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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开早饭前赶到食堂大门外，我和程冠生把昨晚抄在纸上的文章贴在食堂的告示牌上。那时天不大亮，再加上心情有些紧张，将纸贴倒了，发现后又揭下来重贴（后来我一直想这不应当有的差错有着某种预示性）。贴好后离开饭还有一段时间，回宿舍不值当，我和程冠生商量一下，就后退到不远处的一棵树底下等。我们想观察一下同学们发现这张大字报的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时刻，全中国第一张大字报即将在这K大校园里面世。而我正是这新生事物的创始者。尽管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这张大字报将对全国的大鸣大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心情还是颇为激动的。在我们的等待中东方渐泛光亮，校园有了声响，不久三三两两的学生向食堂走来。我和程冠生窥望着，许是光线依然太暗的缘故，开始的几拨人没有发现大字报，径直走进食堂。我不由暗暗着急。如同担心自己的作品被人忽视一般。又过了一会了，天大亮起来，往食堂来的人已络绎不绝。终于有人发现了贴在告示牌上的文章，是个高个女生，开始也似乎没怎么留意，只是朝告示牌随意一瞥，两腿仍向前迈动，可陡然间停住了。随之，返回到告示牌前，看起来，她的这一举动很招人注意，拥向食堂的学生也留步在告示牌前，看起我的文章。我像终于完成一桩大事般吐了口气。我和程冠生绕过人围走进食堂，竟没有人发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天的早餐过程，横空出世的大字报是所有就餐学生议论的焦点，我感到自己也是大家注目的焦点。人们从四周向我投来目光，指指点点，我承认那一刻我有一种名人俯视芸芸众生的感觉，这种感觉既生疏又美妙，如同吗啡注射到身体中。只是这快感持续的时间太短暂便被人当头浇了一瓢凉水。这个人就是校报编辑姜池。他走到我的桌边，压低声音对我说：周文祥你可是不鸣则罢一鸣惊人呐。他停停又说何必做这惊人之举？我看看他没吱声，他又说你会为此后悔的。本来我对姜池是略有歉意的，听他以这种腔调说话就十分地不悦。心想我这样还不是被你们逼出来的？你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我说姜池你不要这么和我说话，文责自负，有什么后果我承担是了，大不了倒霉。姜池张张嘴没说出什么，而后像赌气似的用筷子敲两下碗边，说你现在是鬼迷心窍，说什么也听不进去，改日再和你谈。说完离去。姜池的态度让我莫名其妙，将我本来很美好的感觉完全破坏掉。后来又有几个熟悉的同学过来和我打招呼。姗姗来迟的是吕浩明，他走到我跟前便说周文祥你行了这遭行了。我不明就里，问你说什么？他说你行了这遭行了。我说我行了什么？他意味深长地笑笑，说你以你的创造性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脱颖而出了，我佩服你的足智多谋，其实用这种方式鸣放大家都应该想到，问题在于大家都没想到惟你想到，什么叫先驱，这就是。我听着不对味儿，反驳说吕浩明我张贴我的文章事出有因，可不是要当什么先驱的。他问是怎么回事。我讲了前后过程。他听了愤愤不平，说校报真不像话，校报实际是校党委的镜子，镜子照出了党委的思想面貌。他又说周文祥我支持你的革命行动，如果早一点知道我会和你一道签名的，以后再有什么想法及时和我通通气，咱们以绿叶文学社的名义干，这样影响会更大，效果也会更好。我说好吧。
上午系里没有集体活动。贴大字报使我的心情难以平静，做什么都心不在焉。姜池与吕浩明对此事截然不同的态度在我心里投下了阴影，倒不是患得患失，而是这一行动毕竟是太重大了，它的正面或负面效应已不仅仅属于我本人。我想既然目的是帮助党整风，那就不能不顾及校党委的态度。据说校党委已派人将文章内容抄回去了，我希望党委能明确表态。或认可或不认可，我都乐于接受。这一天是在惴惴不安的期待中度过，到傍晚也没见校党委或系总支的人来找。在去教学楼的路上曾遇见系总支书记范宜春，他朝我笑笑就走过去了，没有和我谈谈的意思。我想去找孟广琦，他和我同年级，平时关系尚可。他或许会透一点风信给我，起码也可以谈谈他个人的看法。可我没有找到他，中文系没有，教室里没有，宿舍里也没有。就好像从K大校园失踪了。无奈我又去找程冠生，同样也没有找到。我心里怅怅的。这时我想起冯俐，想起冯俐心中不由泛起一股甜蜜滋味儿，我知道自己十分思念她。我决计立刻去找她。我回宿舍穿上大衣，正要往外走程冠生却从天而降。他问我去哪儿，我说进城去找冯俐。他说别去了，跟我去食堂。我说晚饭在冯俐舅舅家吃。他说不是叫你去吃饭是那里又贴了大字报。我吃了一惊，问贴了什么大字报。他说他也没看到，是别人告诉他的，反正去看看就知道了。我俩一溜小跑奔到食堂门口。