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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想不到他也有今天，这三十年还不到吧？”猴子感叹道。
“风水轮流转，当年他对付阿明的手段，今天让他也尝尝。”曾智被人批了整整十年，这次他也尝到了批别人的滋味。
“咱们别的不管，他诬陷阿明的事情，一定要让他承认，早一天让他写认罪材料，阿明就可以早一点出来！”徐大帅说道。
于是，徐大帅、张华、曾智、猴子四人积极参与这次批判行动，写大字报，发传单，向上级递材料，四人还编话剧，跑到团部搭个台子，自编自演起来。在大兴当知青期间，他们从未像现在这样积极过，让人大跌眼镜。
徐学青被逼无奈，只好写材料为李思明翻案，反正自己已经“罪行累累”，不过他还保留一点自我保护意识，将责任全推到“四人帮”身上，说自己是囿于政治局势，受到坏人蒙蔽，自己只是执行者等等。反正在“文革”之后，大家都可以将任何冤假错案推到“四人帮”身上。
劳改农场里的众劳改们，每天也在写材料，为自己洗脱罪名，每天各种材料如雪花般被寄往全国各地。
李思明几乎每周都能收到杨月的一封信，每封信都是杨月自己自言自语，诉说在军营里的新鲜事，毫无例外地在最后写着为什么不回信这名话。李思明确实从未回过信，因为李思明觉得没啥可写的，每天无非是劳动、吃饭、政治学习和睡觉，比在大兴还要无聊。最后杨月在信中骂了他，他才回了一封信，编了几个小笑话打发了事。
杨月收到信很高兴，回信明显厚了许多，还夹着她身着军装拍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婷婷玉立，面带微笑。她说她父亲和他的一帮老战友都获得了解放，一定会帮李思明洗清冤屈的。
劳改农场里，喜气洋洋，每天都有人离开这里。在李思明记忆里，每当有人离开这里的时候，全农场里的人都敲着脸盆欢送，剩下的人无一例外地满脸羡慕，并下定决心反复的写材料递材料。而离开的人，无一例外的眼泪花花的，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农场里的医生沈立，也要走了，他的问题很简单，况且他的刑期早就过了，是那种被强制留在农场务工的人之一，他是李思明在农场里认识的第一个人，李思明自然要送行的。
“我说你小子，怎么一点也不着急，每天东窜西窜的，难道你想在这待一辈子？”沈立有点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我兵团战友说，现在冤假错案太多，陈年旧帐一大堆，我的事情上面已经知道了，过一阵子会解决的。”李思明解释道。
“到时一定要告诉我。对了，我这次是回到我原来所在医院，继续老本行，你若回北京一定记得找我！”沈立叮嘱道。
“老沈，你这不是咒我生病嘛，不行，咱们还是永别的好。”
“你这小子！再见了！”沈立卷着破烂行李，爬上了汽车。
“永别了，司徒雷登！”李思明远远的叫道。
“臭小子！”
回到囚室，曾是大学教授的焦成还趴在床上写着材料，李思明记得“四人帮”被打倒的那天半夜里，他从被窝里爬出来跑到院中，疯狂的叫喊：“天亮了！天亮了！”
“老焦，还在写啊？”李思明问道。那焦成全神贯注，根本就没注意。一旁的刀疤脸不高兴了，这些日子里，看着一帮曾和他享受一样政治待遇的“文化人”，忽然解放了自由了，心里是不一般的不平衡。
“妈的，都写了第五遍了！”刀疤脸说道。
“我高兴我乐意，你管得着吗？羡慕吧？”焦成听见了，一脸不屑。
“你……你还是读书人呢，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刀疤脸也不想和他计较，这么多年井水不犯河水也习惯了。
第一卷 黑土地的故事 第五十六章 李思明的春天（二）
“将来有什么打算？”
“打算？我希望我能早一天出去，好好孝敬父母。”刀疤脸感伤地回答道。
刀疤脸的回答并不是什么慑于国家专政的威力，也不是什么“良心发现”，这与李思明刚进劳改农场时所看到的发生在刀疤脸身上的一件事情有关。
当刀疤脸看到别人的家人隔三差五的来看望，他十分羡慕，于是便往家里写信，每月几块钱的劳改金都用在买信封和邮票上。可是，几年过去了，他的家人还是没有来，最后他终于急了，给家里写了一封绝交信。
他的爹娘就他一个孩子，其实早就想来看他了，只因为家中实在太穷，几十元的路费都借不来。当他们接到娃儿的绝交信的时候再也坐不住了，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和准备，决定去看儿子。他们把家里的板车弄了出来，仔细检查轮胎有没有漏气。感到没有啥大问题了，就把家里仅有的一条稍新点的被子铺到车上，然后向劳改农场出发。在路上，老两口始终保持一个拉车，另一个在车上休息，谁累了谁歇，但板车不能停。他爹不忍心让他娘累到，就埋头拉车，被催的急了，才换班歇歇。
