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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攻克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以后，波军腹背受敌，只好分作两股，撤出基辅，仓皇逃遁。他们拼命想为自己杀出一条路，冲出钢铁包围圈。
保尔已经完全忘却了他自己。这些日子，每天都有激烈的战斗。他，保尔，已经溶化在集体里了。他和每个战士一样，已经忘记了“我”字，脑子里只有“我们”：我们团、我们骑兵连、我们旅。
战局的发展犹如狂飙，异常迅猛，天天都有新的消息传来。
布琼尼的骑兵以排山倒海之势，不停顿地向前挺进，给敌人一个又一个沉重的打击，摧毁了波军的整个后方。满怀胜利喜悦的各骑兵师，接二连三地向波军后方的心脏诺沃格勒—沃伦斯基发起猛烈的冲锋。
他们像冲击峭壁的巨浪，冲上去，退回来，接着又杀声震天地冲上去。
无论是密布的铁丝网，还是守城部队的拼命顽抗，都没能挽救波军的溃败。六月二十七日早晨，布琼尼的骑兵队伍渡过斯卢奇河，冲进诺沃格勒—沃伦斯基城，并继续向科列茨镇方向追击溃逃的波军。与此同时，亚基尔的第四十五师在新米罗波利附近渡过斯卢奇河，科托夫斯基骑兵旅则向柳巴尔镇发起了攻击。
不久，骑兵第一集团军的无线电台接到战线司令的命令，要他们全军出动，夺取罗夫诺。红军各师发起强大攻势，把波军打得七零八落，他们只能化成小股部队，四散逃命。
有一天，旅长派保尔到停在车站的铁甲列车上去送公文。
在那里他竟遇见了一个根本没想到会碰见的人。马跑上了路基。到了前面一辆灰色车厢跟前，保尔勒住了马。铁甲列车威风凛凛地停在那里，藏在炮塔里的大炮露出黑洞洞的炮口。
列车旁边有几个满身油垢的人，正在揭开一块保护车轮的沉重的钢甲。
“请问铁甲列车的指挥员在哪儿？”保尔问一个穿着皮上衣、提着一桶水的红军战士。
“就在那儿。”红军战士把手朝火车头那边一指说。
保尔跑到火车头跟前，又问：“哪一位是指挥员？”
一个脸上长着麻子、浑身穿戴都是皮制品的人转过身来，说：“我就是。”
保尔从口袋里掏出公文，交给了他。
“这是旅长的命令，请您在公文袋上签个字。”
指挥员把公文袋放在膝盖上，开始签字。火车头的中间车轮旁边，有一个人提着油壶在干活。保尔只能看到他宽阔的后背和露在皮裤口袋外面的手枪柄。
“签好了，拿去吧。”指挥员把公文袋还给了保尔。
保尔抖抖缰绳，正要走，在火车头旁边干活的那个人突然站直身子，转过脸来。就在这一瞬间，保尔好像被一阵风刮倒似的，跳下马来，喊道：“阿尔焦姆，哥哥！”
满身油垢的火车司机立即放下油壶，像大熊一样，抱住年轻的红军战士。
“保尔！小鬼！原来是你呀！”阿尔焦姆这样喊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铁甲列车指挥员用惊奇的目光看着这个场面。车上的炮兵战士都笑了起来。
“看见没有，兄弟俩喜相逢了。”
八月十九日，在利沃夫地区的一次战斗中，保尔丢掉了军帽。他勒住马，但是前面的几个骑兵连已经冲进了波军的散兵线。杰米多夫从洼地的灌木丛中飞驰出来，向河岸冲去，一路上高喊：“师长牺牲了！”
保尔哆嗦了一下。列图诺夫，他的英勇的师长，一个具有大无畏精神的好同志，竟牺牲了。一种疯狂的愤怒攫住了保尔的心。
他使劲用马刀背拍了一下已经十分疲惫、满嘴是血的战马格涅多克，向正在厮杀的、人群最密的地方冲了过去。
“砍死这帮畜生！砍死他们！砍死这帮波兰贵族！他们杀死了列图诺夫。”盛怒之下，他扬起马刀，连看也不看，向一个穿绿军服的人劈下去。全连战士个个怒火中烧，誓为师长复仇，把一个排的波军全砍死了。
他们追击逃敌，到了一片开阔地，这时候波军的大炮向他们开火了。
一团绿火像镁光一样，在保尔眼前闪了一下，耳边响起了一声巨雷，烧红的铁片灼伤了他的头。大地可怕地、不可思议地旋转起来，向一边翻过去。
保尔像一根稻草似的，被甩出了马鞍，翻过马头，沉重地摔在地上。
黑夜立刻降临了。
第九章
章鱼的一只眼睛，鼓鼓的，有猫头大小，周围是暗红色，中间发绿，这只眼睛在闪闪发亮。章鱼的几十条长长的腕足，像一团小蛇似的，蜿蜒地蠕动着，上面的鳞发出讨厌的沙沙声。章鱼在游动。他看见章鱼差不多就贴着自己的眼睛。那些腕足在他身上爬着，它们是冰凉的，像荨麻一样刺人。章鱼伸出的刺针如同水蛭，死叮在他的头上，一下一下地收缩，吮吸着他的血液。他感到他的血液正从自己身上流到已经膨胀起来的章鱼体内去。刺针就这样吸个不停。他头上被叮的地方，疼得难以忍受。
从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传来了说话的声音：“现在他的脉搏怎么样？”
有个女人声音更轻地回答：“脉搏一百三十八，体温三十九度五。一直昏迷，说胡话。”
章鱼消失了，但是被它叮过的地方还很疼。保尔觉得有人把手指按在他的手腕上。他想睁开眼睛，但是眼皮很重，怎么也抬不起来。为什么这样热呢？大概是妈把炉子烧得太旺了。又有人在什么地方说话了：“脉搏现在是一百二十二。”
