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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做法相当奇怪，公民，大家都知道您还有一间屋子。”谢辽萨带着责备的口吻说，一双明澈、天真、大胆的眼睛直盯着福明。
福明来不及移动，甚至来不及出声，谢辽萨已经一步——甚至是不很急促的一步——跨到隔壁房间的门口，打开房门走进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收拾得清洁整齐，百叶窗半掩着，里面摆着家具和几桶橡皮树，桌旁坐着一个穿工人服装的人，那人生得肩膀浑圆有力，脑袋结实，头发剪成平顶式，一脸深色的斑点。他抬起头来，非常镇静地望了望走进来的谢辽萨。
就在这一刹那，谢辽萨明白坐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坚定刚强的好人。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他立刻感到非常胆怯起来。是的，他那颗鹰之心里连一丝勇气都没有了。他胆怯到连话也说不出、动也不能动的地步。这时候，福明的脸在门口出现了，满脸带着怒气和恐惧。
“别忙，老兄，”坐在桌旁的这个陌生人，不慌不忙地对着向谢辽萨逼近的福明说。“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个受伤的战士带到自己家里去呢？”他问谢辽萨。
谢辽萨没有吭声。
“你父亲在这里呢，还是已经疏散啦？”
“疏散了。”谢辽萨涨得满脸通红地说。
“母亲呢？”
“母亲在家。”
“那你为什么不先去找她？”
谢辽萨不做声。
“难道她是那种人，会不肯收留吗？”
谢辽萨怀着惧怕的心情点点头。从这场戏结束的那一刻起，他在“父亲”、“母亲”这些词的后面已经看到自己实在的父母，对他们说了这样卑鄙的谎话是令人痛心和可耻的。
但是，这个人显然把谢辽萨的话信以为真。
“哦，”他打量着谢辽萨，说，“伊格纳特·谢苗诺维奇对你说的是实话，他不能收留那个战士，”他沉吟着说，“但是你会找到肯收留的人。这是一件好事。我可以对你说，你是个好样的。你去找找看，会找到的。不过这件事要保密，不要随便去找人。要是没有人肯收，你再来找我。要是有人收留，就别来了。现在你最好把你的地址给我，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去找你。”
这时候，谢辽萨为了自己的鲁莽不得不付出对他说来是十分恼人和痛心的代价。现在他非常愿意把自己的真地址告诉这个人，但是他却只好当场想出一个脑子里最先想到的地址。他这一撒谎，就永远割断了再跟这个人联系的可能。
谢辽萨又到了街上。他心慌意乱，极其狼狈。毫无疑问，藏在福明家里的那个人是一个真正的重要人物。而福明的为人起码是不大好，这一点大概也是不用怀疑的。但是他们之间无疑地是有着联系。这里面的奥妙就难以解释了。
第15章
舒尔迦在离开奥西摩兴家的小房子的当天，他就到旧称“鸽房”的克拉斯诺顿郊区去，找他从前打游击时的老朋友伊凡·康德拉多维奇·格纳简柯。
这个郊区，跟克拉斯诺顿的许多区一样，已经造起了标准式房屋，但是舒尔迦知道，康德拉多维奇还住在他私有的小木屋里，这木屋就是使这个郊区得名“鸽房”的古老房屋之一。
随着敲窗声，门口出现了一个样子像茨冈女人的妇人。她还相当年轻，但是脸上的皮肤已经十分松弛，穿得虽不寒伧，但是不修边幅。舒尔迦说，他是路过这里，想看看康德拉多维奇，如果可能，他想请老头出来跟他谈谈。
舒尔迦和康德拉多维奇，就在这座小屋后面的草原上会面了。那一天还听得见远方隆隆的炮声，他们走到洼地里，免得在高处被人看见。
康德拉多维奇，是有权自认为顿涅茨矿山创始者的那几代矿工的后裔。他的祖父、父亲——乌克兰来的移民、还有康德拉多维奇本人，都是建设顿巴斯的真正的血统矿工，是矿工的荣誉和传统的保持者，在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年，他们组成了矿工近卫队，使德国干涉军和白匪在顿巴斯一碰到他们，就遭到失败。
这也就是同自己的井长瓦尔柯以及谢夫卓夫一同炸毁新一号井的那个康德拉多维奇。
在草原的这块洼地里，在已经西斜的夕阳下，他和舒尔迦进行了下面的谈话。
“康德拉多维奇，你知道我来找你干什么吗？”
“我不知道，可是我猜得着，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
康德拉多维奇忧郁地说，他并不望着舒尔迦。
草原上一阵微风吹进洼地，把老头的打满补钉的老古董短上衣的下摆吹得歪到一边。那件上衣穿在老头的干瘪的身上，好像是挂在十字架上一样。
“我是留在这里工作的，像一九一八年一样，所以我来找你。”舒尔迦说。
“我的整个生命都是你的，这你是知道的，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康德拉多维奇用沙哑低沉的声音说，眼睛并不望着舒尔迦，“但是我不能让你住到我家里，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
