普罗霍尔想挣开肩膀，但是阿尔焦姆已经狠狠一拳，把他打翻在地；他想爬起来，紧接着又是一拳，比头一拳更厉害，把他钉在地板上，他再也起不来了。
女工们都吓呆了，急忙躲到一边去。
阿尔焦姆转身走了出去。
普罗霍尔满脸是血，在地上挣扎着。
这天晚上，阿尔焦姆没有从机车库回家。
母亲打听到，阿尔焦姆被关进了宪兵队。
六天以后，阿尔焦姆才回到家里。那是在晚上，母亲已经睡了，保尔还在床上坐着。阿尔焦姆走到他跟前，深情地问：“怎么样，弟弟，好点了吗？”他在弟弟身旁坐了下来。
“比这更倒霉的事也有的是。”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没关系，你到发电厂去干活吧。我已经替你讲过了，你可以在那儿学门手艺。”
保尔双手紧紧地握住了阿尔焦姆的大手。
第二章
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像旋风一样刮进了这个小城：“沙皇被推翻了！”
城里的人都不敢相信。
一列火车在暴风雪中爬进了车站，两个穿军大衣、背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戴红袖标的革命士兵从车上跳下来。他们逮捕了站上的宪兵、年老的上校和警备队长。城里的人这才相信传来的消息是真的了。于是几千个居民踏着积雪，穿过街道，涌到广场上去。
人们如饥似渴地听着那些新名词：自由、平等、博爱。
喧闹的、充满兴奋和喜悦的日子过去了。城里又恢复了平静，只有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崩得”，犹太社会民主主义总同盟的简称，是孟什维克的一个派别。——译者］把持的市参议会的楼房顶上那面红旗，才告诉人们发生了变动。其他一切都同过去一样。
冬末，城里进驻了一个近卫骑兵团。每天早晨，团里都派出骑兵小分队，到车站去抓从西南前线开小差下来的逃兵。
近卫骑兵个个红光满面，身材高大。军官大都是伯爵和公爵，戴着金色的肩章，马裤上镶着银色的绦子，一切都跟沙皇时代一模一样，好像没有发生过革命似的。
一九一七年匆匆离去了。对保尔、克利姆卡和谢廖沙来说，什么都没有改变。主人还是原来的那些家伙。只是到了多雨的十一月，情况才有点不同寻常。车站上出现了许多生人，他们大多是从前线回来的士兵，而且都有一个奇怪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这个响亮的、有力的称号是从哪里来的，谁也不知道。
骑兵们要捉住从前线回来的逃兵可不那么容易。车站上枪声不断，被打碎的玻璃窗越来越多。士兵们成群结队地从前线跑回来，遇到阻拦，便用刺刀开路。到了十二月初，他们已经是成列车地涌来了。
车站上布满了近卫骑兵，准备截住列车，但是却遭到了车上机枪的迎头痛击。那些不怕死的人全都从车厢里冲了出来。
从前线回来的穿灰军衣的士兵把骑兵压回城里去了，然后他们回到车站，火车便一列跟着一列开了过去。
一九一八年的春天，三个好朋友在谢廖沙家玩了一阵子“六十六点”，就跑出来，到柯察金家小园子的草地上躺了下来。真是无聊，平时的那些游戏都玩腻了。他们开始动脑筋，怎么才能更好地消磨这一天的时间。这时，背后响起了得得的马蹄声，一个骑马的人沿着大路疾驰而来。那马一纵身，跳过了公路和小园子的低矮栅栏之间的排水沟。骑马的人朝躺在地上的保尔和克利姆卡挥了挥马鞭，说：“喂，小伙子们，过来！”
保尔和克利姆卡跳了起来，跑到栅栏跟前。骑马的人满身尘土，歪戴在后脑勺上的军帽和保护色的军便服全都落上了厚厚的一层灰尘。结实的军用皮带上，挂着一支转轮手枪和两颗德国造的手榴弹。
“小朋友，弄点水来喝喝！”骑马的人请求说。他见保尔跑回家去取水，就转过来问正瞧着他的谢廖沙：“小伙子，现在城里谁掌权？”
谢廖沙急急忙忙地讲起城里的各种消息来：“我们这儿已经有两个星期没人管了，只有一个自卫队，老百姓轮班守夜。你们是什么人？”他也提出了问题。
“我说你呀，操心操过头，转眼变成小老头。”骑马的人微笑着回答。
保尔端着一杯水，从家里跑出来。
骑马的人贪婪地一口气喝了个精光，把杯子还给保尔，接着一抖缰绳，立即朝松林驰去。
“他是干什么的？”保尔困惑地问克利姆卡。
