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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到那所学校我心里就凉了半截，到了大门口我仍拿不定主意，便站下考虑是不是还进去。可是我没有买回程车票的钱，再多想这个也没有多大用处。有一阵子我想给菲尔莫打电报，可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一个借口，于是只得闭上眼睛走进去。
正巧勒普罗维西厄先生不在，他们说这天他休息。一个小驼背过来主动提出带我去勒桑塞尔先生的办公室，那是第二号人物。我紧跟在他身后，他蹒跚走路的怪样子使我觉得很好笑。
他是一个小怪物，在欧洲任何一座不那么像回事的教堂门口栖息的怪物。
勒桑塞尔先生的办公室又大又空，我坐在一把椅子上等着，驼背又冲出去找他。我在这儿觉得相当自在，这个地方的气氛使我清晰地想起了美国的一些慈善机构，我从前常常在那些地方一坐就是几个钟头，等某个满口甜言蜜语的王八蛋来细细盘问我。
门猛地打开了，勒桑塞尔先生踏着碎步趾高气扬地进来了。
我勉强忍住才没有笑出声来。他穿着一件常礼服，跟鲍里斯从前穿的那件一样，他的前额上垂下一络头发，斯麦尔佳科夫也许留的就是这种卷发。他严肃、好发脾气、目光锐利。他不说一句鼓励的话，马上拿来写着学生姓名、课时和课程的单子一次给我交代清楚，他告诉我给我拨了多少煤和木柴，接着又马上告诉我没有课的时间由我自行支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好了。
最后这一件是我听见他讲的头一桩好事，这话听了叫人那么舒服自在，我马上为法国祈祷了一次——为它的陆海军、它的教育制度、它的小酒馆及所有混账机构。
这一套手续办完了，他拉拉一只小铃，听到铃声驼背便来引我去莱克诺姆先生的办公室。这里的气氛有些不同，更像一个货站，到处搁着提货单和橡皮图章，脸色灰白的办事员用断铅笔在大本的笨重帐本上飞快地书写，待他们把我这一份煤和木柴分出来后我便和驼背一起推着一辆手推车朝宿舍走去。我将在顶层分到一间房，同学监监们住在同一侧。这情景有几分好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或许有一只痰盂，这儿有一种很强烈的作战前准备的气氛，只缺少一只背包和一杆枪——还有一只黄铜酒怀。
分给我的房间相当大，屋里有一只小火炉，炉上装着弯曲的烟筒，恰好在铁床上方拐弯。还有一只装煤的大箱子。木柴就堆在门口。窗外是一排完全用石头砌起来的凄凉的小房子，里面住着杂货商、烤面包的、鞋匠、屠夫——全是一伙白痴似的粗人。我的视线又越过他们的房顶，光秃秃的山岭中有一列火车在卡嗒卡嗒响，车头发出的尖锐汽笛声既伤感又像是在发歇斯底里。
待驼背替我生好了火，我便向他打听吃的。还不到吃饭时间，于是我穿着大衣倒在床上，把被子盖在身上。我身边便是那张用了不知多久，摇摇晃晃的床头柜，尿盆就藏在这里面。我把闹钟摆在床头柜上，望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嘀答嘀答过去。一道蓝光从外面街上透进屋里来，我倾听着卡车隆隆驶过，一边茫然地瞪着烟筒，瞪着用一截截铁丝捆住的烟筒拐弯处。我一辈子从未住过一间屋里摆着一个煤箱子的房子，也一辈子没有生过火、教过孩子，而且就此来说我还从未干过没有报酬的工作。我在感觉到自由自在的同时也觉得受到了束缚，很像一个人在选举前的心情，所有的骗子都得到了提名，这时却有人恳求你投那个合适人选的票。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受雇者、一个“万金油”、一个猎手、一个流浪汉，一个划船的囚犯、一个寒酸的小学教师、一条蛆和一只虱子。我是自由的，可我的四肢却带着镣铐。我是带着一张免费餐券的民主的灵魂，可是没有机车那么大的力量，没有声音。我又觉得自己像一只钉在木板上的海蜇，但我最明显的感觉是饿。钟上的指针走得很慢，还得消磨十分钟火警警报才会响。屋里的阴影更深了，静得吓人，这种紧张的寂静令我的神经难以忍受。窗子上积了小团小团的雪，远处有一台机车发出刺耳的响声，过后又是死一般的寂静，炉子燃旺了，可是并没有散发出多少热量。我有点儿担心自己会一觉睡过去，误了饭，那就意味着得空着肚子躺一夜，睡不着。于是，我惊慌了。
离开饭锣敲响还有一会儿，我跳下床锁上门冲到楼下的院子里。在那儿我迷失了方向，一间又一间四边形的房间、一座又一座楼梯，我在这些建筑物里进进出出，疯了似的找寻餐厅。
