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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老龚不行了。
沼泽地里的大水也于三天之后退去了，这么大的水说退就退，同样使人感到神秘。浩劫后的沼泽地一片疮痍。
这三天老龚大部分时间处于昏迷状态。我和陈涛轮流守护着他。就在大水退去的那天早晨他醒过来，这次醒的时间很长，精神也显得很好。他说想吃一点东西，我赶紧烙饼，怕他咽不下去又做了粥。他吃了饼又喝了粥，尽管吃的喝的都很有限，但没有吐出来。我们很高兴，也很担心，我暗地里对陈涛说老龚大概是回光返照，要严加注意。我可以说的只有一句话，就是这三天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三天，是噩梦中的噩梦。
我不知道老龚对自己是否有预感，如果有的话，那么他对自己的死就看得很淡，他和我们说一些事情，都不是些重要事，多是些即兴性的，想到什么说什么。我忍不住问他知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他说知道。我问是什么病，他摇头不答。后来他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把头转向陈涛，说：老陈，你还记得问我那个蛇会不会毒死自己的问题么？陈涛说记得。老龚说：我已经找到答案，现在可以告诉你了，蛇不会毒死自己。为什么？我和陈涛同时问道。老龚咳了几咳，他说他太累了，想再睡会儿，他立刻睡着了。这一睡便没再醒过来。
老龚死了。
后来我们问了时日，老龚死这天是端午节的前一天。
依着我和陈涛，本想把老龚葬在“御花园”附近的沼泽地上，这里离我们近，我们一早一晚都可以来伴伴老龚。另外这里又是老龚熟悉的地方，但场方驳回了我们的意见，理由是大场有专门掩埋犯人的地方，一切都应该规范，井然有序。我们就不再说什么，又提出由我们两人送老龚去十里之外的犯人基地，这个场方是同意了。“御花园”有一辆板车，是秋收后往大场送粮食用的，现在我们用它来运送老龚。我们在车上铺上老龚的全部被褥，将穿了全部衣裳的老龚放在上面，这时的老龚完全像一个大腹便便的“阔人”。我们拉着这位“阔人”离开了“御花园”，穿越泥泞无比的沼泽地。天快晌时才望见了黑河边上的犯人墓地。那是一个青草茂盛的小山岗，我们拉着老龚走上了松软的草地。这时我的心里突然生出一种怪异的联想，是有关生物链的联想：草从地里生长出来，被牛羊吃到肚里，人又把牛羊吃到肚里，人死后埋于地下又被草类吸收。这就是三点一圆的生物食物链，亘古不变。但“阔人”老龚改变了这一点，他取消了一个中间环节，他直接吃草，然后把身体又归还于草。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伟大的创造？
尽管我们的条件有限，但还是尽其所能把老龚的后事做好。我们挖了一个很像样子的墓穴，小心翼翼将老龚葬下。然后又在上面堆起了同样很像样子的墓丘，墓丘比周围的墓丘高出许多，用意不在于使老龚卓尔不群，而是便于我们记忆。也许有一天我们将把老龚的家人带到这里，那时我们不费力地直奔老龚的墓前。我们为老龚烧了纸（只可惜不是正宗的烧纸），陈涛果然言而有信，将鸡蛋和粽子供在老龚的墓前，正是事实胜于雄辩，一贯吹吹呼呼的陈涛那晚说让我们吃上鸡蛋和粽子不是虚妄之言（后来陈涛说了他和那个送东西的农民间的一段生死之谊）。殡葬的仪式简而又简，之后我们便在墓前久久默立，大概这是人生最肃穆的时刻，我们回忆着和老龚相处的那些时光，想着老龚颇有些荒诞不经的言行，同时也感念着他对我们兄长般的情谊。这时候我们又听到了水声，不是“御花园”外面惊心动魄的水声（我终于忍不住说了“惊心动魄”这四个字），而是山岗下面那条叫做黑河的流淌声。那流水像在呜咽，我们都想哭，但终于没有哭，哭泣与欢笑同样都不属于我们。不知怎的置身于这大片埋葬客死他乡者的坟场，我和陈涛的思维再次出现同步：我们想歌唱，想放喉高歌。我们不约而同唱起了那天在沼泽地轰蛇曾唱过的那首《校歌》，更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又同时改动了一个字，我们唱起来了，一遍接一遍地唱着：黑河之滨，集合了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御花园”废弃了。没人告诉我们原因，而原因又是实实在在摆在那儿：大水淹没了田地、水井和道路，要恢复重建并非是三两个人所能完成的。何况谁也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大水。我和陈涛奉命撤回了大场，分到了不同的队。我们怀念在“御花园”的那段好时光，回想起来就像做了一场梦。在兴湖农场共呆了二年七个月，我和其余二百余劳改犯一起转场到了山东双山农场。还要提及一点的是，陈涛转到另一农场不到一个月便死去了。据说是他研究了老龚留下来的生物书，他认定咬了他的是一条有毒蛇，而不是老龚所说的无毒蛇。这就给他的精神造成很大压力。他觉得留在他体内的毒素迟早会要他的命，死亡的阴影挥之不去，整日像丢了魂魄。后来开始疯言疯语，再后来就一卧不起。直至合眼死去。）
