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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是个不安分的小女孩，有时还爱异想天开，一心要在生活中寻找某种不同寻常的夺目光彩。我从这样一个小女孩成长起来，从一大堆读过的小说中成长起来。这些小说常常触发你对生活的奇想，促使你去追求一种更为绚丽、更为充实的生活，而不满足于那种叫人厌恶和腻烦的、千篇一律的灰暗生活，这后一种生活却正是跟我类似的绝大多数女性所习惯了的。在对不同寻常的夺目光彩的追求中，我产生了对保尔的感情。我熟悉的那些年轻人中，没有一个有他那样坚强的意志，那样明确无误而又别具一格的生活见解，没有一个。而我和他的友谊本身也是非同一般的。正是因为追求夺目的光彩，也因为我异想天开地要“考验考验”他，有一次我差点没要了他的小命。这件事眼下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十分惭愧。
这是夏末的事。我跟保尔来到湖边的一座悬崖上，这是我喜爱的地方。真是鬼迷心窍，我竟会生出来一个再考验他一次的念头。那座陡峭的悬崖你是知道的，去年夏天我领你去过，足足有五俄丈［一俄丈等于２．１３４米。——译者］高。我简直疯了，对他说：“你不敢跳下去，你害怕。”
他朝下面的湖水看了看，摇摇头说：“活见鬼！干吗，我的命不值钱哪？谁活得不耐烦，他跳就是了。”
我这样挑逗他，他以为是开玩笑。别看我多次亲眼看到他表现得很勇敢，有时甚至天不怕地不怕，此时此刻我却认为，他敢做的，也就是打个架啦，冒个险啦，偷支手枪啦，以及诸如此类的小事，真正要冒生命危险的大无畏精神，他还谈不上。
接下来发生的事实在糟糕，叫我一辈子再也不敢去干那种想入非非的蠢事。我告诉他，我不大相信他那么勇敢，只是检验他一下，是否真有胆量跳悬崖，不过我并不强迫他这样做。当时我简直着了迷，觉得太有意思了，为了进一步激他，又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如果他真是男子汉，想博得我的爱情，那就跳下去，跳过之后，他就可以得到我。
塔妮亚，我现在深深意识到，这太过分了。他对我的建议惊讶不已，凝视了我片刻。我还没有来得及站起来，他已经甩掉脚上的鞋子，纵身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我吓得尖叫起来，可一切都晚了——他那挺直的身躯飞速向水面落下去。短短的三秒钟，在我却是长得没有尽头。当水面激起的巨大浪花把他的身子掩盖起来的瞬间，我害怕极了，顾不得滑下悬崖的危险，忧心如焚地张望着水面一圈圈漾开去的波纹。似乎是无尽的等待之后，水面上终于露出了我心爱的那颗黑色的头。我号啕大哭，迅速向通湖边的小路飞奔过去。
我知道，他跳崖并不是为了得到我，我许下的愿至今没有偿还，而是为了永远结束这种考验。
树枝敲击着窗户，不让我写下去。今天我的心情一点也不好，塔妮亚。周围的一切是那么黯淡，这对我的情绪也有影响。
车站上列车不间断。德国人在撤退。他们从四面八方汇合到这里，然后分批登车离去。据说，离这里二十俄里的地方，起义者和撤退的德军在交战。你是知道的，德国也发生了革命，他们急着回国去。火车站的工人快跑光了。像要出什么事，我说不上来，可心里惶惶然不可终日。等你的回信。
爱你的冬妮亚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２９日
激烈而残酷的阶级斗争席卷着乌克兰。愈来愈多的人拿起了武器，每一次战斗都有新的人参加进来。
小市民过惯了的那种安宁平静的日子，已经成为遥远的往事了。
战争的风暴袭来，隆隆炮声震撼着破旧的小屋。小市民蜷缩在地窖的墙根底下，或者躲在自家挖的避弹壕里。
佩特留拉手下那些五花八门的匪帮在全省横冲直撞，什么戈卢勃、阿尔汉格尔、安格尔、戈尔季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小头目，这些数不清的各式各样匪徒，到处为非作歹。
过去的军官、右翼和“左翼”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党徒，一句话，任何一个不要命的冒险家，只要能纠集一批亡命徒，就都自封为首领，不时还打起佩特留拉的蓝黄旗，用尽一切力量和手段夺取政权。
“大头目佩特留拉”的团和师，就是由这些乌七八糟的匪帮，加上富农，还有小头目科诺瓦利茨指挥的加里西亚地方的攻城部队拼凑起来的。红色游击队不断向这帮社会革命党和富农组成的乌合之众冲杀，于是大地就在这无数马蹄和炮车车轮下面颤抖。
在那动乱的一九一九年的四月，吓得昏头昏脑的小市民，早上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推开窗户，提心吊胆地询问比他起得早的邻居：“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今天城里是哪一派掌权？”
