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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人是吓不到的，任何一个小孩子的装扮都比我可怕，七、八岁的小家伙，穿着黑西装，披个大黑披风，脸抹得灰青灰青，一张口，两只长长的獠牙，拿着手杖向我咻咻逼来，分明是电影上的“化身博士”。
我虽然很快的就厌了这些奇形怪状的路人，可是每到夜间上街，那群男扮女装的东西仍然恶作剧的跟我直抢荷西，抢个不休，而女扮男装的家伙们，又跟荷西没完没了，要抢他身边的红头发太太，我们大嚷大叫，警察只是眯着眼睛笑，视为当然的娱乐。
路边有个小孩子看见了我，拉住妈妈的衣襟大叫：“妈妈，你看这里有一个红发中国人！”
我蹲下去，用奇怪的声音对她说：“小东西，看清楚，我不过是戴了一张东方面具而已！”
她真的伸手来摸摸我的脸，四周的人笑得人仰马翻，荷西惊奇的望着我说：“你什么时候突然幽默起来了，以前别人指指点点叫你中国人，你总是嫌他们无礼的啊！”
花车游行的高潮，是嘉华年会的最后一天，一波一波的人潮挤满了两边的马路，交通完全管制了，电视台架了高台子，黄昏时分，第一支穿格子衣服打扮成小丑乐队的去年得奖团体，开始奏着音乐出发了，他们的身后跟着无尽无穷的化装长龙。
荷西和我挤在人潮里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小丑的帽子在我们眼前慢慢的飘过，没过一会儿，荷西蹲下来，叫我跨坐到他肩上去，他牢牢的捉住我的小腿，我抓紧他的头发，在人群里居高临下，不放过每一个人的表情和化装。几乎每隔几队跳着舞走过的人，就又有一个鼓笛队接着，音乐决不冷场，群众时而鼓掌，时而大笑，时而惊呼，看的人和舞的人打成一片，只这欢乐年年的气氛已够让人沉醉，我不要做一个向隅的旁观者，虽在荷西的肩上，我也一样忘情的给游行的人叫着好、打着气。
一个单人出场的小丑，孤伶伶的走在大路中间，而他，只简单的用半个红乒乓球装了一个假鼻子，身上一件大灰西装，过短的黑长裤，两只大鞋梯梯突突的拉着走，惨白的脸上细细的涂了一个薄红嘴唇，淡淡的倒八字眉忧愁的挂在那儿，那气氛和落寞的表情，完完全全描绘出一个小丑下台后的悲凉，简直是毕卡索画中走下来的人物那么的震撼着我，我用力打着荷西的头叫他看，又说：“这一个比谁都扮得好，该得第一名。”而群众却没有给他掌声，因为美丽的嘉年华会小姐红红绿绿的花车已经开到了。
我们整整在街上站到天黑，游行的队伍却仍然不散，街上的人，恨不能将他们的热情化做火焰来燃烧自己的那份狂热，令我深深的受到了感动。做为一个担负着五千年苦难伤痕的中国人，看见另外一个民族，这样懂得享受他们热爱的生命，这样坦诚的开放着他们的心灵，在欢乐的时候，着彩衣，唱高歌，手舞之，足蹈之，不觉兼耻，无视人群，在我的解释里，这不是幼稚，这是赤子之心。我以前，总将人性的光辉，视为人对于大苦难无尽的忍耐和牺牲，而今，在欢乐里，我一样的看见了人性另一面动人而瑰丽的色彩，为什么无休无尽的工作才被叫做“有意义”，难道适时的休闲和享乐不是人生另外极重要的一面吗？
口哨之岛拉歌美拉
当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曾经有好一阵因为不会吹口哨而失望苦恼，甚而对自己失信心，到如今，我还是一个不会吹口哨的人。
许久以前，还在撒哈拉生活的时候，就听朋友们说起，拉歌美拉岛上的人不但会说话，还有他们自己特别的口哨传音法。也许这一个面积三百八十平方公里的小岛，大部份是山峦的结果，居民和居民之间散住得极远，彼此对着深谷无法叫喊，所以口哨就被一代一代传下来了。更有一本书上说，早年的海盗来到拉歌美拉岛，他们将岛上的白皮肤土著的舌头割了下来，要贩去欧洲做奴隶。许多无舌的土著在被贩之前逃入深山去，他们失去了舌头，不能说话，便发明了口哨的语言。（我想书上说的可能不正确，因为吹口哨舌头也是要卷动的，因为我自己不会吹，所以无法确定。）
渡轮从丹纳丽芙到拉歌美拉只花了一个半小时的行程，我们只计划在这里停留一天便回丹纳丽芙去，所以车子就放在码头上，两手空空的坐船过来了。
寂寥的拉歌美拉码头只有我们这条渡船泊着，十几个跟着旅行团来的游客，上了大巴士走了，两辆破旧的吉普车等着出租，一群十多岁的孩子们围着船看热闹。
我们问明了方向，便冒着太阳匆匆的往公共汽车站大步走去。站上的人说，车子只有两班入山，一班已开出了，另外一班下午开，如果我们要搭，势必是赶不上船开的时间回来，总之是没有法子入山了。
