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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让我晕过去。
9月24日：今天刨地。突然间得了一种怪病。
——我一直想和吴启都谈谈，问一下他的情况，但没得机会。今天刨地我看他离“团体”挺远（这是他一贯的表现，为此不断挨管教的批），便凑过去。一边干活一边和他说话。也许是熟人的关系，他对我不像对别人那么冷漠，我问什么他就说。他的情况挺——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字眼来概括，古怪？离奇？奇崛？如同他与妻子的那一段不凡的爱情，他眼下的状况确是不同凡响的，想搜寻故事的人可不要错过。前面说过，他是为妻子鸣不平，被打成右派送进劳教农场的，恰这时妻子的特嫌问题得到了平反，从劳教农场释放。他俩的一进一出，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就好像吴启都来顶替妻子在劳改农场的岗位，又好像吴家铁定有一个改造名额。事情的不凡并不仅在此，吴启都的妻子释放了执意不肯回城，她要留在农场陪伴丈夫。她说当年为了与丈夫的爱情她穿越台湾海峡，今天为了和丈夫团聚她情愿不回北京，就这么她留在了劳教农场，享受留场就业的待遇。但不久吴启都又罪上加罪，被正式判了刑，从帽儿山劳教农场转到清水塘劳改农场。吴启都的妻子要求也转过来，没被批准。刚团聚没几天又分开，事情就这么弄得一塌糊涂。我问吴启都孩子的情况，他说儿子今年八岁，他被捕后寄养在天津亲戚家。又说他妻子已经去了天津，很快就会把孩子接到农场。我说孩子已到了上学年龄，到农场来教育问题怎么解决，他说由妻子教孩子读书。我不由想起俄国沙皇时期对十二月党人的流放，许多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情愿跟随，而跟随吴启都不仅有妻子还有他的儿子。
我所说的怪病正发生在我和吴启都说话这一刻。我突然觉得眼前的吴启都在一点一点变颜色，是变红。原本苍黄的脸皮、脖子、胳膊、手以及灰色囚衣都红起来，连头上的黑头发茬也变成红色，整个就像被涂了满身的血。我吓坏了，大声问吴老师你怎么啦？吴启都说我怎么啦？他一说话露出的牙也是红的，成了血盆大口。我大嚷吴老师你咋成血人啦？吴启都诧异地说周文祥你这是怎么啦？我不回答，逃避似的将目光从红人吴启都身上移开。这时我看到的田野也红了，庄稼红了，干活的犯人们都红了，到处都是红彤彤的。我再抬头看看天，天空也是血红一片。这铺天盖地的红使我感到晕眩，闭上眼。耳边还响着吴启都不变样的问：周文祥你怎么啦？怎么啦？怎么啦？后来我睁开眼，红色陡然消失，周围的一切又成了老样子。该绿的绿，该黄的黄，该黑的黑。可我惊魂未定，气喘吁吁的，满身都淌着汗。我说没事了吴老师，没事了。
9月25日：今天继续刨地。与吴启都交流改造心得。
——所谓继续刨地暗指继续与吴启都交谈，所谓交流改造心得是指这次交谈使我知道了劳教农场妇女队的一些情况，更坚定了我对冯俐就在其间的信念。我和吴启都的交谈大致如下：
周：吴老师可以向你提一个问题吗？
吴：你说吧。
周：你在帽儿山那边好好的，咋又被判刑了呢？
吴：犯了新罪。
周：犯了啥新罪呢？
吴：这……不好说。
周：咋不好说呢？
吴：因为我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事，管教怕我揭发他，就……
周：是男女关系方面的问题吗？
吴：是的。
周：我听说劳教农场有个妇女队。
吴：是的。
周：你爱人对你说过妇女队的情况吗？
吴：说过，妇女队有个别号叫“东宫”。
周：为什么叫“东宫”？
吴：里面有六个“妃子”，妃子住的地方自然是“宫”啦，那“宫”又在农场东面，就叫了“东宫”。
周：妃子？是清廷的遗妃？她们能活到如今也是七老八十了吧？
吴：她们很年轻，都是二十上下的年龄。
周：不可思议。
吴：她们是尼泊尔王子的遗妃。
周：尼泊尔王子？
吴：尼泊尔王子到中国访问，见中国女子比他自己国家的女子美丽动人，遂产生了在中国选妃的念头，他将在宾馆、饭店、商店等所到之处相中的六个女子一一记下名单，临走将名单递交中国政府，请求中方允他纳六女为妃。
周：后来呢？
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答应王子的无理要求，王子走后，名单上的女子就被抓起来。
周：可这些女子是无辜的呀。
吴：她们是“特嫌”，被判了劳动教养。
周：不可思议。
吴：你喜欢使用不可思议这字眼。没有不可思议，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合情合理。
周：也许……可是……
吴：也没有可是。
周：吴老师我知道你很灰心……
吴：灰心这字眼用在我们这样的人身上也不合适。
周：……
吴老师，你爱人说没说过“东宫”有K大的女学生？
吴：好像有。
周：说过她的名字么？
吴：没说过。
周：吴老师拜托你和你爱人见面时候问一问。
吴：好。
周：你爱人什么时候从天津回来呢？
吴：大概得过了国庆节。
周：还有半个月。
