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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场总是带有献祭、加冕和凯旋的某种因素。甚至葬礼也伴有展示权力的全部场面。但是，规训有自己的仪式。它不是凯旋仪式，而是检阅、“阅兵”。这是一种大张旗鼓的检查形式。在这种仪式中，受检阅者作为“客体对象”而呈现，供仅仅表现为凝视的权力来观看。他们并非直接感受到君主权力的形象，而是仅仅感受到它对他们已经变得十分清晰和驯顺的肉体的影响，而且还是通过复制品。1666年3月15日，路易十四举行第一次军事检阅。受阅者有18000人。这是“路易十四在位年间最壮观的行动之一”。据说，它“使整个欧洲都惴惴不安”。几年后，制作了一个徽章来纪念这个事情（见JllCquot，50一54）。纪念章上有“振兴军纪”的文字和“迎胜利演习”的图形。在图的右方，国王右腿向前，持杖指挥操练。在左方，几行士兵眉眼清晰，纵深排列。他们的右手平举与肩部同高，手持直立的步枪，右腿稍稍向前，左脚向外。在地面上，有几条线垂直相交，构成几个长方形，指示操练的不同阶段和位置。纪念章背景是一幅古典主义建筑图。宫殿的圆柱是士兵队列和直立步枪的延伸，地面是操练线的延伸。但是，在建筑物顶部的横杆上面是舞蹈造型：线条曲折，姿势匀称，衣裙细致。大理石云纹是统一而和谐的运动线条，但是人物则被凝固为整齐划一的队列与线条。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对比统一体。建筑物和构图在顶端释放出自由的舞蹈造型，但对地面上被规训的人则用秩序的准则和几何学来加以限制。这是权力的圆柱。米哈伊尔大公（GrandDukeMikhail）在让一支团队举手站立一个小时后，评论道：“很好，只是他们还在呼吸”（KroPotkin，8．转引自G．Cauguilhcm）。
让我们把这个徽章当作一个时期的证据。在这个时期，既矛盾又意味深长的是，君主权力的最耀眼的形象正在与规训权力的仪式的出现结合起来。君主难得的可见状态变成臣民必不可免的可见状态。正是在规训；运作中的这种可见状态的转化，将会保证权力的行使，即使权力以最低级的形式出现。我们正在进入无穷尽的检查和被迫客体化的时期。
2．检查也把个体引入文件领域。检查留下了一大批按人头、按时间汇集的详细档案。检查不仅使人置于监视领域，也使人置于书写的网络中。它使人们陷入一大批文件中。这些文件俘获了人们，限定了人们。检查的程序总是同时伴有一个集中登记和文件汇集的制度。一种“书写权力”作为规训机制的一个必要部分建立起来。在许多方面它都仿照了传统的文版方法，但它也有独特的技巧和重大革新，其中涉及到识别、通知或描述的方法。这是军队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在军队里需要杜绝逃兵，避免重复注册，纠正军官上报的虚假“信息”，了解每一个人的表现和价值，确定失踪者或死亡者的减员数额。这也是医院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在医院里需要辨认病人，驱逐装病者，跟踪疾病的变化，研究治疗效果，确定类似的病例和流行病的起源。这也是教学机构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在那里必须确定每个人的能力和水平及其可能利用的因素：“名册能使任何一个人了解孩子们在学校期间的品行，在信仰、教义和知识方面的进步”（M．1．0．B，64）。
于是，一系列有关规训个体的符码形成了，从而有可能通过同质化来录泽由检查所确定的个人特征，如信号的物理符码，病症的医学符码，行为和表现的教育或军事符码（法典）。这些符码不论在质还是在量上都是简陋的。但是，它们标志着个人在权力关系中“形式化”的第一阶段。
规训书写的其它革新涉及到这些因素的相互关联，文件的积累和序列化以及比较领域的建立。通过比较，进行分类、形成范畴、确定平均水准和规范。18世纪的医院尤其成为文版方法的大实验室。记录的保管、归纳整理及在巡诊时的流通，医生与行政人员例会上的比较核对，数据的上报（向医院的中心机构或贫民院总署），一个医院、一个城镇甚至全国的疾病、治疗和死亡情况的统计，这些都成为使医院纳入规训喇度的过程的一个部分。在一个良好的医疗“规训”（在这个词的双关意义上，即纪律和学科）所应具备的各种基本条件中，应该包括书写程序。后者应使个人资料得以纳入各种累积系统，而不致遗失，应使个人纳入总的记录中并且使每个人的检查数据都会影响总的计算。
由于检查伴有一套书写机制，检查就造成了两种相互关联的可能性：首先是把个人当作一个可描述、可分析的对象，这样做不是为了像博物学家对待生物那样把人简化为“种”的特征，而是为了在一种稳定的知识体系的监视下，强调人的个人特征、个人发育、个人能力；其次是建构一个比较体系，从而能够度量总体现象，描述各种群体，确定累积情况的特点，计算个人之间的差异及这些人在某一片“居民”中的分布。