他竭力想抬起眼皮。可是，心里像有一团火，热得喘不上气来。
想喝水，多么想喝水呀！他恨不得马上就爬起来，喝个够。那为什么又起不来呢？他刚想挪动一下身子，但是，立刻觉得身体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根本不听使唤。妈马上会拿水来的。他要对她说：“我要喝水。”在他旁边，有个什么东西在动。是不是章鱼又来了？就是它，看它那只红色的眼睛……
远处又传来了轻轻的说话声：“弗罗霞，拿点水来！”
“这是谁的名字呢？”保尔竭力在回想，但是一动脑子，便跌进了黑暗的深渊。他从那深渊里浮上来，又想起：“我要喝水。”
他又听到了说话的声音：“他好像有点苏醒了。”
接着，那温和的声音显得更近、更清晰了：“伤员同志，您要喝水吗？”
“我怎么是伤员呢？也许不是跟我说的吧？对了，我不是得了伤寒吗！怪不得叫我伤员呢！”于是，他第三次试着睁开眼睛，这回终于成功了。从睁开的小缝里，他最先看到的是他面前有一个红色的球，但是，这个球又让一个黑糊糊的东西挡住了。这个黑糊糊的东西向他弯下来，于是，他的嘴唇触到了玻璃杯口和甘露般的液体。心头的那团火逐渐熄灭了。
他心满意足地低声说：“现在可真舒服。”
“伤员同志，您看得见我吗？”
这问话就是向他弯下来的那个黑糊糊的东西发出来的。
这时，他又要昏睡了，不过还来得及回答一句：“看不见，但是能听见……”
“谁能想到他还会活过来呢？可是您看，他到底挣扎着活过来了。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啊。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您真可以骄傲。这完全是因为您护理得好。”
一个女人的声音非常激动地回答：“啊，我太高兴了！”
昏迷了十三天之后，保尔终于恢复了知觉。
他那年轻的身体不肯死去，精力在慢慢恢复。这是他第二次获得生命，什么东西都像是很新鲜，很不平常。只是他的头固定在石膏箱里，沉甸甸的，他也根本没有力量移动一下。不过身体的感觉已经恢复，手指能屈能伸了。
一间四四方方的小屋里，陆军医院的见习医生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正坐在小桌子后边，翻看她那本厚厚的淡紫色封面的笔记本。里面是她用纤巧的斜体字写的日记：
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６日
今天从救护列车上给我们送来一批重伤员。一个头部受重伤的红军战士被安置在病室角上靠窗的病床上。他只有十七岁。我收到一个口袋，里面除了病历，还有从他衣袋里找出来的几份证件。他叫保尔·安德列耶维奇·柯察金。
证件有：一个磨破的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六七一号团证，上面记载的入团时间是一九一九年；一个弄破的红军战士证；还有一张摘抄的团部嘉奖令，上面写的是：对英勇完成侦察任务的红军战士柯察金予以嘉奖。
此外，还有一张看来是他亲笔写的条子：
如果我牺牲了，请同志们通知我的家属：舍佩托夫卡市铁路机车库钳工阿尔焦姆·柯察金。
这个伤员从八月十九日被弹片打伤以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明天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要给他做检查。
８月２７日
今天检查了柯察金的伤势。伤口很深，颅骨被打穿，头部右侧麻痹。右眼出血，眼睛肿胀。
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打算摘除他的右眼，以免发炎，不过我劝他，只要还有希望消肿，就先不要做这个手术。他同意了。
我的主张完全是从审美观点出发的。如果这个年轻人能活过来，为什么要摘除一只眼睛，让他破相呢？
他一直说胡话，折腾得很厉害，身边必须经常有人护理。
我在他身上花了很多时间。他这样年轻，我很可怜他。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要把他从死神手里夺过来。
昨天下班后，我在病房里又呆了几个小时。他的伤势最重。我注意听他在昏迷中说些什么。有时候他说胡话就像讲故事一样。我从中知道了他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不过，有时候他骂人骂得很凶。这些骂人话都是不堪入耳的。我听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感到很难过。阿纳托利·斯捷潘诺维奇说他救不活了。这老头生气地咕哝说：“我真不懂，他差不多还是一个孩子，部队怎么能收他呢？真是岂有此理。”
８月３０日
柯察金仍然没有恢复知觉。现在他躺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