康德拉多维奇的话完全出人意料，使人难以相信，舒尔迦听了不知怎样回答，只好不作声。康德拉多维奇也不作声。
“康德拉多维奇，你是不让我住到你家里去，我这样理解你的话对吗？”舒尔迦轻轻地问，他不敢望着老头。
“我不是不让，我是没有办法。”老头沉痛地说。
他们就这样谈了一会，彼此谁也不望着对方。
“你不是表示过同意的吗？”舒尔迦问，他心里的怒火沸腾起来。
老头垂下了头。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同意的是什么？”
老头不作声。
“你可明白，你这等于是出卖我们吗？”
“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老头非常低沉地、沙哑地、完全像嘶喊似地叫起来，声音里带着威胁的调子。“不要把话说得这么绝。”
“我怕什么？”舒尔迦恨恨地说。他的充满血丝的牛眼直盯着康德拉多维奇的干瘪的脸和稀稀拉拉的、好像拔过似的、被香烟熏黄的胡子。“我怕什么？再没有什么比我听到的话更可怕了！”
“等一等……”康德拉多维奇抬起头来，用骨骼粗大的手抓住舒尔迦的胳膊肘，他的手指甲是黑的，残缺不全。“你相信我吗？”他悲痛地、低沉地问，声音压得不能再低。
舒尔迦想说什么，可是老头抓紧他的胳膊肘，刺人肺腑的深陷的眼睛凝望着他，几乎是哀求着说：
“等一等……你听我说……”
他们现在是四目相对了。
“我不能让你住到我家来，因为我怕我的大儿子。我怕他出卖你。”老头把脸凑近舒尔迦的脸，用沙哑的低音说道。
“你记得吗，一九二七年你曾到我们家来过？那是你最后一次到我们家来，那时我和我的老伴在庆祝我们共同生活的二十五周年，也就是我们的银婚纪念。你大概不会记得我所有的孩子，而且你也没有这种义务，”老头笑了一下，“可是我的大儿子你应该在一九一八年就记得他……”
舒尔迦没有作声。
“他走上了邪路，”康德拉多维奇用沙哑的低音说。“他在一九二九年就已经缺了一只手，你记得吗？”
舒尔迦依稀记得一九一八年他在康德拉多维奇家里看见过一个半大的男孩子，愁眉苦脸，行动迟缓，不爱说话。但是到了一九二九年，在康德拉多维奇家里围绕着舒尔迦的那些年轻人里面，谁是当年的那个少年，他们里面谁缺了一只手，这些他已经不记得了。他惊奇地发觉，那天晚上的情形他差不多都不记得了。大概，他那时去看康德拉多维奇是有些碍于情面，所以那天晚上的情形就和许多类似的、跟另外一些人一块、在另外一些场合，也是碍于情面而去度过的晚上一样，被遗忘了。
“他的手是在鲁干斯克工厂里轧断的……”康德拉多维奇说的是伏罗希洛夫格勒的旧称，根据这一点，舒尔迦明白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回家靠我们过活。让他念书已经嫌晚，而且当时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一点，合适的、他干得了的职业他又找不到，于是他就走上了邪路。他开始用父亲的钱，那就是用我的钱喝酒。我呢，也可怜他。谁也不肯嫁他，因此他喝得更厉害。到一九三○年，你刚才看见的那个活宝缠住他，跟他结了婚，后来他们那里就出现了些不干不净的事。她好像成了个卖私酒的，他们还投机倒把，——我对你是十分坦白的，——他们连赃物都可以收买。起初我是姑息他，后来又怕丢脸。我和老太婆就拿定了主意，我们决不声张。我们真的保持沉默。甚至在亲生的孩子们面前也是保持沉默。现在我们也是保持沉默……在苏维埃政权下他受过两次审讯，——应当审讯那个臭婆娘，可是他每次都把罪名往自己身上揽。唔，你知道，法官们都知道我是个老游击队员，有名的采煤工人，一个有名的人，所以第一次把他训了一顿，第二次是缓刑。可是他却一年比一年更坏。你相信我吗？我怎能让你住到我家里来呢？为了把房子弄到手，他甚至可以把我和老太婆都出卖！”康德拉多维奇惭愧地扭过脸去，不敢看舒尔迦。
“你既然知道这一点，怎么还会表示同意的呢？”舒尔迦激动地说，他望着康德拉多维奇的像刀那样瘦削的脸，不知该不该相信他。他突然绝望地发觉，自己心里已经没有了谱，不知道在他所处的情况下，对哪些人可以相信，对哪些人不能相信了。
“但是我怎么能拒绝呢，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康德拉多维奇声音里含着苦恼说，“你只要想一想，我伊凡·格纳简柯，竟会拒绝。多么可耻！你要知道，那一次的谈话是在什么时候啊？他们是这样说的：‘也许不需要，如果需要，你同意吗？’他们仿佛在检查我的良心，我怎么能忽然提起儿子的事。那样一来，我自己好像在逃避责任，又要害儿子坐牢。说什么他总是我的儿子啊！……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老头突然万分绝望地说，“我整个人都属于你，随你怎么支配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