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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的，唐木把我家当作是他们活动的场所，不管什么时候回去家里都有人。有时甚至有连面也没见过的男人裹着毯子在睡觉，一问是谁，就随便说了个名子连招呼也不打，也不道歉，又继续倒头睡。后来向唐木抗议，唐木道歉说，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这是我和布美子的房间，答应不让其他人进来。但不到一个礼拜，又有不认识的一群人轮流到我住的地方来。
我还被他们差遣去买可乐，偶尔还得帮忙他们印传单。认识唐木俊夫是在大学被拒马封锁、不知什么时候才会恢复授课的时候。学生们失去了活动场所，被莫名的兴奋所驱使，开始聚集在大门前四处开讨论集会。我也置身于这时代的巨轮中。而正忙着分发传单的唐木坐到我身边来。
“有烟吗？”被这么一问，我从皮包中取出七星牌香烟。正想用火柴替他点火时，唐木说不用这么客气，把火柴拿过去自己点火。我把香烟递过去，他把火柴丢过来，动作很粗鲁，是那种很爽快的男人。
集会一直进行到天色黑起来。在不安的空气中，机动队好几台装甲车，在正门前并排停着。
学生喊着官兵、宪兵滚回去的口号，反战歌声此起彼落。
唐木在封锁的黑暗中消失了一会儿，但没有多久又回来，问我愿不愿意和他出去。
“陪你去哪儿呢？”
他轻轻拍了拍牛仔裤后面的口袋说：“我借了些钱，到哪儿去慢慢谈天好吗？”
“什么？这种时候到外面去？”
他笑出声来。“我们又不会因为罢课就进监狱”这话说了也等于没说。
那天晚上，我们在车站里面脏兮兮的居酒屋喝到很晚。那家店就是那种一叫酒，老老的店主人就会拿出肮脏的杯子，倒满了便宜的清酒的地方。
他不怎么喝酒，而光顾着吃下酒小菜，并且着了魔似的喋喋不休谈革命，告诉我为什么会弄到学校被封锁。我有的地方可以理解，但有些地方完全不能了解。当我说我也参加过一次反战示威时，他就开始吹嘘自己在示威活动中身陷催泪瓦斯之中的英勇事迹。
我好几次发问，他也都很热心、很有耐性地回答。其间他也以相同的热络赞美我，说真不相信在那样迂腐的学校里，也会有我这么有魅力的女生这种客套话。
我也曾想，这就是所谓的混合着恋情的抗争活动吧。但是倒不觉得不愉快。并不只是唐木，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们，在女生面前，以相同方式用嘴巴讨好女孩子是常有的事。原本学生运动和钓女生之间就没什么太大差别。
出了店，在没什么行人的后巷中，唐木突然把我拉到电线杆的阴影里。他说真不可思议，我好像喜欢上你了。我不但不觉得不愉快，反而沉醉了。
过没多久，他开始叫我“布子”。两人会带着盥洗用具去澡堂，也有过当他进药房买保险套时，我躲在较远的地方，一颗心卟通地眺着等他的时候。除了唐木那一伙儿常进出我的住处之外，在当时，我们就像是那个时代、那个城镇再普通不过的一对恋人了。
虽然唐木认为任何带有家庭温情的一切行为都没有意义，也不喜欢，但对我亲手下厨做的东西却吃得律律有昧。我一在厨房的流理台开始洗涤工作，他就会叼着一根姻，将洗好的内衣晾在窗户边，然后一边唠叨说家庭是万恶的根源。我一指出他的矛盾，他就像小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我很喜欢那样的唐木。
所以当唐木被捕时，我受到颇大的掠吓。那是一九六九年的十一月十六号，他出门参加阻止佐藤访美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后就一去不回。
一位常常跟着唐木进出我住处的男学生告诉我他发生意外。我听说他受伤了就很想去看他，但是被劝阻了。理由是被捕的唐木正在使用沉默权，如果这时有女人出面的话，事情会变得很难缠。
我被告知说他最多被关个四天三夜就放出来，没想到真的一点儿也不差。四天后唐木被释放。
先是不知在那里藏身，没过多久后再回到我身边。
唐木租的公寓房东知道他是左派的活跃分子后，要求他立刻搬走。唐木说这是无理的要求而没有理会，但是却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栖身，所以从公寓把一些最低程度的用品搬出来放到我那里。不知不觉间，我们已一起生活了起来。
被逮捕的时候他的左脚挨了机动队的狠打一顿，因为没有好好治疗，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搞不好骨头出现了裂痕必须住院治疗才对，但是他在入学时和父母弄得不愉快，没有申请健保卡，所以我只有在学校附近的空地捡细长的木板，将他的脚固定起来。原本是碰到一般困难眉头都不皱一下的男人，大概在拘留所经历了相当可怕的一夜吧！他变了，说想远离斗争活动一阵子好好思考，话也变得不多。长期身体没有好好调养，好像身子已搞坏了。看着他那个样子，我也渐惭觉得不做些什么是不行的。