吴：你问的女学生？
周：叫冯俐。
吴：知道了。
10月1日：国庆节放假一天。上午洗衣服理发。下午睡觉。吃饭后学习。大家畅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九周年的巨大变化。
——这是我来到清水塘农场的头一个休息日。对于一个身体极度疲劳心理极度紧张的人来说，休息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特别是能在大白天美美地睡一觉，更是人生的头等享受。到晚上学习时，人们还没有从享受的慵懒中复苏，微闭着眼听高干念人民日报社论，思想还停留在爪哇国，轮到发言时都沉默不语。高干有些恼火，板着脸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高干取代了竹川作为班长领导学习的这部分权利，管教既没任命，竹川也没有授权，大伙更没有推举，反正他成了事实上的学习班长。就是说，高干正以颇为高超的蚕食策略向竹川夺权。竹川本人倒不在意。他对班长职务本来便不热衷，现在有人替代倒省了自己许多口舌。而大伙却看到了不妙的前景：一旦班长的权利让高干完全取代，今后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大伙以消极与高干对抗。每晚的学习就成了这样一种模式：先是高干抢先拿起报纸读，读毕又紧接着发言。接下去就是沉默。一个个像和尚打坐，屏息合眼。其实是在等待，等待真正的权威竹川发话。竹川见沉默久了，就说句：大伙说说。于是大伙就开始“说说”。一直说到散会。上述学习会的过程就像一出久演不衰的折子戏，戏中的丑角是高干。高干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国庆之夜的学习会他以为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他不等竹川那句“大伙说说”出口便自己“说说”，开始了对沉默者的批判，态度和声调十分尖刻：我不理解，在今天这个不平凡的日子里，你们竟然无话可说。这是为什么？在今天这个举国欢腾的日子，你们却沉默了，这是为什么？回答是肯定的：是立场问题，是思想问题，是世界观问题。你们去年可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时你们口若悬河，振振有词，大字报满天飞，攻击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这是为什么？你们是身在社会主义，心在资本主义；身在劳改农场，感情在反革命营垒，可悲啊，可悲啊！高干这一番话把大伙的眼皮都支开了，特别是那些被他指为“攻击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右派劳改犯，竟有些懵了。真的是“身在劳改农场”，心却飞到另处，飞到了一度“大字报满天飞”的地方。我回到了K大，高干的腔调一下子变成反右积极分子们的腔调。“可悲啊，可悲啊！”真的不错，知识分子可真够可悲的了，为说话进了劳改农场，进了劳改农场仍不许你沉默。你横竖都得说话。而更可悲的是一个和你一样的劳改犯站在党的立场上向你大加鞭笞而你又不能不向他屈服。于是人们开始“说说”了，众口一词地大谈建国九周年祖国的伟大变化，并举出许多例子来印证这些伟大变化。其实从个人方面举例是更有说服力的。从一介书生变成一个阶下囚，这变化能说不巨大么？我不知道别人在冠冕堂皇说着的时候心里想没想到这个问题，反正我想到了，而且记得很清楚。
10月11日：今天割豆子，又犯了怪病。
——自上次犯怪病后我一直惴惴不安，我相信自己的神经出了问题。病因是不难找到的，是杀牛事件（对我而言这桩事称得上事件）给我造成的刺激。问题是犯病需有个诱因，只有找到诱因才可以避免发病。我一遍一遍回想那天和吴启都并肩刨地时自己看见了什么，我怀疑看见了田野上的一头牛。或许我的眼睛没有看到，但牛却存在着。是我的第六感观“看见”了它，因此突发怪病。割豆子快割到了地头，身旁的高冲说句操他妈说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咱种豆连豆腐都吃不到口。高冲发这样的牢骚是经常的，不足怪。却也常常发得没道理。他不该忘了自己的劳改犯身份。就像当初忘了自己的邮差身份而妄自拆他人信件那样。我想和他说一句对应的话（要说什么忘记了），抬起头就看见他变了颜色，整个一个红人。我吓坏了，再看看四周，一切都像在一瞬间被涂上了血。一定是我的惊恐被高冲注意到，他呼到老周你咋啦？！我没回答，赶紧闭上了眼。耳边还听得高冲的声音：你是虚脱了，快找郝管教交交心吧。这时我睁开眼，见红潮褪去，一切又恢复正常了。高冲还在念咕找郝管教谈心，我不理会，只凝神望着前方田野。我试图寻觅到发病的触发物，由近而远看到的是：豆子（长在地里的及割倒在地的）、割豆子的同类、管教、持枪的警卫战士、刚长出绿芽的麦地、排着杨树的河堤、浑然一体的小村、灰色的劳教农场建筑、山坡上的点点绿丛、马鞍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