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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想不起来了。对不起。我抱歉地望着审讯员。
这怎么可能呢？审讯员摇摇头：真奇怪。
是真的。我说，我不想隐瞒。
既然这样那你就回去慢慢想吧，什么时候想起来再来找我们。审讯员说。我听出他的话音有些冷，让我禁不住打了个战。
带走吧！他朝门外喊。
我有些慌神，心想怎么审讯刚开头就结束了呢？我早做好了通宵达旦的准备，甚至包括受点皮肉之苦。却不是，就这么草草收了场，这确是始料不及的。
我走得很不情愿，就像在这审讯室里没呆够似的，这心理够古怪的。
缅怀往事应该是老年人的事（梁任公便有“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一说），或者是功成名就者的事，我不在这个范畴。我不老（才二十出头），也没有辉煌的业绩（连学业都未完成）。我没有这种资格，而理应畅想“将来”的我却必须对“既往”进行回忆。不，回忆这字眼可有点轻描淡写，确切地说是反省、是坦白。一连几天我苦苦地回想，力图从记忆中寻觅出审讯员想知道的那三个日子，可硬是办不到。我回忆不起来，那三个鬼日子就像是沉海的石入洞的蛇，杳无踪影。然而却有另一个日子总在眼前浮现，挥之不去，那就是今天，不，已是昨天，我沦为阶下囚之日，一切都是历历在目的。特别是将我从K大拘走的那一幕：
从时令上说那是一年中最漫长的夜。六点钟起床时宿舍外面的校园还是一片漆黑。后来我不再相信人所谓的预感与直觉。如果有，那个早晨就不会厄运临近而我还像惯常一样的从容消闲。我照例比同宿舍的人多偎几分钟被窝，当别人洗刷完毕我才懒洋洋走进盥洗间。盥洗间的破损窗户对着大办（大学办公室）的方向。如果稍稍有些警觉，我应当看到大办窗户异于往常地亮着灯光。也应当听到大办楼前有汽车开来的声响，可我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照常慢慢吞吞地刷牙洗脸，一点也不知晓祸事已直逼眼前。走出盥洗间在走廊里我被两个人拦住。走廊灯光昏黄，我的近视镜撂在宿舍里，眼前黑影幢幢，好容易才辨认出他们是系党支部书记范宜春和副支书孟广琦。孟是我同年级同学，虽然打交道不多，可也算得上熟悉。范宜春先开口说话，他要我立刻到大办去一趟。他的声音极其平淡，可传到我耳朵里就像炸了一个雷。坏事了，我心里说。这几天已听到这样的传闻：国家机关，文教单位和新闻界的许多右派被公安机关逮捕，难道……没等我回过神来，孟广琦将一张字条递给我，我赶紧贴在眼皮子底下看，上写“周文祥同学有事请到大学办公室一谈”。下面骑着鲜红的图章。坏了，真的坏了，我的心怦怦跳动。我已断定灾祸临身。字条是昨天写的，孟广琦和我住邻室，如若是一般的事，他完全可以在头晚把字条交给我。即使昨晚忘记了，今早也用不着这么两人拦截如临大敌。我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问范、孟知不知道找我谈什么事？两人齐答不知道。可我断定他们是知道的，说不知道完全是胡说。一场反右使每一个人都学会了说谎。孟说你去了就知道了。这时宿舍的学生陆陆续续往食堂里去，看到范、孟两书记和我在走廊里的阵势自会猜到几分，也不显多少惊讶。反右斗争也使大家都经了风浪，无论再出现什么事情也不会大惊小怪。这时在楼梯的黑暗处响起一串铁勺敲饭盒的声响，接着是一声吆喝吃饭喽——我心里打个怔，一下子被提醒。我问范、孟能不能先吃饭再去，这次他们没一点含混，说不行。我觉得憋屈，说我要上厕所。孟不客气地指出我起床后上过厕所（这就证实了我的行动一直在他的监视之中）。我说我肠胃不好拉肚子。两人以不信任的眼光盯着我。我说我真的拉肚子。我不再理睬他们，径自朝走廊头上的厕所走去。尽管我不回头可我清楚他们跟在后面。我走进厕所，赶紧找一个茅坑蹲下。我不否认我对范、孟两人说拉肚子是说谎，问题是一经蹲下就有了排泄的欲望。是拉稀？拉稀是我们那儿形容人遇到危难事的怂包形状。我不由感到沮丧和自卑。大难当前我一下子窥见了自己那一缕懦怯的神经。哈，怂包蛋周文祥，今日你也拉了稀，我恨恨地嘲弄自己。这嘲弄完全是为自己壮胆。拉稀归拉稀，但我却没忘记拉稀之外的大事，那就是销毁“罪证”。我从门缝向外瞅瞅，范、孟两人没跟进厕所，我便赶紧行动，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叠起来的信纸。这信纸是冯俐写给我的，自从我被定为极右派冯俐不断地为我鸣冤叫屈，态度强硬言辞激烈，为此受到她所在外语系党组织严厉的批评，警告她如不和我彻底决裂将步我的后尘。我自知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不能让她和我毁在一起，便提出与她断绝恋爱关系，分道扬镳。她非常固执，既不理睬系党总支的警告也不采纳我的忠告。我拒绝与她再见面，她就不间断给我写信，放在传达室窗口等我取。平时收到信看过便销毁了，只有最近这封还保留着。我将冯俐的信撕碎丢进便坑里，以这种方式“践踏”过爱情我心中方感到慰释。我被范、孟两书记带出宿舍楼天还没完全亮，东面天空透出的青光与宿舍楼窗子透出的黄光融合一处，这是我熟悉的校园晨光。
