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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他的耳朵都发青了。”
说着，拍了一下我的肩头，也称赞起我来了：“你的好处，是你对大家都很亲热，这就是你的好处。所以，即使是有理由，不要说打你，就是骂你也很难开口。”
大家以和善的眼望着我，善意地嘲笑我的难为情的样子。
再过一会儿，我准会因为感到自己是这些人所需要的人而突然快乐得大哭起来。但是正好这天早上在铺子里，掌柜用脑袋向我一摆，对彼得·瓦西里耶夫说：“不讨人欢喜的小家伙，干什么都不行。”
和平时一样，早上我到铺子里去了，可是午后掌柜对我说：“回家去，把货房顶上的雪扫下来，搬到地窖里……”他不知道今天是我的命名日，我以为大家都不知道。作坊里给我举行祝贺以后，我换了衣服，走到院子里，爬到货房顶上，把这年冬天厚实沉重的积雪耙下来。但是因为兴奋，忘记打开地窖的门，雪落下来把门封住了。我跳到地上，发见了这个错误，连忙动手耙开门上的雪。雪是潮湿的，又硬又沉，木耙再也耙不动，又没有铁锹。一个不小心，把木耙折断了，恰巧这时候，掌柜走到院门边。“乐极生悲”，应了俄国人这句老话。
“好啦，”掌柜讥笑地说着走到我身边。“嗨，你，干活，见你的鬼。我得狠狠揍你这蠢笨的脑袋……”他拿起雪耙的柄，向我挥来，我闪开身子，气愤地说：“我不是你雇来扫院子的……”他耙木棒掷在我脚边，我抓起一块雪摔到他脸上，他哼着鼻子逃走了。我也丢了工作回到作坊里。过了几分钟，他的未婚妻从楼上跑下来了。她是一个轻佻的、脸上长满红瘰的女人。
“叫马克西莫维奇到楼上去。”
“不去。”我说。
拉里昂诺维奇惊奇地低声问我：
“干吗不去？”
我把经过的事对他说了，他担心地皱着眉头，到楼上去了。走的时候，小声对我说：“你太卤莽了，小老弟……”作坊里沸腾起来了，骂着掌柜。卡别久欣说：“唔，这次一定会把你撵走的。”
这并吓不住我。我同掌柜的关系，早已弄不下去了。他恨死了我，近来更加厉害了。我也见不得他，但我很想知道他到底为什么对我这样不讲道理。
他在铺子里，常常把钱丢到地板上。我扫地时见到就捡起来放到柜台上布施乞丐的零钱罐里。后来因为常常捡到这种钱，我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对掌柜说：“你把钱扔给我，是无用的。”
他面红耳赤，急不择言地叫喊起来：
“用不到你来教训我，我自己做的事，自己知道。”
可又立刻改口说：
“谁会故意把钱白白扔掉？是失落的嘛……”他禁止我在铺子里看书：“你这种头脑念什么书。这种吃白饭的家伙还想当读书人吗？”
他并没有放弃用二十戈比的钱币来陷害我的打算，我明白，要是扫地时硬币滚进地板缝里，他一定会认为是我偷了。
于是我又对他说，叫他停止这种把戏。不料，就在这一天，我从小吃店泡了开水回来，听见他怂恿隔壁铺子里一个新来的伙计偷偷地说：“你教他偷《诗篇》，最近有三箱《诗篇》要到了……”我知道他在说我，我走进铺子里，他们两个人都很不好意思。除了这点形迹之外，他们两人陷害我的阴谋，还有几点可疑的根据。
隔壁那个伙计，并非第一次替他干事，他是一个能干的生意人，但是喜欢酗酒，喝醉了被老板赶走了，过了几时，又重新雇了来的。他是一个营养不良的瘦弱汉子，眼色很狡猾，表面很温和，一举一动，完全顺从着老板。小小的胡子上面，永远现着聪明的笑容，又喜欢说俏皮话，开口的时候，发出一种害牙病的人常有的臭味，虽然他的牙齿挺白挺结实。
有一天，使我大吃一惊：他亲热地笑着走到我身边，突然打掉了我的帽子，一把抓住头发。我们打起架来，他把我从廊下推进铺子里，想把我按到放在地板上的大圣龛上——要是如了他的愿，我一定会把玻璃压碎，雕花弄破，划破高价的圣像。可是他气力很小，结果是我打胜了。那时候，使我大吃一惊，这个长胡子的汉子，坐在地板上，擦着打破的鼻子，伤心地痛哭起来。
第二天早晨，两家主人都出去了，铺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他用手指抚抚鼻梁子靠近眼睛的肿伤，友善地对我说：“你以为，昨天我打你，是出于本意吗？其实我不是傻子，知道打不过你的，我没有气力，是个喝酒的人。这是我们老板叫我干的：‘去找他打架，尽量使他把他们铺子里的东西多弄坏些，让那边受损失。’我难道自己情愿来惹事，你看，被你把脸弄得这样脏……”我相信了他的话，心里可怜他。听说他同一个女子在一起，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日子，常常挨女的打。但我还是问他：“那要是人家叫你下毒药，你也下吗？”