因为走的路远，他爹的鞋子很快就磨露了。出现这种意外他们当初可没有想到，当他娘给他爹挑扎在脚中的刺时候，气的直摇头，嘴里不住的叹气，可是路还是要赶，从清晨到晚上，一直走到天黑看不清楚东西才找个木棍把车一支，两人在大地里睡一会。等天刚蒙蒙亮，又开始赶路就这样，100多里的路程，他们走了三天两夜才到达。
劳改农场和监狱不一样，在那里，一个犯人的家属来看望，一圈犯人围着看情况，早以司空见惯，所以很多犯人都在场。那天得知老两口从百里之外徒步来看儿子，在场的人都为之震惊了！尤其看到那双磨破的鞋中探出的黑色脚趾，围观的犯人都掉了泪，连管教干部也转过身去擦眼睛。这时，只听‘扑通‘一声，刀疤脸重重地跪在了爹娘面前。
见此情景，别人赶忙上去拉他，可无论如何，他就是跪在地上不起来。管教干部说话了，谁也别管他，他也该跪了。说完撇下刀疤脸，硬拉着老两口到干部食堂，并吩咐做饭的师傅赶快做些汤面。片刻工夫，满满两大碗汤面端了上来，看样子老两口是真的饿坏了，也没有多推让，也不往椅子上坐，原地一蹲，便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不一会就把面条吃的精光，直吃的满头大汗。吃完之后，管教干部又过来了，手里握了一大把零钱：“大爷，大娘这是我们几个干部凑的钱，钱不多，算我们一点心意。”然而不管怎么说他们就是不肯收，嘴里还直念叨：“这就够麻烦的了咋能要你们的钱呢。”他们转过身对仍在地上跪的儿子说：“娃儿，你在这里千万好好改造，等明年麦收了，我和你爹还来看你”他爹远远地退到一边，用像砂纸打多的手，那根木棍在地上乱画。
本来，一般家属看望时间只有半个小时，管教干部觉得老两口来一次不易，就尽量放宽时间。最后，他们无声地端详了娃儿好久，才依依不舍的上路了。临走的时候又费力从板车上拖下了一个大麻袋。说是娃儿在这干活改造怕他吃不饱，给他留点吃的，等儿子饿的时候慢慢吃。
看着老人一步三回头渐渐远去的背影，刀疤脸还在地上跪着，满面泪痕。人们心里一阵发酸，同时也纳闷，这么一大麻袋都是什么吃的？既然他们带吃的了怎么还饿成那样？正好有两个犯人，上前帮忙拾起麻袋。其中一个不小心，手没有抓住麻袋的扎口，“砰”地麻袋摔在地上。一下子，一堆圆圆的东西欢蹦乱跳的滚了一地！仔细一看，满地骨碌滚动都是馒头，足足有几百个！大的，小的，圆的，扁的，竟然没有一个重样的——显然，它们并非出自一笼，而且这些馒头已经被晾的半干了。看到这些，人们的脸好象被人狠狠地扇了一记耳光，火辣生疼！有人也‘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这一举动好象具有感染力，只听“扑通扑通扑通”，在场所有的犯人，也都齐齐地跪了下去！
不敢想象，老两口徒步百里看儿子的情景。更不敢想象，老两口是怎么挨家挨户讨要这么多的馒头！最让人心痛的是，怕儿子一时吃不完坏了，他们一人拉车，一人在车上晾馒头。这麻袋里装的不是馒头啊，分明是一袋鲜活的心，一袋父母心！它刺痛着人们的眼睛，更刺痛着劳改们的灵魂！这时，耳边传来一句撕心裂肺的嘶喊：‘爹，娘，我改！‘那是刀疤脸人在爹娘来看望他期间说的唯一的一句话，那简短的四个字响彻天际，重重地砸在每一个人的心上。
刀疤脸的话，对李思明的触动很大。李思明天生是乐观派，特立独行，对什么都不在乎，生活中的苦难和政治上的桎梏并不能让他消沉，因为在他看来未来是光明的。这是李思明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地方，同时也是让他遭受牢狱之灾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令他心痛的是，父母因为自己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还要为自己操心，这是李思明不想看到的。
“还是早点离开这个地方吧！”李思明打定主意。
1977年的春天，一个调查组进驻到农场，这在劳改农场的人看来已经司空见惯了，只是不知道这次谁又是幸运儿。
这次来调查的是李思明的问题。徐大帅等人的行动起了作用，不过最关键的不是他们，李思明还是后来才知道，沈阳军区有人直接向建设兵团施加了压力。实际上，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是在1979年。
李思明被叫到了场部办公室，调查组的人都是现役军人。巧合的是，这次调查还有他认识的人，那负责记录的女战士还是那位，这个人恐怕对自己了解的一清二楚吧，李思明这样想的。同上次相比较，这几个人看上去顺眼多了。气氛也很“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