当时，认识我的人当中，有人以为我是唐木所属集团的一分子，事实上并非如此。充其量我只不过是激进分子的恋人罢了，对我来说，革命的概念只不过是玩弄文字游戏。现在想起来，不管示威或是封锁、集会，都像是一种庆典，只不过是为了一尝反日常生活的手段。
因此，我没办法用理论来武装自己，也不想这么做，更没有勇气身先士卒地献身于示威的行列、置身于机动队的炮火中。但尽管如此，我却喜欢置身于好像永无休止的庆典中，在庆典中彷徨不定，胡乱地品尝庙会的滋味。
为此，唐木的存在是必要的。而唐木现在正需要我……这么一想，我就没由来的被一种悲饱的感觉所淹没。
我从仙台父母那儿领取的生活费本来就不算多，怎么样都不够两个人的开销，何况我接济了唐木和他的一钬死党一段时间，连父母寄来的学费都用上了，不得不赶紧想别的办法填补。
必须要赚些钱。而且是迫在眉睫。
我一开始是有什么工作就先接下来。在超级市场卖罐头、在公园卖小孩玩具，这些短时间的工作还真做了不少呢。但是都是工作个三天或是一个星期，实在也赚不到几个钱。
唐木心情不好的时候越来越多。我也因为有太多的琐事心烦气躁。为了生存下去，有太多事不得不去做。或许因为彼此面对着丑陋的现实，我们常为了一些小事而吵架。
也有人笑我们像是老夫老妻。但是我们只不过是迫于形势自然而然地同居在一起，当然没有办法产生夫妇间的稳定以及情爱。何况我们都太年轻了，只不过是不知该如何是好。现实和在脑中所幻想的理想之间，极大的差距让我们感到不安而相互依赖。只不过是这样而已。
在一九七Ｏ年四月上旬，我听说有一位副教授私底下在找打零工的学生。提供这项情报的是和我同一所大学、在学生会工作的职员。
这位职员名为板田春美，和我是仙台的同乡，碰巧又是我高中的学姐。新生入学时，我到学生会订购书籍时板田春美来招呼我，从闲聊中知道我是同乡，从此两人就变得很亲近。
春美虽然算不上肥胖，怎么看都比我大上一号。沿着粗颈项而披下的头发，引发人“狮子头”的联想。我想她大概比我大上五岁吧。她在仙台经营公司的父亲很吃得开，好像父母希望她从乡下的天主教女子短期大学毕业后，就留在双亲身旁，好好实习等着出嫁。但是她的梦想是到东京一个人生活，所以和双亲大吵一架以后奔出家门，一个人出外找工作自力更生。对我来说，她是那种能够独立、很有生命力的女性。
那天，偶尔通过学生会前面时，板田春美叫住我。我就和她闲聊起来。
我一说想找一份报酬好一点的工作时，“那正好。”春美说着两手一拍，“我弟弟是S大的学生，听说他的老师正找一位优秀的学生帮忙。他昨天刚好从学校宿舍回家途中到我这儿来，听他提到这回事。怎么样，想不想试试看？”
S大在当时是少数没有校园抗争的大学，学生都是家境富裕的小孩，校园气氛很乎和。许多学生开着爸妈买来的车子，每天和女生打网球、约会的学生也不少，所以在外风评不错。
“是什么性质的工作呢？”我问。
“我也不清楚。是文学院的副教授，所以可能是翻译方面的工作吧？我想一定是。”
“要是那样的话，你弟弟去做也可以呀！”
“我弟弟到处打工，已经忙得很了。”春美这么说，脸上接着恶作剧的笑容。“第一，我弟弟不行，因为那位教授希望找女生。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位老师搞不好心存不良呢。要是真这样的话，不向你推荐可能会比较好。”
“不会呀。”我笑着说。问题是薪水的多少，和雇主的品性投什么关系。对某些人来说，我还不是那种品性低下、过着荒唐生活的人吗？
“要不要我仔细打听一下呢？”春美这样说，我就索性点头说麻烦你了。虽说如此，我根本并没有抱太大期望，因为只不过是助手的工作，对方到底是不会出太高的薪水。
但是几天后，我再绕到学生会去看看时，春美抓住我大声说有好消息哟。“我拜托弟弟再去问清楚我上次说的那件事，结果你猜怎么着？听说每个礼拜只要工作两天。一天四、五个钟头，一个月七千五百元。我弟弟一听，马上改变心意，竟然出口说想自己接下来。”
当时我住的公寓，一个月的租金是一千六。那个年代，不管多好的打工，钟点费都不过十五、二十块。一个礼拜两天，而且只是四、五个钟头的工作可以领到七千五，实在怎么想都像是天方夜谭。当时的七千五等于新上任教员一个月的薪水呢。
“还没有决定谁做吗？”
“要是话传开的话，一定一堆人抢着要。早到的人赢，你快点去应征看看。”
我马上点头。但是那时仍是半信半疑，因为我觉得副教授为了个人的工作要找学生帮忙，也没有理由找校外的学生。
在四天后的清晨，板田春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