“我怎么知道呢？”克利姆卡耸耸肩膀，回答说。
“大概又要换政府了，要不列辛斯基一家昨天怎么都跑了呢？有钱人跑了，那就是说，游击队要来了。”谢廖沙十拿九稳地解决了这个政治问题。
他的推论是那样令人信服，保尔和克利姆卡马上就都同意了。
三个朋友还没有谈论完这个问题，公路上又传来了得得的马蹄声。他们都朝栅栏跑去。
在他们目力所及的地方，从树林里，从林务官家的房后，转出来许多人和车辆，而在公路近旁，有十五六个人骑着马，枪横放在马鞍上，朝这边走来。最前面的两个，一个是中年人，穿着保护色军装，系着军官武装带，胸前挂着望远镜；另一个和他并排走的，正是三个朋友刚才见过的那个骑马的人。
中年人的上衣上别着一个红蝴蝶结。
“瞧，我说什么来着？”谢廖沙用胳膊肘从旁边捅了保尔一下。“看见了吧，红蝴蝶结。准是游击队，要不是游击队，就叫我瞎了眼……”说着，高兴得喊了一声，像小鸟似的越过栅栏，跳到外面去了。
两个朋友紧跟着也跳了出去。现在他们三个一起站在路旁，看着开过来的队伍。
那些骑马的人已经来到跟前。三个朋友刚才见过的那个人朝他们点了点头，用马鞭指着列辛斯基的房子，问：“这房子是谁家的？”
保尔紧紧跟在骑马的人后面，边走边说：“这是律师列辛斯基家的房子。他昨天就跑了，看样子是怕你们……”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那个中年人微笑着问。
保尔指着红蝴蝶结，说：“这是什么？一眼就看得出来……”
居民们纷纷拥上街头，好奇地看着这支新开来的队伍。三个小朋友也站在路旁，望着这些浑身是土的、疲倦的红军战士。
队伍里唯一的一门大炮从石头道上隆隆驶过，架着机枪的马车也开过去了，这时候，他们就跟在游击队的后面，直到队伍停在市中心，开始分散到各家去住，他们才各自回家。
游击队的指挥部设在列辛斯基家的房子里，当天晚上，大客厅里那张四脚雕花的大桌子周围，四个人坐着在开会：一个是队长布尔加科夫同志，他是个已经有了白发的中年人，另外三个是指挥部的成员。
布尔加科夫在桌上打开一张本省地图，一边在图上移动指甲，寻找路线，一边向对面那个长着一口结实牙齿的高颧骨的人说：“叶尔马琴科同志，你说要在这儿打一仗，我倒认为应该明天一早就撤走。今天连夜撤最好，不过大家太累了。我们的任务是抢在德国人的前头，先赶到卡扎京。拿我们现有的这点兵力去抵抗，简直是开玩笑……一门炮，三十发炮弹，二百个步兵和六十个骑兵——能顶什么用……德国人正像洪水一样涌来。我们只有和其他后撤的红军部队联合在一起，才能作战。同志，我们还必须注意，除了德国人之外，沿路还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反革命匪帮。我的意见是，明天一早就撤，把车站后面的那座小桥炸掉。德国人修桥得花两三天的时间。
这样，他们暂时就不能沿铁路线往前推进了。同志们，你们的意见怎么样？咱们决定一下吧。”他对在座的人说。
坐在布尔加科夫斜对面的斯特鲁日科夫动了一下嘴唇，看了看地图，又看了看布尔加科夫，终于很费劲地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来：“我……赞……成布尔加科夫的意见。”
那个穿工人服的年轻人也表示同意：“布尔加科夫说得有道理。”
只有叶尔马琴科，就是白天跟三个朋友谈过话的那个人，摇头反对。他说：“那我们还建立这支队伍干什么？是为了在德国人面前不战而退吗？照我的意见，我们应当在这儿跟他们干一仗。跑得叫人腻烦了……要是由着我的性子，非在这儿打一仗不可。”他猛然把椅子推开，站起身，在屋里踱起步来。
布尔加科夫不以为然地看了他一眼。
“仗要打得有道理，叶尔马琴科同志。明知道是吃败仗，是送死，还硬要战士往上冲，这种事咱们不能干。要这样干，就太可笑了。在咱们后面，有敌人一个整师，而且配备有重炮和装甲车……叶尔马琴科同志，咱们可不能耍小孩子脾气……”接着他对大家说：“就这么决定了，明天一早撤。”
“下一个是建立联系的问题。”布尔加科夫继续说。“因为咱们是最后一批撤，当然就得担负起组织敌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