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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九五七-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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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领导有意见也就在这里。范宜春冷冷地说那是你的看法而不是我的看法,看法的不同是因为立场的不同,对于一个党的工作者而言,只要他的工作对革命有益,对党有益,方式方法是无关紧要的。我说难道就没有一个道德准则的问题么?他说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道德准则而不是资产阶级的道德准则。我说就算是存在着两套不一样的道德准则,那又由谁来进行鉴别和区分呢?范宜春说这还有什么疑问,自然由党来区分。范宜春说到一个党字,我就赶紧收了口。自开始反右以来,这个本来普普通通的汉字在人们心目中一下子变得威严而神圣,惟恐一不小心有所冒犯而遭殃。另外我也不想再和范宜春费什么口舌了,因为谈不拢,这也许正像范讲的立场上的不同吧。我不想拖延时间,便直接对范说到希望他不要把冯俐闹会的情况通报给外文系。他则直截了当地回答不可能。我恳求他通融一下。他说不行,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能通融。说完又反问一句:我为什么要对她通融呢?我实在忍无可忍,冲他说老范你是应该对冯俐通融一下的。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你欠她的。他瞪眼看我,一时无答。我接着说:老范请你屈尊和我讲一次理好吗?你听我说,冯俐到中文系闹会是因为你让人以她的名义去她舅舅家找到了稿件,且不讲以你的道德准则怎么看,但她认为这是很不道德的,更重要的是这些从她手里丢失的稿件后来成了许许多多人的罪证,包括她的舅舅,所以她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她十分内疚。范宜春说这些材料对中文系的整风大有帮助,从这一点上说,她就不应该感到内疚,相反应该感到自豪才是。我说她没有这种自豪感,她对自己的疏忽痛不欲生。这时门外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我心想完了,没机会了,进来人范宜春更要和我打官腔。于是我抓紧时间对范宜春说道:老范在道义上你欠冯俐的,你放她一马,事情就扯平了,这样今后你就不会再为这件事自责。范宜春气恼地说:周文祥你少危言耸听好不好?我有什么可自责的,我是按党的要求做分内工作的,这就是一切,其余都是扯淡。我说老范……这时门被推开,总支有吃早饭习惯的人吃过饭来上班了。我向他们点头打招呼,但没人给我回应,只是向我投来冷淡的一瞥。我重新面对范宜春,可没等我开口范宜春便开口说周文祥该谈的刚才我都谈了,逃避批判只会离党和人民愈来愈远,这是十分危险的。今后何去何从,你自己考虑吧。我明白他这是对我的一种暗示,即把刚才的话题结束,不再提及。由此可见他那句“其余都是扯淡”的话也是扯淡的。反正我已不抱什么希望了,不想再说什么。

上午,班里开会批判程冠生。下午,中文系的全体右派劳动,打扫教学楼和办公楼的卫生。我想这次劳动具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我漫长的劳改生涯严格说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从人数上说中文系的右派差不多够一个连,在办公楼前排成队列很是壮观。本来平平静静的中文系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阶级敌人,连这些“敌人”自己都感到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们被分成若干个劳动小组,并指定了各组组长。刷厕所的时候恰和吴启都老师分在了一起,我边冲水边问他早晨和范宜春谈得如何。此刻他已没有了早晨的那份神采,他说范讲目前反右斗争方兴未艾,即使有什么偏差也得等到运动后期更改。我安慰他说看来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别悲观,要坚持住。吴启都叹口气说反正一切都卡在人家手里,不坚持又能如何呢?我说范宜春的话不是没道理,最近校部和各系还是不断往外揪右派,如果马上给你平反,会对运动产生消极影响。他点点头,说从本意上讲我也不希望运动马上结束。我惊讶问道:吴老师这话怎讲?他说道理很简单,范围愈扩大以后平反的可能性便愈大,肃反是证明。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但并不完全赞同,以吴讲的肃反运动为例,扩大化是无疑的,但后来也并没有进行认真的甄别平反。我说运动还是早早收场的好,否则整个知识界将全军覆没。吴说可这并不取决于我们这些人。这话倒是不错的。

吃过午饭在路上遇见苏英。近一段时间经常在路上碰上她,这就使我怀疑并非是巧遇。到目前为止苏英还没事,可能她参与《大地》的事历史系还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打右派的理由足足的。正因为清楚她潜在的危机,所以每次见面我都力争避开,或者说上三两句话便开溜。有一次她火了,一把揪住我说你都极右了还怕个啥?我说我怕你……她说我不傻,我知道你怎么想,可我不怕。这次见面苏英不等我躲开张口便说:周文祥你真是傻的可以啊。我说我咋啦?她说你为什么要逃会?我无语。她说难道你不明白逃是逃不掉的,倒坏事。我说我没有想逃的意思。她说那为什么要逃会?我不想对她说出真实的原因,因为她一直对冯俐不太友好,多有微词,如说她缺乏理想之类,我也知道她为什么看不惯冯俐。我说那天我有急事外出。她说我不信。这时我发现有许多人向我们俩看,我有些急,说苏英你走开没必要让别人看见和我在一起。她说你听我一句话我马上就走开。我说什么话。她说既然成了右派,就争取当个“好右派”蒙混过关,等候峰回路转。我说接受你的意见苏英,谢谢你的忠告。她走开后,我如释重负。下午?晚上?一点也记不起。