那个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一边系裤带，一边左右张望，惶恐地回答：“不知道啊，阿法纳斯·基里洛维奇。夜里开进来一些队伍。等着瞧吧。要是抢劫犹太人，那就准是佩特留拉的人，要是‘同志们’，那一听说话，也就知道了。我这不是在看吗，看到底该挂谁的像，可别弄错了，招惹是非。您知道吗，隔壁的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就是因为没看准，糊里糊涂地把列宁的像挂了出去。刚好有三个人冲他走过来，没想到就是佩特留拉手下的人。他们一看见列宁像，就把格拉西姆抓住了。好家伙，一口气抽了他二十马鞭，一边打一边骂：‘狗杂种，共产党，我们扒你的皮，抽你的筋！’不管格拉西姆怎么分辩，怎么哭喊，都不顶事。”
正说着，有一群武装人员沿着公路走来。他们俩看见，赶紧关上窗户，藏了起来。日子不太平啊！……
至于工人们，却是怀着满腔的仇恨瞧着佩特留拉匪帮的蓝黄旗。他们还没有力量对抗“乌克兰独立运动”这股沙文主义的逆流。只有当浴血奋战的红军部队击退佩特留拉匪帮的围攻，从这一带路过，像楔子一样插进城里的时候，工人们才活跃起来。亲爱的红旗只在市参议会房顶上飘扬一两天，部队一撤，黑暗又重新降临了。
现在这座小城的主人是外第聂伯师的“荣耀和骄傲”戈卢勃上校。昨天他那支两千个亡命徒的队伍趾高气扬地开进了城。
上校老爷骑着黑色的高头大马走在队伍的前面。尽管四月的太阳已经暖烘烘的了，他还是披着高加索毡斗篷，戴着扎波罗什哥萨克的红顶羔皮帽子，里边穿的是切尔克斯长袍，佩着全副武装：有短剑，有镶银马刀。
戈卢勃上校老爷是个美男子：黑黑的眉毛，白白的脸，只是由于狂饮无度，脸色白里透着微黄，而且嘴里总是叼着烟斗。革命前，上校老爷在一家糖厂的种植园里当农艺师，但是那种生活寂寞无聊，根本不能同哥萨克头目的赫赫声势相比。于是，这位农艺师就乘着浊流在全国泛滥的机会，浮游上来，成了戈卢勃上校老爷。
为了欢迎新来的队伍，城里唯一的剧院正在举行盛大的晚会。佩特留拉派士绅界的全部“精华”都出席了：一些乌克兰教师，神甫的大女儿、美人阿妮亚，小女儿季娜，一些小地主，波托茨基伯爵过去的管事，自称“自由哥萨克”的一帮小市民，以及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的党徒。
剧场里挤得满满的。女教师、神甫的女儿和小市民太太们穿着鲜艳的乌克兰绣花民族服装，戴着珠光宝气的项链，饰着五彩缤纷的飘带。她们周围是一群响着马刺的军官。这些军官活像古画上的扎波罗什哥萨克。
军乐队奏着乐曲。舞台上正在忙乱地准备演出《纳扎尔·斯托多利亚》。
但是没有电。事情报告到司令部上校老爷那里。上校老爷正打算光临今天的晚会，为晚会锦上添花。他听了副官（此人原是沙皇陆军少尉，姓波良采夫，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哥萨克少尉帕利亚内查）的报告以后，漫不经心但又威风凛凛地下命令说：“电灯一定要亮。你就是掉了脑袋，也要给我找到电工，立即发电。”
“是，上校大人。”
帕利亚内查少尉并没有掉脑袋，他找到了电工。
一个小时之后，他的两个士兵押着保尔来到发电厂。电工和机务员也是用同样的办法找来的。
帕利亚内查指着一根铁梁，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要是到七点钟电灯还不亮，我就把你们三个统统吊死在这里！”
这个简短的命令奏了效。到了指定的时间，电灯果然亮了。
当上校老爷带着他的情人到达剧场的时候，晚会进入了高潮。上校的情人是一个胸部丰满、长着浅褐色头发的姑娘，是上校的房东、酒店老板的女儿。
酒店老板很有钱，他曾把女儿送到省城中学念过书。
他们在前排荣誉席就坐之后，上校老爷表示节目可以开演了。于是帷幕立刻拉开，观众看到了匆忙跑进后台的导演的背影。
演剧的时候，军官们带着女伴在酒吧间里大吃大喝。那里有神通广大的帕利亚内查搜罗来的上等私酒和强征来的各种美味。到剧终的时候，他们已经酩酊大醉了。
帕利亚内查跳上舞台，装腔作势地把手一扬，用乌克兰话宣布：“诸位先生，现在开始跳舞！”
台下的人一齐鼓掌，接着就都走到院子里，好让那些担任晚会警卫的士兵搬出椅子，清理舞场。
半小时以后，剧场里又热闹起来。
舞兴大发的佩特留拉军官们同那些热得满脸通红的当地美人疯狂地跳着果拍克舞。他们用力跺着脚，震得这座旧剧场的墙壁直发颤。
正在这个时候，一队骑兵从磨坊那边朝城里跑来。
城边有戈卢勃部队的机枪岗哨。哨兵发现了正在走近的骑兵，警觉起来，急忙扑到机枪跟前，哗啦一声推上枪机。夜空里响起了厉声的呼喊：“站住！干什么的？”
黑暗中有两个模糊的人影走上前来。其中一个走到岗哨跟前，用醉鬼的破锣嗓子吼道：“我是头目帕夫柳克，后边是我的部队，你们是戈卢勃的人吗？”
“是的。”一个军官迎上前去说。
“把我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