可今天这校园晨光让我感到光怪陆离，感到充满欺诈和险机。气温很低，尽管我已经像有经验的犯人那样将几乎所有衣裳穿在身上，可还是冷得不行。校园里人影幢幢，有的在晨练，有的走向食堂吃饭，一切俱与往常无异。朦胧晨光中没人注意到我和跟在后面的范、孟。我一路向大办走去，就像我在为范、孟两人带路。从宿舍到大办大约有四五分钟路程，虽短却是我人生旅途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路程。什么叫穷途末路？这就是。也许那时我的精神已经麻痹，整个人已变成了无魂无魄的行尸走肉。快到大办楼前时我兀地感到了紧张，是紧张不是恐慌。我看见有几辆轿车停在空地上，周围走动着许多穿棉大衣的人，我认出他们是学校保卫处的，在批判我的大会上他们曾扮演“激奋的学生”卡过我的脖子。昏暗中我认不出他们的脸却能认出他们膨胀着强蛮的形态。现在他们已用不着扮演什么了，已堂而皇之进入自己的角色。他们向我包抄围拢。这就是周文祥，范宜春说。一束手电的强光就刺在我的脸上，我感到眼前一片光明。后来手电光熄了。交给我们，一个粗嗓门说。范、孟两人立刻转身走了。校园晨光下他们走得飞快，就像叫鬼咬了脚跟。我被保卫人员带进二楼一个房间里，他们把我推进房间便在外面把门关上。屋里亮着灯，我看见一个人趴在桌上写着什么，眼光相碰我们都认出了对方。反右斗争使我们这样本来默默无闻的人都小有名气了，走到哪儿都会有人对你指指戳戳。我知道他是动力系的助教黄斌。学校右派泛滥成灾，情况又各异，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成了右派的。可我知道他是老师，成了右派我也没忘记师道尊严，我叫一声黄老师。他点一下头没说什么，似乎不愿与我说话。祸从口出这一被印证的真理使每个人都对别人大加防范。我也住口不言。屋里很静，静得惟听见电流烧灯丝的咝咝声。不久我听到走廊上的脚步声。一会儿门被推开，进来的是校办秘书潘林。潘是校编委，我和他认识，我断定那张“有事到大学办公室一谈”的字条是出自他手。而看见我他并不打算和我“一谈”，而是用平淡口气问句：周文祥最近考虑过自己的问题没有？我说一直在考虑。他说桌上有笔有纸，写一份思想汇报。我心里纳闷，咋天不亮就把我弄到这儿写思想汇报呢？我说我前天刚把一份思想汇报交给系党总支了。潘林有些不耐烦地说，叫你写你就写，这份汇报材料是学校要的。我知道只有写了。这时我已看穿了他的“西洋景”，写汇报是假，把我安抚住是真。果然，我刚在纸上写了一个“思想汇报”的题目，走廊上又响起了脚步声，很重很凌乱，是皮靴在水泥地上发出的铿锵声。我的心往上一提。门被推开，拥进三个穿蓝棉制服的警察，潘林对着我把手一挥说：这就是周文祥。一句话又完成了一次交接。两个警察走到我跟前一个扭了我的胳膊，一个从文件包里掏出逮捕证，向我宣读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虽然这时我已经对逮捕有足够心理准备，可一听罪名我的头就轰地一声炸响，反革命分子是人人惧怕的罪名，能招致杀身之祸。惶惶中我竟然不知手铐是什么时候铐上了我的手腕。紧接着便是搜身。一个警察将我胸前的校徽一把揪下一扬手丢在桌上。校徽在桌上弹了几弹掉到地上。看着躺在地上的校徽，我悲从中来。我意识到学生生活将一去不复返了，尽管这与逮捕判刑相比实在算不上什么，可我还是感到无比的悲伤和痛心。他们又将我里里外外乱摸一气。摸出的学生证、借书证、记分册、指甲钳、零钱及饭菜票等胡乱丢在桌子上。最后又抽下我的腰带，同样丢在桌子上。他们做这些“老本行”事情时显得十分的熟练，三下两下就完。搜查完毕两个警察命令我向外走。尽管我手提裤子十分的狼狈，可我没忘记和黄斌老师告别。但黄垂着头，不肯响应。
我被押出办公楼天已经亮了。正是学生在食堂吃早饭的时候，校园空荡荡的。一辆黑色轿车已经在楼前台阶下待命。向我宣布逮捕的那个警察拉开车门，把我推了进去，他也跟着上了车。车里已有两个人，一个是司机，另一个是穿黄军装的武警战士。警察和武警战士将我夹在后座的中间。警察又将他的文件包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