这些有关记录、登记、建立档案、分类制表的琐碎技术对于我们来说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但在当时关于个人的科学的认识“解冻”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们无疑会提出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问题：一种研究个人的科学能够合理而合法地成立吗？重大的问题或许需要有重大的解决办法。然而，这里涉及的是一个较小的历史问题，即在接近18世纪末时一般可称为“临床”科学的事物的出现问题。这是有关个别描述、交叉检查、既往病历、“档案”如何进入科学话语的一般运作的问题。对于这个简单的事实问题，人们无疑必须给予一个不那么“高雅”的回答：人们应该探究这些书写和登记的程序，人们应该探究检查的机制，探究规训机制与一种新的支配肉体的权力的构成。关于人的科学就是这样诞生的吗？这一点或许可以在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档案中得到解答。对肉体、姿势和行为进行强制的现代方式就源出于此。
3．由各种文陵技术所包围的检查把每一个人变成一个“个案”。这种个案同时既成为一门知识的对象，又成为一种权力的支点。个案不再是决疑法或法理学中的那种确定一种行为并能修改对某一准则的运用的一组证据。它就是那个可描述、判断、度量及与他人比较的具有个性的人。而且，它也是那个必须加以训练、教养、分类、规范化、排斥等等的个人。
长期以来，普通的个性——每个人的日常个性——一直是不能进入描述领域的。被注视、被观察、被详细描述、被一种不间断的书写逐日地跟踪，是一种特权。一个人的编年史、生话报道、死后的历史研究，是他的权力象征仪式的一部分。规训方法颠倒了这种关系，降低了可描述个性的标准，并从这种描述中造就了一种控制手段和一种支配方法。描述不再是供未来回忆的纪念碑，而是供不备之需的文件。而且，这种新的描述是最鲜明的，因为规训结构是很严格的。自18世纪起，与规训机制的发展曲线相一致，儿童、病人、疯人、囚徒都愈益容易成为个别描述和生平记载的对象。这种把现实生活变成文字的做法不再是把人英雄化，而是一种客观化和征服。如同国王的编年史或绿林好汉的传奇一样，精神病人或罪犯的经过仔细核对的生平也属于具有某种政治功能的书写内容，但是所使用的权力技巧截然不同。
由于检查是同时从仪式上和“科学”上对个人差异的确定，是用每个人的特点来确定这个人（与典礼不同，典礼是用具有各种标志的场面展示地位、门第、特权和职务），检查就清晰地标示了一种新的权力运行方式的出现。在这种方式中，每个人都获得自己的个性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身份标志，他通过这种身份与表现他和使他成为“个案”的特征、计量、差距、“标志”联系起来。
最后，检查处于使个人成为权力的后果与对象，知识的后果与对象的程序的中心位置。由于检查将层级监视与规范化裁决结合起来，就确保了重大的规训功能：分配和分类，最大限度地榨取力量与时间，连续的生成积累，最佳的能力组合，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具有单元性、有机性、创生性和组合性的个性的制作。由于有了它，那些纪律也被仪式化了。可以说，这些纪律是一种针对个人差异的权力运作方式。
各种纪律的出现，标志着个人化的政治轴心被颠倒的时代。在某些社会里，即在封建制度是唯一样板的社会里，可以说，在君权得以施展的地方和权力的较高等级中，个人化的程度最高。一个人拥有的权力或特权越多，就越能通过礼仪、文字报道或形象化的复制品标示出他个人。表明某人属于某种血缘集团的“姓氏”和家谱，展示非凡能力并被文学记载所传扬的丰功伟绩，标志着行之有效的权力关系的典礼，留芳百代的纪念碑或捐赠，奢侈铺张的开销，错综复杂的效忠与宗主关系，所有这些都是导致“上升”的个人化的方式。相反，在一个规训制度里，个人化是一种“下降”。随着权力变得愈益隐蔽、愈益有效，受其影响的人趋向于更强烈的个人化。权力的行使所借助的是监视而不是盛大仪式，是观察而不是纪念性文字，是以“规范”为参照物的比较度量而不是以祖先为参照物的家谱，是“差距”而不是功绩。在一个规训制度中，儿童比成年人更个人化，病人比健康人更个人化，疯人和罪犯比正常人和守法者更个人化。在上述的每一种情况中，我们文明中的个人化机制更偏向于前一种人。当人们想使健康、正常和守法的成年人个人化时，总是要问他身上有多少童心，潜藏着何种秘密的疯癫，他曾想犯下什么重大罪行。所有使用“PSyCh。－”（精神或心理）这一词根的科学、分析和实践，都起源于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