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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李宗伦描绘为“鸟语花香、美妙无比”的“了”处。然而怕只怕劫数未尽，大限未至，苦难遥遥无期……
（后来的事情真的让孝子不幸而言中，已刑满的我的劳改生涯仍无休无止地延续下去，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九年，前后历时二十二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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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无论怎么说，我们五七人的故事总算有一个“光明的尾巴”，绝大多数被认定“扩大”了，予以“改正”。“改正”后政府也尽可能让我们这些所谓“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各得其所。当然这其中的许多事情也是难以言喻的，也让人啼笑皆非。比如我们K大自称为“持不同政见者”、“真右派”且二十年来一直拒绝思想改造的高云纯被“改正”了，而S大那位始终以革命者自居也并非对新社会心有敌意的田野却没有被“改正”，将右派帽子保留下来。
只是这类颇具荒诞意味儿的事例已不再会让我们发出声音，由此而说，谁能说改造没有成效？
七九年为办理“改正”事宜我来到K大。这时我已年近半百。岁月悠悠我尚能记得当年离校时发的誓言：我一定要回来，而且从押解我出去的西校门回来。所以能记得我想可能缘于离开时的心情过于激愤。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我的心情竟然十分的平静，没有不平的愤慨，也没有漫长劳改岁月一直充填于胸的屈辱，没有这些，有的只是一丝淡淡的哀伤，抑或是这一点点的悲愤也不当有，因为紧接便发生了一件颇具喜剧意味儿的事：在校园走时我突然发现迎面走来我的一个同班女同学，高高的个子、眉目俊秀，梳一条长长的发辫。我冲她叫声：陶燕。不料这女生不仅不应声，倒出现一副惊讶的模样。我赶紧说陶燕你咋啦，我是周文祥啊。这女生说老先生你认错人了，陶燕是我的妈妈。啊，我张张嘴说不出话来，头脑也立刻清醒了。原来我把陶燕的女儿当成了当年的陶燕，我坠入了时空隧道，一下子倒回去四分之一个世纪。发生这等荒唐事，说起来让人难以相信。老了，老了，在劳改农场我曾未觉得自己老，在经历了刚才这一幕后一下子觉得自己老了。青春不再了。这时我感到一种真正的悲哀，为自己的这一生。
当然狱友们总还是有机会（如校庆等）聚会见面的，关系亲密的也时常有一些走动。见面都还保持着在劳改农场时相互交换信息的习惯，只是现在的信息已不再是“某某人被关小号了”、“某某人逃跑被打死了”、“某某人自杀了”、“某某人服刑期满了”之类，而换成“某某人回校工作了”、“某某人找了个寡妇结婚了”以及“某某人病逝了”等等。信息的不同自然证明了处境的不同。“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从劳改农场回到社会的确是换了人间。感触是很多的，即使说出来局外人也难以理解。
说到我自己，自然首先须从我始终深爱着的冯俐说起——一九八二年春节过后，趁学校开学前的一段时间我到晋城，这时冯俐离世已有十五年光阴（冯俐若能活着业已到了刑期）。可以说晋城之行成了我“改正”后这若干年的一块心病。每当假期到来之际我便迫不及待想赶到那里，而当真要起程时却又打了退堂鼓。坦白地说，我惧怕晋城，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恐惧。每当眼前出现那座被雪尘弥漫着的“晋监”，我便如同掉进冰窟窿一般浑身冰冷。当然意识中我也清楚晋城必定是我的再访之地，不可逃避。去是迟早的事，却未料到一拖就是四五年。
相同的季节，晋城也如同上次那般被风雪所迷漫。还有“晋监”，一切都竟然未变。接待我的仍是当年那位段监狱长，他看上去老了许多。露在警帽外面的鬓角像撒了一层盐，也胖了许多，腹部裹在大号警服里，看上去有些腆。有句话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大概人老了也是类似的情况。段监狱长对我的态度十分和蔼，先询问了我的一些状况，接着便谈到了冯俐。
