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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登旺喷着大口大口的烟气，沉静了。
常克俭从椅子上下来，找了一只小木凳，放到火炉跟前，和大队长面对面坐下，说：“伙计，咱明明白白看见北寨的病害在那里，瞎在那里嘛！你不听北寨社员和咱的社员遇在一搭，悄悄话怎说哩？他们没办法喀！”
“行么！”吴登旺拖长声音，带着并不实心实意的赞同口气说，“你开干部会讨论吧！只要大家同意，我没意见！”
克俭笑着：“干部会上，你还可以畅开说。”
吴登旺心里不禁纳闷，以往，他们商量事情，党支书是很尊重他的意见的，俩人想不到一块的时候，党支书总是等待，等待，三番五次交换意见，俩人想法一致了的时候，才交大队委员会讨论，今晚这事，他怎这么固执？尽管说话不高不躁，可主意不变！现在，在他没想通的时候，就要交干部讨论，这号事少有。他为啥这么急，这么固执己见地要去做给北寨人骚情的事呢？他纳闷了。
“你老哥的心长，真个心长！”吴登旺挪揄着，突然把戴棉绒帽的脑袋一拍，大声吃惊地叫：“啊呀！咱俩说了半夜话，那俩还在饲养室里呢！”
“谁？”克俭莫名其妙。
“北寨那俩借粮的——长顺和马驹。”
“你把人家搁在饲养室做啥？”
“我问他借的，还是买的？啥价？死活不说，我说，‘你几时露了底儿几时走’！”
“啊呀呀！你咋弄下这事嘛！”克俭老汉站起来，“走走走，快快快，咱俩送人家回去！”
“我只叫他交个底儿，了解咱南寨有没有人借机搞投机倒把的，又把他俩不怎的。”
“咱的事，咱能弄清！”常克俭说，“走，快！”
常克俭和吴登旺走出门，朝饲养室走去。村里传出第一声鸡啼。
夜正深，也正寒。
冬上金，腊上银。南寨大队各小队按照大队的安排，平整土地工程暂停，突击一周，给冬灌过的麦田施肥。抓住了生产的主要环节，社员那个劲头真是热火朝天。为了适应冬日天短的特点，各小队先后都改一天出三次工为两大晌，午饭在十二点吃。
党支书常克俭，肩头挂着牛皮车绊，（车子放在饲养场外的粪场上）拱着微微有点驼的背，手里扣着棉袄钮扣，不紧不慢从村巷走过来。那些定额完成得快的青壮社员，已经端着大老碗蹲在靠阳的柴禾堆边开起“老碗会”了。他答应着社员们亲切的招呼，仍然悠悠走着，好让推车跑了一上午的双腿松弛、缓歇下来。
大队长吴登旺和几个社员，正坐在玉米秆柴堆前吃着吃着，看见他，说：“老常，‘鸽鹁客’找你哩！”
“你没问啥事？”
“我没问！”吴登旺说，“他放他的鸽鹁，我务我的庄稼！谁不粘谁！”
几个一堆吃饭的社员哄地笑了。
这家伙总是这样！常克俭走着想着。他眼里容不得他看不顺眼的人！大队长的正直秉性，南寨男女老少都知情，所以，喜欢他，信任他。要不是这一点，他那个脾气，能干生产队这复杂麻烦的工作吗？难！他常克俭没学会挖苦人的本领，即使对谁有意见，也不会说挖苦的话。韩主任提拔成公社领导以后，在生产队和大队干部当中威信不高，砸他洋泡的不少。他的主意是，你说对的我办，你说的不符合南寨实际的不办。今年春上，韩主任到北寨抓点，他开始也觉得新鲜。开现场会那天，他和登旺到北寨村里一看，又到地里一看，他的心凉了。“花套子！”他对登旺说，“村里搞得花里胡梢，地里的庄稼哄不过人！”从北寨开罢现场会，他仍然按他的步子走，不理睬邻家那一套。韩主任从北寨赶到南寨，问他为啥不推广北寨的经验，他老实说他的想法：“农民是种地哩！心劲儿要花在多打粮食上头哩！北寨现时把开会唱戏当正经事，庄稼倒荒了，这事，我心里不踏实！”韩主任甚至说：“人家外队外社的人来参观，路过你南寨，一看你这儿悄悄静静，说北寨的经验在南寨都推不开，影响太坏！”常克俭说，“这不难嘛！让参观的人走北边那条路好咧！俺不挡北寨的路！”个别谈不通，韩主任就在大会上点南寨的名，发展到前不久，就直接点常克俭的名。会完以后，他找到韩主任：“北寨那一套，我干不了；要是我挡路，你把我撤换了！”韩主任气得什么似的，拿这个瘦小的支部书记没办法！他还没有撤换一个大队支书的权力！即使思想分歧如此严重，他也不象吴登旺那样，一提到韩主任，就是“鸽鹁客”长“鸽鹁客”短，连名字都不叫！见了面连招呼都不打。他该接待还接待，心里却纹丝不乱。
拐过弯，他一眼瞅见，韩主任站在他门外的晒柴禾的小场地上，屁股后头撑着一辆自行车，一手插在裤兜里，一手夹着纸烟，鹤立鸡群似的站在几个蹲在地上吃饭的社员旁边。他走到跟前招呼：“老韩，屋里坐嘛，到了门口也不进呀！”
韩主任现出急事在身的神气，事务式地说：“今日下午，在小学里开会，男女社员都参加！两点半，记住！”说罢，跨上车子奔北寨去了。