“他会的，”伙计低声说，现着可怜的冷笑。“他也许会的……”过了不久，他问我：“唔，我一文钱也没有，家里没有吃的，老婆跟我吵闹。
朋友，你在这边货仓里给我偷一张什么圣像好吗？我可以换几个钱，唔，你拿吗？要不，来一本《诗篇》行不行？”
我记起鞋店和看守教堂的老头子，我想这个人会出卖我的。但是不好拒绝，就给了他一张圣像。我不敢偷价值几卢布的《诗篇》，觉得这是犯大罪。有什么办法呀？在道德当中，常常藏着一种计较，神圣洁白的“刑法”，非常清楚地暴露了这小小的秘密，秘密虽小，里面却藏着私有财产的大大的虚伪。
当我听到我们掌柜对这个可怜的人说，叫他教我偷《诗篇》，我愕然吃惊。我很明白，我们掌柜知道我拿他的东西送人情，隔壁的伙计已经把圣像的事告诉他了。
慷他人之慨的可憎的仁慈，和这种陷害我的小诡计，都使我气愤，对自己对一切人都厌恶。好几天，我很难过地等着几货箱的书运到。货物终于运到了，我在货仓里开箱，隔壁的伙计走来了，叫我给他一本《诗篇》。
我便问他：
“你把圣像的事情告诉我们掌柜了？”
“告诉了，”他发出抑郁的声音。“兄弟，我这个人是什么事都藏不住的……”我目瞪口呆，坐在地板上，瞪眼望着他。他慌慌张张地说了些什么，那种又狼狈又可怜的样子，真叫人受不了。
“你要知道，是你们掌柜自己猜着了，不，是我们老板猜着了，后来他又告诉了你们掌柜……”我想，这下我可完了——这班家伙联朋结党陷害我，现在我准会被关进少年感化院去了。既然已经这样了，横竖都无所谓。要是淹进水里，就淹到深地方去吧。我拿了一本《诗篇》塞进伙计的手里，他藏在外套底下，溜了出去，但立刻又走回来，把《诗篇》丢在我的脚边，说了这句话就赶快走了：“我不要。会跟你一起倒霉的……”我没有懂他的话——为什么会跟我一起倒霉？但是我非常高兴，他没有把书拿去。自从发生了这件事，我们那个小掌柜比以前更爱对我发脾气，更怀疑我了。
当拉里昂诺维奇上楼去的时候，我回想起了这一切。过了不多一会儿他就回来了，神情比刚才更丧气，显出从来没有的沉静。吃夜饭以前，对我一个人轻声说：“我说了好多话，想叫你别上铺子去，单在作坊里帮帮忙。
没有成功。‘金龟子’不肯答应。他和你很过不去……”这屋子里我还有一个仇人——掌柜的未婚妻，那个挺轻浮的女子。作坊里的青年都跟她胡闹，呆在门廊底下，见她过来就一把搂住，她也不生气，只是象小狗似的轻轻尖叫一声。一天到晚，她嘴里总嚼着东西。她的荷包里，总是装满饼干、油炸饼。她的下颏老是在动。她的茫然的脸色和不安定的灰眼睛，见了实在叫人不快。她常常要我和巴维尔猜谜，谜底都是猥亵下流的。又教我们许多急口令，也都是下流话。
有一天，一个上年岁的师傅对她说：
“你这个不害臊的姑娘。”
她就活泼地用下流的小调回答：
姑娘要害臊
哪能生宝宝……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姑娘，她恐吓我，要同我胡闹，我很讨厌她。她见到我不高兴胡闹，就益发纠缠不休。
有一天在地窨子里，我同巴维尔帮她刷洗装克瓦斯和黄瓜的空桶，她对我们说：“小家伙，我来教你们亲嘴好吗？”
“我亲得比你还好呢，”巴维尔笑着回答。我对她说，你要亲嘴，同你未婚夫去亲好啦。我说得并不怎样温和，她发怒了：“咳，多么粗野呀。小姐跟他亲热，他却翘尾巴；你说，你算什么玩意儿。”
接着她又用指头做出威吓的样子说：
“瞧着吧，叫你记得这个。”
巴维尔帮着我，对她说：
“若是你未婚夫知道你这般胡闹，他会收拾你的。”
她的长满瘰疬的脸，现出轻蔑的神气：
“我不怕他。有我这样的嫁妆，能找到十个比他好的女婿。
姑娘在出嫁前正是寻欢作乐的时候。”
她就同巴维尔闹着玩。从此以后，我又多了这一个拚命说背后话的对头。
在铺子里愈来愈不能忍受，一切宗教书都读完了，鉴定家的议论和谈话，也不能吸引我了，他们说来说去老是这么一套。只有彼得·瓦西里耶夫知道生活的黑暗，讲起话来有声有色，还能引起我的兴趣。有时我想：狐单而又爱报复的先知以利沙，在大地周游，也许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当我把别人的事，自己的心思，坦白地同这个老头讲的时候，他总是挺高兴地听着我说完，然后把我所说的告诉掌柜，掌柜听了不是难堪地嘲笑我，就是愤怒地叱责我。
有一天，我对老头说，他所说的话，有时我曾经记在本子里，我在那本子上已经抄摘各种诗句和警句。鉴定家大为吃惊，急忙走到我身边，不安地问：“这是干什么？小孩子，这不行呀。为了记住吗？不，不能这么干。你真会闹新花样。你把记了的交给我好吗？”
他一股劲地劝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