我走过一长队不知正往哪儿去的孩子身边，他们像一群用锁链锁住的囚徒缓缓向前移动，队列前面有一个监工。最后我瞧见一个戴礼帽、精力旺盛的人朝我走来，我拦住他打听去餐厅的路。正巧我拦住了该拦的人，此人正是勒普罗维西厄，他对于同我巧遇感到高兴，马上便问我是否已安置妥当了，还有没有他可以替我效劳的事情。我告诉他一切都妥了。后来又冒昧添了一句，说只是有点儿冷。他宽慰我说这种天气是很反常的，不时有雾，还有一点儿雪，那时天气就要坏一阵了，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话。说这些话时他始终挽着我的胳膊，领我朝餐厅走。
看来他倒是一个满不错的人，一个正常的家伙，我自忖道。我甚至还幻想以后我也许F会同他关系密切起来，也许在某一个寒冷的夜晚他会请我去他的房间，替我弄一杯热酒。在走到餐厅门口的这几秒钟内我幻想到各种各样的友好场面，我的思想以每分钟一英里的速度飞驰。就在餐厅门口，他突然同我握握手，抬抬帽子同我道别。我茫然不知所措，便也碰了碰帽子。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一件寻常的事，不定什么时候你碰到一位教员，甚至从莱克诺姆先生身边走过时也是一样，你都要碰碰帽子，也许你一天会与同一个人相遇十来次，那也一样，你一定得向他致意，哪怕你的帽子破了也罢，这才是礼貌的举止。
我总算找到了餐厅。它很像纽约曼哈顿东区的一家平民诊所，砖墙，无罩的灯和大理石桌面的桌子，当然少不了一只带拐弯烟筒的大火炉。饭还没有端上来，一个跛子跑进跑出，拿盘子、刀叉和酒瓶。几个年轻人坐在一个角落里热烈地谈论着什么，我走过去作了自我介绍，他们极其友好地接待了我。老实说，几乎是友好得过分了，我弄不太懂这是怎么回事。一会儿屋里就挤满了人，于是他们很快把我介绍给每个人。接着他们在我身边围成一个圈子，斟满酒杯，唱起歌来……
“一个晚上我起了一个念头：
我呼唤着宙斯去鸡奸一个绞死的人。
风在绞架上吹起，
看，那个死人在晃动。
我只得跳起来去好这个死尸，
呼唤着宙斯的大名，人们从不满足。
在过于狭小的肛门里亲吻，
呼唤着宙斯的大名，看着它在那儿乱蹭。
在过于宽大的肛门里亲吻，
人们一无所知或是发泄怒气，
那样的情景令人十分厌恶。
呼唤着宙斯的大名，人们从不满足。”
歌声刚落，卡西莫多宣布开饭了。
这些学监是一群快乐的人。那位克罗打起嗝来像头猪，一坐下来吃饭总要先放一个大屁。他们告诉我，他能一连放十三个屁，这个记录没有人能打破。还有勒普兰斯先生，他是一个运动员，喜欢在傍晚进城时穿一件无尾夜常礼服。他相貌英俊，真像个姑娘，而且从来不碰酒，也不读任何会伤脑筋的东西。他旁边坐着琅蒂·保罗，保罗来自米迪，他整天什么都不想，只想女人。他每天都要说，“从星期四起我就不再谈女人了。”他和勒普兰斯先生好得难舍难分。再下来是巴斯罗，一个十足的小无赖。他在学习医学，他到处借贷，没完没了地谈论龙沙、维荣和拉伯雷。坐在我对面的是莫莱斯，老夫子们的鼓动者、组织者，他执意要称一称肉，看看是否差几克分量。他在学校附设医院里占了一间小房子。他的死敌是莱克诺姆先生，这并不能给他带来很大声望，因为大家都恨那个人。莫莱斯有个伙伴，叫勒佩尼普，他是一个郁郁寡欢的家伙，容貌像一只鹰。他非常节俭，却当了一个放债人，他像阿尔布雷克特·杜瑞的一件雕刻作品，是所有阴郁、乖戾、难对付、爱抱怨、不幸、不走运和内省的魔鬼的混合，这些魔鬼组成了德国中世纪武士的神灵。他无疑是个犹太人。总之我到这儿不久他就死于一场汽车事故了，这个事件使我再也不用还借他的二十三法郎了。除了坐在我旁边的勒诺，其他人早已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他们属于那些毫无个性的一群，他们构成了工程师、建筑师、牙医、药剂师、教师等人的世界。没有什么可以将他们同他们过一会儿就拿来取笑的人区分开，他们完全一钱不值，是构成名誉而又可悲的市民核心的毫无价值的人物。他们垂着头吃东西，而且总是第一批大叫大嚷要添饭的人。他们睡得很死，从不抱怨，既不快活也不沮丧，他们是被但丁发配到地狱门厅去的平庸的一群，是上流社会的人物。
按照惯例，一吃完晚饭就马上到城里去，除了留在宿舍里执勤的人。城市中有几家咖啡馆，都是又大又凄凉的大厅，第戎昏昏欲睡的商人们聚集在这儿玩牌、听音乐。咖啡馆里挺暖和，这是我能替它们说的最好的好话，座位也过得去。总有几个妓女转来转去，为了一杯啤酒、一杯咖啡她们会坐下来同你聊天。可是音乐糟透了，竞是这种音乐。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呆在第戎这样一个肮脏的地方，再也没有比一支法国管弦乐队的演奏更叫人疲乏、头痛的了。尤其是，这是一支悲枪的女子管弦乐队，它奏出的一切都像在尖叫、在放屁，其节奏很枯燥，像代数一样，又具有牙膏那种合乎卫生的稠度。这种呜咽怪叫一小时竟要收那么多钱，而且迟到的人活该倒霉！它演奏的调子是那么悲哀，似乎老欧几里得用后腿站着吞下了氢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