小学校位于南寨和北寨之间，两个村子的孩子在这儿读书。土改时，南寨和北寨是一个行政村，通称南北寨，经常在一起开会。合作化时，成立了两个大社，以后又成为人民公社的两个大队，各自独立活动，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但这两村离得近，亲戚套亲戚，年时八节往来频繁，又加上地连畔，渠接渠，干活休息时，两村的社员对着烟锅点火抽烟哩！会议安排在这里，很适中。韩主任让北寨社员集合在北边，南寨集合在南边，各家干部好维持秩序。费了好大劲儿，也整理不好，亲戚见了亲戚拉家常哩！熟人见了熟人抽烟呢，交换各队的新闻哩！
常克俭进得学校操场，正想找一个地方蹲下来，却听见谁“克俭！克俭！”亲切地叫他。他一回头，北寨三个老汉围在一堆，笑着向他招手哩！
一个花白胡须的老汉，很神秘地问：“克俭，老叔问你个话，这整天叫农民唱戏打球，不务庄稼的政策，全公社是一律的，还是光叫俺北寨搞？听说你在南寨就没这样弄！”
克俭笑说：“俺还没顾得学哩……”
一个刷刷黑胡须的老汉说：“胡整哩么！克俭！俺老婆快七十岁咧，成天叫唱沙奶奶！这叫做啥？糟践人哩喀！”
一个秃顶老汉说：“人家这样胡折腾，社员瞎好不敢放个屁嘛！不对了就谈思想，上会！俺北寨人造了啥孽？受这号洋罪？”
常克俭在老汉的烟包挖着，猛然听到大喇叭上喊：“常克俭同志，吴登旺同志，请到台上来！”这就是社员称作王洋板的北寨大队支书王焕文的轻浮的声音。
花白胡子老汉呶呶嘴：“克俭，俺那人物叫你哩！”
吴登旺走到跟前：“老常，你把我代表一下，我不上去了！”
老常说：“叫上就上嘛！怕啥！”
常克俭噙着烟袋，从人堆里挤过去，和登旺坐在一条木凳上。韩主任告诉他们，下午的会议两个内容，先由他作关于当前运动的动员报告，再由北寨联系实际反击“右倾翻案风”。
韩主任坐到讲桌前，把讲稿摊开在铺着一条花床单的桌子上。王焕文把麦克风挪挪，压压，压到正好对着韩主任的嘴的高度，又提起花皮暖水瓶，倒了一杯水，放在韩主任左手旁，这一切做得谨慎，小心，笑容可掬。
韩主任刚开口，突然广播里传出“吱啦”一声尖叫，刺人耳膜。王焕文立即折转身，笑脸变成怒恼的神色，斥责大队电工，“怎搞的？”
吴登旺翻了一眼，鼻腔里轻蔑地哼了一声。
常克俭也瞧见这一令人作呕的细节，他若无其事地抽烟。
韩主任讲起来，手舞足蹈，一会立起，一会坐下。
吴登旺爬在常克俭耳朵上，悄声说：“老哥，我看如今这世事，也跟放鸽鹁一样，看行市哩！这一集灰鸽鹁值钱哩，下一集白鸽鹁又值钱哩！咱们是脱了鞋也赶不上行情！”
常克俭说：“你悄着！你听他讲嘛！有意思哩！”他这样劝吴登旺，再看看韩主任一派大人物给农民讲话的派势，脑子里却也不由地浮现出解放前麻坊镇上的鸽鹁市场来。穿得七长八短的韩家庄的孤儿韩狗娃，鼻尖上吊着清鼻涕，一手压着鸽鹁盖子，一只手塞到别人的袖筒里捏码号。父母死于突发的霍乱，把十五六的少年独独儿抛到人世。那时候没有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教育和关心孤儿少年，亲门本族也终究隔着层层儿，渐渐地狗娃在麻坊街的街痞二流子伙里找到了兴趣，把二老留给他的三亩地卖罗！买鸽鹁耍起来罗！……解放后，狗娃回韩家庄参加了土改，好积极啊！积极得简直让纯朴的贫雇农吃惊！工作组能看出他动机上的不纯正，却也同情贫农孤儿的艰难处境，就让狗娃到乡政府当通讯员，改名叫韩克明，后来就成了人民公社的一个干部。这个人的最大毛病是随风倒，说话没准星儿，当面夸你，背过身砸你，人都知道他有“吃谁的饭，砸谁的锅”这瞎毛病。文化革命时，韩克明在机关里造反了！公社革委会成立时，当上了委员，七四年一反回潮，韩克明当副主任，成为领导人物了。
常克俭想到这些，心里倒觉得吴登旺说的不无道理，这韩主任大概把革命也当耍鸽鹁一样搞哩吧？你看他这阵在台上那神气！
韩主任从大到小，由远及近，终于从全国讲到了北寨和南寨：“在北寨，出现了十件新事，呈现出一派新气象；有人对北寨不服，散布不少奇谈怪论……”
常克俭转回头，对满脸怒气的吴登旺说：“伙计，听着……”
韩主任又说：“有的队不学北寨，就出现资本主义泛滥，社员卖高价粮，大队干部也企图以粮食腐蚀北寨！北寨大队党支部很敏感，及时抓住这个新动向，今天开会，坚决反击……”
常克俭脑子嗡地一声，只觉一股热烘烘的东西冲上头顶，脸发烧，眼发花，他哆嗦着嘴唇，没说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