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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鸡也谈到了他在课堂上同迂腐的教授的一场争论和他对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见解，却发现正凡对他的大学生活并没有多大兴趣，便没有再谈下去。
穿堂风从他们两人之间吹过，正凡的肩膀就堵住了门的一半。他肩膀变宽了，粗壮的胳膊，低沉的嗓子，剃了个平头，真像个工人的样子。小妹从门中间一会跑出，一会跑进，正凡大声喝道：“别讨厌了，快去玩去！”俨然像个家里的长者，这都是公鸡所不习惯的。
也许是为了掩饰他们之间的疏远感，正凡又谈到了他的鸽子。他指给公鸡看他花十块钱买的一对小鸽子，用的是他头一次拿到的奖金。
“春天才孵出来的，一对好种，他们的老子放到过广州，从岭南飞过来用了两天。一起放的二十只鸽子，只回来七只，它得了头奖！”
他发现公鸡望着鸽子时也没有他那种兴奋，便朝钉在墙上的鸽笼吆喝着，把手一挥，歇在笼子上的、地上的和屋檐上的鸽子，扑扑地腾空飞了起来。他拍着公鸡的肩膀说：
“走，我请你，我们上趟馆子去！”
“算了，”公鸡笑着说，“你才挣几个钱，刚工作，家庭负担也重。”
“请你吃顿饭还是请得起的，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请顿饭算得了什么。”
这都是公鸡所不熟悉的声音，带着一种满不在乎，一种新建立起来的自信，一种有点大男子汉的气息，一种希望成为生活主人的调子。
公鸡的话
这一年只给了十天的暑假，在家日子虽短，却过得无聊。原来准备超几天假的，结果提前半天返校了。少年时代结成的友谊好像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正凡又来看了我一次，可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
我去快快家也看望了一次。他家已搬出了原来的那栋小楼房，新的家只有两间房，比我们家那机关宿舍的房子宽敞不到哪里去。这倒不是主要的，我曾经挺羡慕的快快家中那种和谐安适的气氛消失了。他父亲本来是个挺精神的人，就是在家里拖着双皮拖鞋，也穿的是绸子的短袖衫，花白的头发总梳得服服贴贴。可这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驼着背，老了，仿佛干瘪了。老人只同我点了个头，便进到里间去再也不出来。快快的母亲对我很殷勤，又是泡茶，又是陪我坐，问我大学里的情况，也讲了快快给家里的来信，说到他学习和劳动都很好，可我觉得快快母亲的殷勤中带着一种迟疑的语调，掩盖着难以言传的悲哀。他一再说：“你们是多年的老同学，很好的朋友，你们要多通信。他比你幼稚，你要多多帮助他……”我忍受不了，没坐多久便走了，就再也没有去快快家。
我回家的第二天，就给肖玲写了封信，问可不可以去看她。我好几次故意经过她家，希望能在门口碰上她。可临走既没见到她一面，也没收到她的回信。
肖玲的话
你那封信里写着“我回来了”，回来就回来了。我当然知道是你写来的信，一看笔迹就知道。你问我当时怎么想的？我觉得挺自然，没多想。你问我为什么不回信？可为什么要回呢？你不是说想来看我吗？既然想来，我又在家，可你并没有来呀，又能怪谁？我等了你两天，第一天没来，第二天你也没来，第三天上午我也没出去，下午同学来找我，我就出去玩了。我没必要守在家里等你，就这些。当时我也没想得更多，不像你。当然，收到你的信我还是很高兴的。你收到信不高兴吗？收到谁的信我都高兴！
我生活得很充实，忙极了。一个暑假，我得看完十本小说，这是我自己规定的。得写三篇作文，还有很多的暑假作业。我还画画，也唱歌。还有那么多的同学，不是她们来，就是我去，我们一起看电影。我最喜欢看电影，所有的新片子我都去看，不管好的、差的。我还帮着做家务，奶奶身体不好，我得去买菜。我没什么不快活的，我只是忙极了，真的！
叙述者的话
公鸡的信并没有把快快从苦闷中解救出来，他却越益陷入孤独中去。那一年正当教育开始革命了，拔白旗了，当然没有后来六六年那场文化大革命来得彻底。大学生们白天劳动锻炼，晚上则开会谈思想收获。他往往只能在晚上，全校统一的熄灯铃之后，在厕所里挨到宿舍里的同学都入睡了，再悄悄溜到空寂无人的教室楼里去看书。他没有公鸡豁达，总免不了有种负罪的感觉。因为他不曾积极为墙报抄写稿件，看的又不是政治理论书籍，加上他的家庭出身，自然有走白专道路之嫌。学校里开展了“交心运动”，这也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先声，每人心须把自己心灵深处的丑陋统统挖掘出来。一次小组会上，他也止不住交了心，讲了自己的苦闷。