还不到开饭时间，告示牌前已围了许多人，边看边议论。后面的人看见我和程冠生主动闪出一条缝隙让我们靠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墨汁未干的大字报，题目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等级现象》，落款是龙天胜、严文强。我问程冠生这两人是谁。程说都是哲学系的学生。这时旁边的一个学生说不是这张，在这儿，遂向旁边的一张大字报指指。移过眼光，便看见这张大字报正贴在我的那张《推倒高墙填平鸿沟》的旁边，题目是：《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我的头“轰”地一响，眼光掠过密密麻麻的内容找见了下面的落款：肖宝。肖宝何许人也，是学生还是老师？我不知晓，也无从猜测。就带着这个疑问看大字报的内容，正如标题当头的那个“反”字，通篇是对我那篇“推倒高墙填平鸿沟”的批驳。认为“推倒高墙填平鸿沟”并非帮助党整风而是反革命的煽风点火，是反党。看完我和程冠生对一下眼光，没说什么退出来。这时许多看大字报的学生回头将我和程冠生围住，七言八语地议论着。有位很瘦的女同学问：你认识肖宝这个人吗？我摇头说不认识。她又问其他同学问有没有认识肖宝的。也都摇头说不认识。她说这么看肖宝一定是化名。许多同学都点头同意她的分析。又一致表示不屑与愤慨，说给别人扣反党帽子而自己不敢堂堂正正站出来，可见其心虚了。瘦女同学又问我：你怎么办？回击么？我说还没想。她说应该回击，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么议论时又有更多的学生从四处拥过来，告示牌前围得水泄不通。大家争相阅读新贴的反驳文章，反应十分强烈。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已掉进这场运动的旋涡中，难以自拔了。我决定暂时不去找冯俐了，集中精力应付眼前的事。吃饭的时候我和程冠生商量是否对《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做出反应。程冠生说须首先弄清肖宝的真实背景，如果真是化名，那一定有来头的，这样须谨慎行事。我说全校一万多名师生，找这个人像大海捞针。程冠生说其人肯定是学生不是老师。我问为什么。他说目前的形势，老师还不会参与学生间的论争。我觉得他分析得有道理，又说排除老师学生也有七八千呢。他说他有个老乡在学生会，那里有全校学生的名册，明天去要出来查一查，一查就知道有没有这个人。我说行。
饭后在宿舍走廊上碰上孟广琦，我觉得应该和他谈谈，无论作为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还是作为同班同学，找他都找得着。我上前问他有没有时间，他赶紧说马上要去校党委开碰头会。我说那就说两句话。他没吱声。我问他看没看到贴在食堂门口的文章？他说看过。我问你觉得以这种方式鸣放是否恰当？他说对你的大字报总支还没正式研究，因此不好回答。我紧追不舍问他个人有什么看法。他想了想，说我认为对党有利对整风有利的事就做，对党不利对整风不利的事就不做。说完匆匆走了。望着他走下楼梯的背影我心里直想骂，你他妈说的是啥话呢？不为对党有利对整风有利我何苦要写什么文章？又何苦贴出去呢？
我悻悻回到宿舍，见只有李德志一人在下象棋。我问怎么就你一人在宿舍呢？他说都看电影去了。我说你怎么不去看？他说我从来不看电影。他确实从来不看电影，他说电影是瞎编的，看电影纯属上当受骗。说起来这个学数学的李德志属怪人一类，平日在宿舍总是一副不与凡人搭腔的模样，或闷头看书或自己与自己下棋，极少与人说话。他的记忆力惊人，与他不搭界的事都记得很清楚。有次我自言自语：大哥来北京是什么时候呢？他马上答三月十八日，星期一。开始我以为他是信口胡诌，可翻开日记一看他说的一点不差。他的记忆力使宿舍里的人感到可怕。下象棋是他惟一的爱好。我想他下棋时一定是将自己的身体从中间劈成两爿，劈开一条楚河汉界，然后厮杀争斗。我进来后他继续下棋。他左手挪一个子，再右手挪一个子。这爿李德志和那爿李德志捉对厮杀。我看得别扭，加上心情不好，便说句这玩法有啥意思。他一边走棋一边接腔，说各人有各人的玩法，你不是也玩出了花样？我不解，问我玩什么花样了？他说那张大字报不是你贴的？他指这个。我说那怎么是玩花样呢，那是严肃的政治活动。他不再吱声，一手一手地挪子。我无所事事，想利用宿舍难得的安静时刻给家里回封信，再有两个多月就放暑假了，早些把和冯俐一起回去的事告诉父母，一让他们高兴，二让他们早做准备。信很快写完了，要落款一时竟记不起日子，我问李德志今天是几日？他告诉我是五月十一日星期六。我照他说的写了。我封死信，他的棋也见了赢输。只见他伸出右手抓住左手摇了摇，说祝贺你。这是他一贯的伎俩，每次收了局，总是输手握赢手表示祝贺，神色很郑重，没一丝调侃。时间长了，宿舍里的人也见怪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