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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就存在本身而言，疼痛是无所不在的，因为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正如《俄狄浦斯王》中的最后一句台词所言：“在还没有跨越生命的大限之前，在还没有从痛苦中得到解脱之前，没有一个凡人敢说自己是幸福的。”但尤凤伟显然不是为了表达这种终极意义上的存在之痛，他更多的是通过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们在求存过程中所遭遇的内心之痛，以及他们在这种疼痛中的反抗与挣扎，来激活他们极易被人忽略的内心世界，展现他们灵魂深处许多非同凡响的人性品质。像《原始卷宗》、《幸存者拾米》、《凶手》、《圆圆的天空》、《山地》以及《回家》中的主人公，虽然不断地遭受各种权力体系的盘压和威胁，但他们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人格操守，与那些反道义反伦理的强权势力进行着顽强的抗争，即便是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即使像《沉默的格》中残障而幼小的格，同样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完成了对原欲与罪恶的惩罚。在这些人物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令人心悸的执拗，是一种与主流社会左右逢源式的生存准则完全相反的人生信念，是一种远离了狡猾、虚伪、阴险、中庸、善变等反道德化的率真个性。他们似乎都有点“认死理”的性格逻辑，但正是这种代表了正义与公道的“死理”，显示了他们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而《老安的咏叹调》、《失去的山楂林》、《庞跑婆婆》、《乘车而去》等作品中的人物对人性的自我拷问，虽然处处显得无奈而又无望，潜藏着各种难以言说的隐秘之痛，但在叙事话语的背后，也同样喷薄着令人敬畏的人性之光，映现出许多超越常人的伦理操守和价值信念。在“石门系列”中，尤凤伟更是完全沉浸在生命的隐秘部位，沉浸在人性中“不可启齿的部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部分，写生命中理性与感性的博杀，欲望与道德的博击。写奔腾于血液中最原始最有力量的因素。写生命的执拗。”于是，我们看到，《石门夜话》中的二爷、《石门呓语》中二爷的新夫人珠、《石门绝唱》中的玉珠，都以种种不可理喻的方式盘旋在道义与欲望的隐秘地带。在那里，他们或说或唱，辗转徘徊，左冲右突，顽强而又执著地敲开对方的人性之门，激活对方的生命情感和种种非理性的本能欲望，并以此来实现自己的人生愿望。
这种人性的复苏与挣扎，在《中国一九五七》中几乎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在这部小说中，尤凤伟将历史的灾难不断地化为人性的自然冲突，使残酷无情的政治压迫不停地演变成活生生的人性搏杀，然后又通过不同人性的相互搏杀来反推历史自身的不幸。在这种人性的相互搏杀中，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那种无所不在的权力淫威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摧残，也不只是右派们对自身在罪与非罪上所进行的抗争，因为这些问题早已借助革命的霸权话语在专政机器的直接干预下，迅速地将他们变成了地地道道的阶下囚。我们所看到的最为惊心动魄之处，是一群又一群在一夜之间因言获罪的右派们，如何在“改造”中展示自己的内心品质，尤其是当肉体的饥饿与死亡随同精神的极度箝制一起袭来时，他们，作为一群活着的人，是如何面对这一切，进行着从群体到个体的人性搏斗。尽管尤凤伟在小说中为我们塑造了三类人物的人性取向：一类是以冯俐、龚和礼、李宗伦等为代表的永不屈服的抗争者，一类是以周文祥、苏英、吴启都、陈涛等为代表的委屈求存的软弱者，一类是以高干、张克楠等为代表的权力的帮凶者，但是作者选取的叙述立场，却是站在周文祥这些带有中间性质的人群中。这无疑既确保了整个叙事的合理性，又确保了整个叙述的客观性——因为对于冯俐他们来说，“反抗即死亡”的政治强权不可能给他们以言说记忆的机会，而让高干等人来复述这种记忆，显然会远离历史自身的真相。同时，尤凤伟选取中间人物来承担历史记忆的修复者和还原者，还有着更深的人性意义。