他说他害怕孤独，可他更害怕无所作为，虚度一生。他承认他不愿意甘当一颗小螺丝钉，哪怕是发亮的小螺丝钉。为什么不可以作个大螺丝钉呢？为什么不可以当一部发动机？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螺丝钉，可更需要发动机。他检查他自己的骄傲，他自认为智力过人，他想推翻一些过时的概念，创立新的学科或新的学派。说实在的，他也渴望荣誉，希望有朝一日做出大贡献，赢得人们的承认和尊重，当当作响地度过一生。他说他并不认为这就是个人主义，可他确实感到自己情绪不健康，同这火热的时代格格不入。他内心很矛盾。他还说他不是个个人主义者，他愿意为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一切牺牲，甚至于生命，只要这生命不至于白白被浪费掉。他恳请大家帮助他分析批判，他愿意驱逐掉内心中的阴影，生活得光明磊落。
他没有料到他被提为全年级的典型，之后又成为系里的典型。他没有作为“白专”来批判而只作为“只专不红”予以大会帮助，已经是一种幸运了。因为两者多少还有些区别，尽管帮助和批判的政策界线有时也不容易划得那么清楚。
全系大会上，各年级都有代表发言。发言也都非常尖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啦，名利熏心啦，从不关心政治已经滑到危险的边沿啦！只差没有把他说成是右派分子。有一个他不认识的女孩子讲得特别激烈，仿佛他就是大家的敌人。他本来低着头缩在会场的角落里。可那女孩子口齿灵利，一些最尖锐的言词接二连三地飞迸出来，他不能不抬起头痛苦地望着她，他不明白素不相识的这位女孩子为什么竟对他怀着那么大的仇恨。她剪着运动员式的短发，一双活泼的眼神，嘴角分明，脸蛋绯红，她太激动了。可她列举的例子都不是事实！他真想站起来反驳，但还是克制住了，他知道反驳将会引起公愤，就更脱不了身。她如果不是长得这样讨人欢喜，他也许还不至于这样痛苦。他真想不到，她心底竟这样狠毒，和她的外表全然相反。他总认为女孩子们都应该是可爱、善良、温顺的。他不了解她们。真是深不可测，眼前就是这样一位。
后来他才知道，批判她的这个姑娘是刚入学的新生，也在他们系，还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她的名字叫宋燕萍。
快快的话
我绝没有想到后来她竟主动来找我请教。我在阅览室里总有个固定的位子，堆着一大堆参考书，我不愿每天背来背去。我的位子靠窗口，光线好。冬天，阳光射进来，也很暖和。我正在看书，她走到我身边，先向我笑了笑。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她那种讨人欢喜的微笑，我也没忘记一年前她对我的那番批判。
“对不起，我想打搅你一下，”她说，“可以请教一道习题吗？”
那有什么不可以？我心里说。她便伏在桌子上把课本摊开，问了一道函数习题。我向她作了讲解，又把做这种习题的几种解法都列举出来。
“明白吗？”我问。
“你讲得很清楚，都懂了。”她又是那么一笑，我当然也只好笑笑。
真怪，批判我的是你，主动来向我问问题的也是你。这就是女孩子，她们捉摸不定，今天不知道明天要干什么。她竟然拉过一把椅子，在我旁边坐下了。
“如果不占用你太多的时间的话，我想请你谈谈你的学习经验，”她说。
都是这一套，我们班里的那些女生都以为学习上有什么捷径。可她那么直率地看着我，我不能拒绝。我说，没什么经验可谈，要说经验，就是不满足老师讲的，因为老师讲的只不过为完成教学大纲，将来独立工作需要的却是自己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以为这样应付一下，她可以走了。当然，我并不想应付她，也不希望她就走。我想说的是心中要有个高标准，那些小障碍你一鼓劲就跨过去了。比方说跳高，杆子放在一米三，你把它当作一米五来跳，自然就越过去了。一米五的高度你作两米的高度的练习。为什么不可以把标尺定得更高一些呢？国家纪录之上还有世界纪录。可我能同她这样交底吗？她没有走，还望着我，等我继续讲下去，那双清亮的眼睛，充满了信赖。我就真介绍起自己的经验来了。
我说上大学不像上中学，仅仅做做习题，把笔记整理好，背一背，那都是小孩子的学习方法。她眼睫毛一扬，看了我一眼，显然她就是这么学习的。我并没有挖苦她的意思。我怎么会去挖苦她呢，老实说，她那么看我一眼倒使我很不自在。我避开她的眼睛，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我还谈到不要迷信老师。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数学家，你就得怀疑你的老师，找出新的路子来。我这可能又狂妄了吧？女孩子就是健忘，正是她说过我狂妄，别人没用过这个词。我平时很随和，从来就不是个狂妄的人。自信不叫狂妄，不学无术又蛮不讲理才是狂妄。她当时在批判我的发言中说我“狂妄自大”，我真恼火极了。一个学生不想超过他的老师，不想在他所学的知识中得出新的见解，我说，那么他只能永远是个学生。如果这就叫狂妄，我觉得有这样的狂妄比没有更强。可话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