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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房的第二层还有一个巨大的露台，在春夏间可以设计成浪漫十足的露天咖啡座。胡安说，到时还可以请穿红裙的西班牙女郎在露台上大跳佛拉明戈舞。可以想象那种热烈浓郁的异国情调。
我们只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没有进到各个房间里去，里面还没有开始装修，也没什么好看的。
灯光和月光交织着落在地上，身上，一瞬间有种恍惚如梦的感觉。出租车把我们送回了住所，康妮和胡安招了招手，然后车子又开动起来。我和天天手拉手，慢慢走上楼道，走进我们房间，坐在沙发上拆开礼物。
一份是送我的，镶宝石的手链，另一份是西班牙画家达利的画册和拉威尔的CD，那分别是天天最喜欢的画家和古典音乐大师。
二十五、是 爱 还 是 欲 望
天天回来了，我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空间再次被填满，每个夜晚我们呼吸着彼此的呼吸入眠，每个清晨我们在肚子咕咕叫的时候睁开双眼，满怀饥饿感地亲吻。越吻越饿，我想肯定是爱让我们如此饥饿。
冰箱里塞满了水果，各种牌子的冰淇淋，适宜做蔬菜色拉的原料。我们渴望过一段素食主义者生活，尽量地简单朴素，像几万年前住在森林里类人猿那样，尽管它们没有冰箱、冰淇淋、席梦思和抽水马桶。
“线团”依旧野性难改，保持着街角垃圾桶与我们家两头住的习惯，在两点一线间很有规律地来来回回，周五周六在我们的床尾打呼噜，浑身散发沐浴露的香气（天天负责给它洗澡消毒），而星期一一到它又像上班族一样夹着尾巴准时离开公寓，在街上任意游荡，夜幕降临的时候，呼朋引友，喵喵叫春，纵然是在遍地垃圾污物秽气上徜徉，依然有自得其乐享受其中的感觉。
有一段时间深夜能听到楼下群猫叫声此起彼伏，居委会组织人力整顿街区所有能藏猫的地方，特别是垃圾筒，野猫果然少了很多，但线团安然无恙地照旧在这一片街区活动。仿佛有逃过任何劫数的异常能力，天大命也大，偶尔还会带一只雄猫回来过夜，我们猜想如果有个“猫帮”的话，线团可能就是个女帮主，可以宠幸帮中任何一只大公猫。
而我，则开始陷入了一个写作上的瘫痪，离小说收尾还有5万字左右，但我的大脑空空如也，好像所有的想象、才智、火焰一夜之间都从两只耳朵洞里漏了出来。笔下的文字又臭又涩，写了又撕，干脆把圆珠笔也一下扔进废物篓里，连说话也有些口吃了。无论打电话还是与天天闲聊我尽量避免使用形容词，主语＋谓语＋宾语，或者是祈使句，诸如“不要安慰我，请折磨我吧”。
天天则躲在另一个房间，聚精会神地为我手头这本暂告崩溃的小说画插图。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那屋子里闭门不出，当我因为某种猜测而担心起来，突然地推门而进，我并没有闻到空气里有那种异常的气味，也没看到他有何异常的举动。
自从他从戒毒所回来后，我仔细地打扫了一遍屋子，花了一个上午检查各个角落是否还有大麻或别的可疑之物，确认屋里不再存有与过去相联的残痕后，我在我们四周筑起了安全感。
他置身于一堆颜料里面，像达·芬奇那样从纷乱混沌的世界里寻找事物的本来面目。像苹果园里的亚当一样用肋骨创造爱的奇迹。
“我无能为力，我想我要完蛋了，什么热情什么灵感都没有，我可能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孩子，患了要写书出名的妄想症。”我倍感软弱地说，一边看着桌上摊满的漂亮图画，觉得真是伤心，要辜负他的爱和自己的梦想。
“你不会的。”他头也不抬地说，“你只是想休息一阵，趁机发发牢骚，撒撒娇。”
“你这么认为？”我吃惊地看他，他的话听上去与众不同，挺有意思。
“对自己发牢骚，对你喜欢的人撒娇。”他很聪明地说，“这是释缓内心压力的方式之一。”
“听上去像我的心理医生吴大维的逻辑，不过你能这样认为，我挺高兴的。”
“出版商会同意用这些插图吗？”他放下笔问我，我走近桌子，一张张地翻看那些作品，有些只是草稿，另一些则是精巧的成品，水粉的颜色薄而柔软，人物线条简洁，稍带夸张，蒙里狄格阿尼式的脖子一律都是长长的，眼睛则是东方人特有的狭长单薄，传达出一丝悲伤，还有滑稽和天真。
而这正是我的文字与他的画之间共同拥有的一个特质。
“我爱这些插画，就算我的小说没能完成，它们也能独立存在，也能当众展出。人们会喜欢的。”我伸脸过去，在他唇上吻了一下，“答应我，一定要画下去，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
“我还没想过这个。”他平静地说，“并且我不一定要成名成家。”这是老实话，他从来没什么野心，将来也不会有。中国人就有句老话“3岁看到80”，意思是一个人即使从3岁长到80岁，也绝不会从骨子里改变自己某些东西，这样的话很多人都可以早早地预见到制己老之将至时的生活图景了。