由于反右运动的实质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改造，而是以“改造”作为人道主义的幌子，通过赤裸裸的非人道的专制手段，直接对自由知识分子进行思想和记忆的双重清洗，对他们的生命与尊严进行强制性的剥夺。在这种精神与肉体的巨大威胁下，右派们不仅出现群体上的分裂，也同样出现个体自身的分裂。尤凤伟的意义在于，他以一种难能可贵的宽容情怀，既颂赞了冯俐、龚和礼、李宗伦等抗争者永不低头的高贵品质，又接纳了周文祥、苏英、吴启都等人软弱的精神面貌——尤其是他们在人性上所体现出来的自我分裂和挣扎，具有十分深邃的精神质感。一方面，他们面对各种恐惧与威胁，小心翼翼地寻找自己的生存智慧，有时甚至不惜放弃自身的伦理原则和人格要求，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决不放弃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决不出卖做人的良知与道义。在这种存在的两难境域中，他们不断地进行着全方位的人性搏杀，与自己，与同类，与那些政治强权者，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事实上，整部小说对人物精神的丰富性表达，也正是体现在他们所承受的这种剧烈的人性撕裂中。
《泥鳅》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得尤为突出。以国瑞为代表的一群打工者们，他们没有必需的专业技能，没有圆熟的世态眼光，他们游走在城市的各个缝隙，只想凭自己诚挚的劳动和善良的愿望谋取一份生存的位置，但喧嚣的都市并没有、也不可能为他们提供这样一种环境。这意味着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滑入各种欲望的陷阱之中，成为一种彻底的命运失控者。因此，蔡毅江由受辱者而慢慢变成一个复仇者，寇兰不得不忍受着一次次被蹂躏的处境，小解在受骗中艰难地还债，陶凤因欲望的引诱与洞吓而变疯，英俊魁梧的国瑞先是沦为富婆的情人和“鸭子”，继而又被高干子弟三阿哥成功地利用，成为他们谋取巨额非法利益的替死鬼。尽管小说也写活了吴姐、龚玉等一批特殊身份的人物，但就其审美内核而言，无疑是全力展示了当下现实中独特的打工群体的生存尴尬与内心困顿。他们想摆脱被利用和被奴役的命运，但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眼光；他们想恪守内心中的那份尊严，但又不得不时时承受各种屈辱性的非难；虽然他们最终不可避免地沦为这个欲望时代的牺牲品，但是，他们却以自身苦难而不失道义的生命，对那些知识者、权利者进行了无情的嘲解和有力的反讽。
为明确的信念而活着，并活出人生应有的尊严和道义来，让生命闪烁着恒久的高贵品质，这是尤凤伟在创作中一直恪守的审美理想。他以浓厚的体恤情怀，在不断还原苦难生活的各种场景中，以无可辩驳的方式再现了生命存在的特殊价值和意义，并使我们深深地理解到，疼痛也是一种力量，而且是一种对抗存在和超越死亡的巨大力量。
4。结语：重返知识分子的职守
海因兹·迪特里齐曾说，面对人类和人类大多数人的重大问题，现代知识分子的阵营已无可挽回地出现了“溃败之势”。这种溃败之势，在我们当下的欲望化现实中，却变得尤为剧烈，特别是面对权力意志和物质利益的双重褫夺，“其机会主义和投降行为如倾泻的雪崩。”它所导致的结果，便如葛兰西所说的那样，很多知识分子“改变思想就像更换内衣一样随便”，以至于在今天，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已普遍羞却于提及道义、良知和尊严价值等这些人类永恒的品质，羞却于从人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角度来进行自我生存意义上的追问，甚至羞却于袒示自己内心深处苍白的精神质地和浮泛的灵魂状态。他们总是沾沾自喜地对别人指手划脚，却从没勇气对自己进行精神体检，没有勇气对一切既定的历史秩序进行富于创建的质疑，更没有勇气在“自剖”的层面上重新找回自己的精神立场。这是知识分子自身的不幸，也是人类在历史进程中所暴露出来的潜在危机。尤凤伟显然已意识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并对之进行力所能及的反抗，这在当代写作中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说，尤凤伟的艺术追求，与我们这个时代异常浮躁的文学征兆显然是不相符的。这种不相符，是由他内心中所无法释怀的知识分子立场所决定的，也恰恰证明了尤凤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