——二十四日。早饭时孟广琦通知我:校党委要找我谈话。我很惊讶,问谈什么?他说去了就知道。我在心里说纯废话。往校办公楼去的路上我心想肯定是我的所作所为惹恼了系总支,现在把我推到学校里。反正事到如今也没别的办法,走到哪儿算到哪儿吧。和我谈话是两个人,一个是五十出头的秃顶领导,面熟,在党委做什么不清楚,属开大会能登主席台的级别;另一个是校办秘书潘栋。我本以为潘栋会向我介绍秃顶领导的职务,却没有。秃顶领导开始问我一些事情,态度倒和蔼。他问什么我回答什么。他问我对中文系整风反右有什么评价。我说很好。他问很好指什么。我说听中文系领导讲中文系的整风反右走在全校的前列。他问我被打成右派有什么看法。我说没什么看法。他问我能不能想通。我说能想通。他说中文系报告说你拒绝参加批判会,是事实吧。我说是。他问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的头脑这时飞快地旋转:要不要将逃会的真正原因说出来,说出来可以借机为冯俐辩护,这样外语系一旦将不利于冯俐的材料报到校党委,他或许会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给予公正处理。但我很快便否定了这一幼稚的想法。不会有公正处理,决不会有公正处理。如果有的话,全校就不会像雨后的蘑菇那样一夜间生出这么多右派来。我说没参加批判会是因为有一桩急事外出,也没来得及报告。潘栋说这是十分错误的行为,你懂吗?我说懂,为此我向系总支做了检讨。秃顶领导说应该接受批判,只有批判才能提高认识。为你,也为推动全校的运动向前发展,校党委决定在全校范围内为你开一次批判会,对此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我没意见。他点点头,说你要想通,不要有抵触情绪,因为你的问题在全校都是很典型的。如第一张大字报是你贴的,《大地》反革命小集团是你组织的,还有那份《大地》……哎,你们《大地》编辑部除了你还有几个成员呢?我说五个。他问都有谁呢?我知道他是明知故问。对《大地》的事中文系是了如指掌的,会不上报吗?即使这样我也知道无论他问什么我都必须有问必答。我说程冠生、庄毅之、陈连山、古克朋,就这些。他和潘栋对对眼光,说你才说了四个啊,还有一个是谁呢?我怔了一下,突然我的头轰地一声炸开:啊!坏了!坏事了!我在心里哀号:我害了苏英。明知中了秃头领导的诱惑,可我不甘心。我愤恨,我懊悔,我说是四个人,不是五个,我说错了。秃头领导依然很和气,慢条斯理地说:你不会弄错的,就那么几个人怎么能弄错呢?我哑口无言,这时我想起那句“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的话,说出的话也是收不回来的。我恨不得朝自己的脑袋猛砸,砸得头破血流才好。秃顶领导确实是老谋深算的,他的判断不错说的话也不错:就那么几个人怎么能弄错呢?是的,作为一刊主编怎能将手下的一班人弄错呢?问题是我们有意保护着一个人,就是苏英。保护苏英是因为她的情况有些特殊,有可能蒙混过关。就《大地》的实际工作而言,苏英的作用不亚于任何人,甚至积极性更高些。但她不是中文系的人,中文系的人不熟悉她,她所在的历史系也不了解她参与《大地》的情况。那段时间可以说她是个来无影去无踪的“飞鸿”。随着反右形势的不断严峻,编辑部的人都明白自己在劫难逃(事实上也是这样的),于是就不谋而合地想到保护苏英这个问题。把她从《大地》“开除”出去,在任何场合下不提及她的名字。这种保护是奏效的,但现在……我对自己的过失悔之不及,痛不欲生。我其实无须多言,我此时的神态已将所有的“玄机”披露无余。而秃顶领导和秘书潘栋也无须多言,他们此刻的神态也让我明白我的全部努力俱无济于事。我说出了苏英的名字……

出了办公楼我的精神一下子垮了,我很清楚今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我是中文系的吕浩明第二?吕浩明为了向领导证明自己的认罪态度好,将绿叶文学社的所有成员一起装进筐里出卖。而我差不多也成了吕浩明这样的人,我出卖了苏英,我成了败类一族。我咒骂着自己,心中十分懊悔。当然我也在心里为自己辩护,发生的一切不是我的本意,我是中了秃顶领导的奸计。

我迫不及待地要去找苏英,我要把今天的事情告诉她,让她做好应付事变的准备,另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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