“不是出名不出名的问题，而是给自己心理一个稳固的支撑，一个可以欢乐走完一生的理由。”我坚持地说，还有一句话我没有说出口：“也是使你永久脱离毒品与幽闭生活的一股推力。”如果他有做大画家的愿望，他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就会集中在这一点上。
我曾在以前写过一句话：人生像一场慢性病，而给自己找一件有意义的事去做就成了漫长的治疗的手段。
“所有问题的症结只是：永远不要自己骗自己。”他简单地说，目光犀利地盯了我一眼（他很少有这样的眼神，从戒毒所出来后，他身上某些细微的变化陆陆续续地显露出来），仿佛我在用正义凛然的人生大道理自欺欺人，制造了一个香喷喷、甜丝丝的陷阱。
“好吧，你说得对，”我边说边往外走，“这就是我爱你的原因。”
“CoCo。”他在身后叫住我，用纸巾抹着手上的湿颜料，神情紧张而愉快，“我的意思你也明白，——每天一早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你在我的枕头边，我就感到了百分之百的快乐。”
见马克前我曾为找个什么样的理由出门而踌躇，结果却发现出门幽会根本不需要借口。天天在马当娜家里玩“帝国反击”游戏，说要通宵打连击，我把电话挂了，穿上掐腰的透明长衫和黑色低腰裤，在颧骨上涂了银粉就出门了。
我在永福路复兴路十字交叉口看到了长手长脚的马克，他穿得整洁、芬芳，站在一盏路灯下，像刚从电影上走下来，从太平洋飘流过来。我的异国情人，有一双美得邪气的蓝眼睛，一个无与伦比的翘屁股，和大得吓人的那玩艺儿。每次见到他，我就想我愿意为他而死，死在他身下，每次离开他，我就又会想应该去死的人是他。
当他从我身上跌下来，摇摇晃晃地抱起我，走进浴室，当他用粘着浴露的手伸进我的两腿间，细细地洗着他残留下来的精液和从阴道分泌出来的爱液，当他再次冲动着勃起，一把拎起我，放在他的小腹上，当我们在浴露的润滑下再次做爱，当我看到他在我分开的大腿下喘息，叫我的名字，当所有的汗所有的水所有的高潮同时向我们的身体袭来时，我就想这个德国人应该去死。
闭上眼睛，性的本能与死的本能永远都只有一线一隔，我曾在小说《欲望手枪》里安排了女主人公的父亲在女儿与军官情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做爱时达到高潮时死去，那篇小说给我带来男性仰慕者和媒体的恶意中伤。
我们拥抱亲吻，手拉手走进一扇铁门，穿过一个花园，在紫色绣球花的迷香中走进小小的录像放映厅。我远远地站在座位后面的墙角，看马克与他的金发朋友们用德语问好、交谈。其中一个短发的女人不时地朝我这边看过来，外国女人看自己同胞带来的中国情妇的眼光总是很微妙，有点像看一个入侵者，在华的洋女人选择情人或丈夫的范围远远小于洋男人，她们一般不喜欢中国男人，可无数中国女人又跟她们争洋男人。
跟马克在一起的某些时刻，我会有深深的羞耻感，我怕被别人当成与其他钓洋龟的中国女人一样，因为那样的女人都很贱，并不择手段只为了出国。为此我总是板着脸站在角落，对马克飘过来的脉脉含情之眼神报以怒视和冷瞥。很好笑。
马克走过来，对我说，电影结束后和女导演一起喝杯咖啡吧。
人太多，我们一直都站着看，我承认那些梦游似的冰川与火车的画面我都看不太懂。但我想这个女导演是在尝试表现一种人类共有的生存恐惧感，无助感，她选择用了一种强有力的表现形式，而且电影画面的色彩很迷人，在白与黑的强对比中又有紫色与蓝色的奇妙和谐，逛遍上海时装店也不会找到这种纯艺术的而又吸引人的色彩拼贴。我喜欢能拍出这样电影的导演。
电影结束时我见到了导演莎米尔，一个头发剃成男子般短穿黑色短裙的雅利安种女人，她有一双散发狂热的碧色眼睛，长而笔挺的腿。马克向她介绍了我，她用那种很特别的眼神看着我，拘谨地伸出手，我却伸臂对她行了拥抱礼，她似乎有些意外，但很高兴。
就像马克事先对我说的那样，莎米尔是个地道的累斯嫔。从她看我的眼神里有一种幽然情挑的有别于一般女性间交流的东西。
我们坐在Park97楼的雕花护栏边，在碎金闪烁的灯光和熏暖的壁画、氤氲的音乐气味中喝酒，Park的老板之一美籍华人Tony在楼下来回穿梭地应酬着，他一抬头看到了我们，匆匆做了个“你们好”的手势。
莎米尔咳嗽了一声，把我的红缎刺绣手袋拿过去，细细看了一会儿，对我微微一笑，说，“很可爱。”我点点头，对她微笑。“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完全看懂你的电影。”马克首先对莎米尔说。
“我也是。”我说，“但我被画面上的色彩迷住了，那些光线彼此对抗，但又彼此诱惑，很难在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