·16·
第四部 我乐岭人物志
一
我一九六六年春节过后由双山农场转到了我乐岭农场。这时我已经在众多的劳改场所里度过了八年多刑期。事实证明，在度过了头一年难熬的劳改时光后，以后的日子也大致可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句老话来形容了。想想也真让人嗟叹。苦难的时日在匆促中默默滑过，我想还与精神的麻痹有关，什么也不去多想，思想懒惰得厉害，意识像冬眠般被深深地埋藏，精神活动更多是本能的反应，猪狗一般。与灵魂的枯萎成正比的是肉体的日渐强壮。如果硬要附会管教干部“劳改富于成效”的宣称，那么这成效也只是体现于躯体而非思想。思想已几近一个空壳，像一只掏空了的葫芦在水皮上飘飘悠悠。我们都成了地道农民，从外形到技艺都没半点差池。在农业人口已占绝对优势的国度又增添我们这些变种的一群，真不知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双山农场转我乐岭农场，此时离我九年刑期届满尚不到十个月，就是说自由在即，我不明白已“临秋未晚”了还有什么转移的必要。况且听从我乐岭转来的犯人讲那边比这边要“邪乎”得多。因此这最后一次转场（后来证明并非最后一次）使我感到甚不情愿。后来我才听说，这次转场是整个劳改系统的一次“战略性”大行动。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微妙变化，当局对聚集于京津要害地带的政治犯产生深深的忧虑，担心在某个时候会生出什么事端。于是将几个农场的政治犯一并转移到偏远的我乐岭农场。这就出现了罕见的政治犯大集聚局面。许多旧日难友在这里重新聚首。这机会也是千载难逢的。
我乐岭位于河北与山西之接壤处，地势起伏，满眼是连绵的群山。时令尚为初春，山顶上的积雪还没完全融化，远远望去像围着一圈威严的白发老人。据说我乐岭原先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劳改单位，营的编制，几百亩土地。后来扩大为师的编制，数千亩土地，容纳上千名犯人。有人说在中国发展最快的是劳改事业，相信此话不讹，遍布全国的一个个本来很不起眼的劳改场所就好像揉进了酵母的面团，眼见得就蓬蓬勃勃壮大。我乐岭，这名字也是意味无穷。当地人将“我乐”发音为“窝乐”，无论是我乐还是窝乐体现的都是安乐的意思，天晓得将这么一个不毛之地谓之为安乐窝是当地人以苦为乐的天性使然，还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幽默，反正我知道对于我们这些被运送到这里服刑的犯人而言，这名字实在是一种讽刺……
可以说在我总共二十二年之久的劳改生涯中我乐岭农场是最不堪回首之处，以至每每回想除我乐岭之外的其他劳改农场所便不由生出怀恋之情，想到在那里的种种好处。比如在草庙子看守所没有沉重的体力劳动，审讯期间没有遭受肉刑；在清水塘农场相对宽松，还可以用笔提纲挈领记下一些事情；而“世外桃源”般的御花园自不必说，即使在犯人普遍反映劳动强度过高的兴湖大场总还有能让人喘口气的时候。我乐岭就不同，这里所有的方面都可以用“邪乎”两字来概括。这里可以说是地狱中的地狱。在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煎熬下我甚至突发奇想：希望时光能够倒流，能再回到其他一些劳改场所。
我所说我乐岭不堪回首，其实更是难以回首，无法回首。因为在这期间我没有在纸上留下一个字，一切只能凭借记忆。这使我感到恐惧，感到茫然无措。我总是依赖文字，认为白纸上的黑字如同钉在墙上的钉子，有钉子才能挂住许多东西，而有文字就能牵引出许多沉沉往事（如清水塘期间留下的大事记对未来的回忆就大有裨益，而在御花园期间留下的那本日记使后来的记忆更为清晰）。到我乐岭后我好像回到了人类的蛮荒时期，似乎人世间没有发明出笔和纸。我要说明的是不留字迹并非是担心所谓“一字入公门，十牛拉不出”，也并非是谨记犯人中流传的：思想是气体，语言是液体，文字是固体（由此可见白纸黑字最要命）。都不是。而是我乐岭劳改当局严格禁止犯人进行一切“非正当”书写（正当书写界定为思想汇报，检查材料及揭发材料）。家信属正当与非正当之间的书写，场方对每一封家信都要仔细审阅，不允许将农场的任何事情泄露出去。好像将“罪人改造成新人”也成了国家最高机密。开始我并不理解当局为何这般严格杜绝犯人的书写，是后来从一位管教干部嘴里才弄清楚了原委：原来场方也和我们犯人一样的信奉“文字是固体”，害怕犯人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