这个沿着海港建筑的小镇，可说一无市面，三四条街两层楼的房子组成了一个落寞的，被称为城市的小镇，这儿看不见什么商店，没有餐馆，没有超级市场，也没有欣欣向荣的气息。才早晨十点多，街上已是空无人迹，偶尔几辆汽车开过阳光静静照耀着的水泥地广场。碎石满布的小海湾里，有几条搁在岸上的破渔船，灰色的墙上被人涂了大大的黑字——我们要电影院，我们是被遗忘了的一群吗？——看惯了政治性的涂墙口号，突然在这个地方看见年轻人只为了要一座电影院在呐喊，使我心里无由的有些悲凉。
拉歌美拉在七个岛屿里，的确是被人遗忘了，每年近两百万欧洲游客避冬的乐园，竟没有伸展到它这儿来，岛上过去住着一万九千多的居民，可是这七八年来，能走的都走了，对岸旅馆林立的丹纳丽芙吸走了所有想找工作的年轻人，而它，竟是一年比一年衰退下去。
荷西与我在热炽的街道上走着，三条街很快的走完了，我们看见一家兼卖冷饮的杂货店，便进去跟老板说话。老板说：“山顶上有一个国家旅馆，你们可以去参观。”我们笑了起来，我们不要看旅馆。
“还有一个老教堂，就在街上。”老板几乎带着几分抱歉的神情对我们说。
这个一无所有的市镇，也许只有宗教是他们真正精神寄托的所在了。
我们找到了教堂，轻轻的推开木门，极暗淡的光线透过彩色玻璃，照耀着一座静静的圣堂，几支白蜡烛点燃在无人的祭坛前。
我们轻轻的坐在长椅上，拿出带来的三明治，大吃起来。我边吃东西边在幽暗的教堂里晃来晃去，石砌的地下，居然发现一个十八世纪时代葬在此地的一个船长太太的墓，这个欧洲女子为什么会葬在这个无名的小岛上？她的一生又是如何度过？而我，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会在那么多年之后，蹲在她棺木的上面，默想着不识的她？在我的解释里，这都是缘份，命运的神秘，竟是如此的使我不解而迷惑。
当我在破旧的风琴上，弹起歌曲来时，祭坛后面的小门悄悄的开了，一个中年神父搓着手，带着笑容走出来。真是奇怪，神父们都有搓手的习惯，连这个岛上的神父也不例外。
“欢迎，欢迎，听见音乐，知道有客人来了。”
我们分别与他握手，他马上问有什么可以替我们服务的地方。
“神父，请给一点水喝好吗？我渴得都想喝圣水了。”我连忙请求他。
喝完了一大瓶水，我们坐下来与神父谈话。
“我们是来听口哨的，没有车入山，不知怎么才好。”我又说。
“要听口哨在山区里还是方便，你们不入山，那么黄昏时去广场上找，中年人吹得比青年人好，大家都会吹的。”
我们再三的谢了神父后出来，看见他那渴望与我们交谈的神情，又一度使我暗然，神父，在这儿亦是寂寞的。
坐在广场上拖时间，面对着这个没有个性，没有特色的市镇，我不知不觉的枕在荷西的膝上睡着了。醒来已是四点多钟，街上人亦多了起来。
我们起身再去附近的街道上走着，无意间看见一家小店内挂着两个木做的Ｃａｓｔａｎｕｅｌａ，这是西班牙又跳舞时夹在掌心中，用来拍击出声音来的一种响板，只是挂着的那一付特别的大，别处都没见过的，我马上拉了荷西进店去问价钱，店内一个六十多岁的黑衣老妇人将它拿了出来，说：“五百块。”我一细看，原来是机器做的，也不怎么好看，价格未免太高，所以就不想要了，没想到那个老妇人双手一举，两付板子神奇的滑落在她掌心，她打着节拍，就在柜台后面唱着歌跳起舞来。
我连忙阻止她，对她说：“谢谢！我们不买。”这人也不停下来，她就跟着歌调向我唱着：“不要也没关系啊，我来跳舞给你看啊！”
我一看她不要钱，连忙把柜台的板一拉，做手势叫她出店来跳，这老妇人真是不得了，她马上一面唱一面跳的出来了，大方的站在店门口单人舞，细听她唱的歌词，不是这个人来了，就是那个人也来了，好似是唱一个庆典，每一句都是押韵的，煞是好听。
等她唱完了，我情不自禁的鼓起掌来，再问她：“老太太，你唱的是什么啊？”
她骄傲的回答：“唱我一个堂兄的葬礼，我自己作的诗，自己编来唱。”
一听是她自己作的，我更加感兴趣，请她再跳下去。“舞不跳了，现在要吟诗给你们听。”她自说自话的也坐在我们坐的台阶上，用她沙哑的声音，一首一首的诗歌被她半唱半吟的诵了出来。诗都是押韵的，内容很多，有婚嫁，有收成，有死亡，有离别，有争吵，有谈情，还有一首讲的是女孩子绣花的事。
我呆呆的听着，忘了时间忘了空间，不知身在何处，但见老女人口中的故事在眼前一个一个的飘过。她的声音极为优美苍凉，加上是吟她自己作的诗，更显得真情流露，一派民间风味。
等到老女人念完了要回店去，我才醒了过来，赶紧问她：“老太太，你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