他说冯俐的事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惋惜，她的死不是狱方的初衷。他说晋监后来进驻了革命造反派，造反派查看过所有犯人的案卷后，认为冯俐是死不悔改的反动派。并认定狱方心慈手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最后由他们做主将冯俐处死。段监狱长说话时我一直沉默无语，因为我知道人死了说什么都属多余。等段监狱长住口后我问冯俐还留下什么遗物没有。段监狱长说遗物早已被她的家人取走。这倒是确实的，一九八○年去上海见到冯俐母亲，她曾谈及冯俐死后她赶往晋城为女儿善后。我又对段监狱长说我听说冯俐执行后被剪下一绺头发，不知是否有这回事？段监狱长说他不清楚是否有剪下头发一说。又说按惯例对女犯应该是这样，但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造反派操作，他们又不懂司法方面的事。我又问狱方是不是一无所知。他说完全不知情。我心想这个问题再追问下去段监狱长也不会改口了，便作罢。我又说上次接见冯俐曾对我说她在狱中写了不少文字，这个当时在场的人员也都听见了，我希望能把她的这些遗文交给我，冯俐嘱托我替她搜集起来出一本书。我说现在冯俐已经平反昭雪，她生前的愿望应该得到实现。段监狱长沉吟片刻，说冯俐确实写了许多文字，但犯人在押期间写的任何文字都须入档，而一旦入了档就不能随便拿出去了。段监狱长的话使我想到那句“一字入公门，十牛拉不出”的话，也就明白段监狱长所说并非虚妄之词。于是我便退而求其次，要求狱方能把我说的这部分文档借出来看看，我抄一份带回即可。段监狱长听罢摇了摇头，说很抱歉，我们无法满足你的要求。我问为什么？他说这样同样不符合保密规定。这时一股火气冲上我的头顶，我想咆哮，我想质问他这是些什么劳什子规定，规定能像橡皮那样擦去纸上所有的字迹吗？规定能像石灰水那样将污秽的墙壁涂改成白亮亮的吗？但我终于还是忍住了，没让胸中的火焰喷发出来（从这一点也可见出改造在我身上产生的功效）。我只是在心中悲哀地想，看来冯俐是有先见之明的，她定然清楚她的书出版无望，因此才交给我那本张张都是白页的无字书。
痛楚中我不由又想到从我手中失落出去的李戍孟的书。一九八○年暑假我曾专程去我乐岭农场找过那个姓董的二劳改，但那时他已举家离开了农场，去向不知，让他保管的书稿也就这么失落无踪了。当时站在董二劳改那破败的泥屋前面，我久久地像失落了魂灵般默立着，惆怅中我不由又想起那句“每一座坟墓里都埋着一本书”的话。
此情此景我才真正地体会出这句话所蕴含的全部意义。李戍孟的书被埋葬，冯俐的文字无法成书（又何尝不是被埋葬），我真的觉得自己无法面对他俩的在天之灵。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一刻，我冷丁生出一种“补白”的欲念，尽管我十分清楚这桩事完成起来会多么的艰难。
说到晋城之行还须提及一件意外的事，离去时我提着包在覆雪的月台上小心翼翼行走，一晃眼我看见迎面走来的一个中年女性十分面熟。她穿一身淡灰色袍状羽绒服，头上围一条同样是灰绸子的围巾，被围巾裹绕着的面繢秀美而白皙。见过的，她是谁？我的头脑快速运转，正待要擦肩而过时我脱口呼出一声“王妃”。这声呼就犹同一阵突然袭来的寒风令那女子浑身打了个战，同时立得定定的，两眼惊惧地盯着我。她这副模样使我明白我喊得没有错，同时我也明白自己刚才的一声呼是多么的冒昧与失礼。我赶紧说声对不起。接着又自报家门，说我姓周，叫周文祥。她仍然充满惊惧的眼光证明了她并未将我对上号。我又说记得吗，我乐岭，我是张撰的朋友周文祥。这时我从她变化的表情上看出她记起了我。果然她开口道：你是周……张撰说起过你。我点点头。她又说可我没见过你。我说我见过你，五一节演出，《白毛女》，女声小合唱《我们的田野》还有一根绳。她点点头，说记得的。我说那不久你走了，没过多久张撰也走了。她没吱声，垂下了头。我问道，你知道张撰的下落吗？我一直想与他联系的。她仍然不吱声，眼泪却从眼窝里涌出来，一滴一滴溅落在脚下的雪地上。我的心一阵发紧，心想张撰怎么啦？有不测？还是他们分开后没有聚合？这时我冷丁想起张撰对我说过的他与王妃约定的联系方式，那方式确实奇特而智慧（张撰的说法）。我问王妃道，你们分开后见没见过面呢？王妃摇摇头说，我没有见到他。我说怎么会这样，你们约定的联系方式是万无一失的。王妃叹口气，又摇了摇头，然后以极其简约的话诉说了后来的事。
她说她离开我乐岭是无奈的，那老干部把她接到家里先让她做保姆，后来他老婆去世了就正式娶了她，再后来老干部也去世了，这时就到了一九八○年。她办完丧事后便匆匆赶到北京去赴约，走进那家邮电局询问有没有没投递出去的“王妃收”的信件。居然找到了，厚厚的一大摞。邮电局的人说这些无法投递的信件很有趣，每封信的背面都画有一幅画，有人物有风景，很艺术。即使投递不出去也没舍得丢，保存着。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不再有信来。邮电局的人说完十分好奇地问，你的真名就叫王妃吗？她也不晓得为何竟点了点头。邮电局的人又说你长得这么漂亮叫王妃可是名副其实哩。她便不再作答，赶紧从众多信件中查找出日期最近的一封，邮戳上的时间是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日，发信地址是S省永乐县群众艺术馆。捧着这封信她失声痛哭起来，也不怕当着邮电局那么多人的面。三天之后她便来到了张撰所在的地方，那是一座被风沙弥漫着的小城，大街上几乎见不到一棵树。她找到了县群众艺术馆。她说那一刹她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疯女人，一踏进艺术馆大院便高声呼唤张撰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