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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没有！挑断牙筋还是没有！”
人怎样说假话？怎样把假话当真话说？就像水泥预制品厂厂长这样说。吴玉山瞧着厂长嘴硬牙硬的神气，虽然他替自己的亲戚包揽祸端，而心里却有点害怕，自己的儿子和这样的人共事，似乎潜伏着某种危险，然而他此刻还顾及不到这些。
“老叔哇！我跟你见头一面，就看出你是个实在人，讲信用。”厂长说，“我在俺村活了三十多岁，俺爸只教给我俩字的活人原则‘义气’。不讲义气的人，那就算不得人！郑局长给咱支援了钢材，咱的厂子才发展了，这是实情，我不昧良心的。咱的厂子办起来，买不下钢材，生产停顿了，工人工资开不出去，我急得想跳井！亏得你给我介绍认识了郑局长，才起死回生了！咱而今挣了钱，不瞒你说，今年真的挣下钱了，咱心里过意不去，给郑局长送一点东西，全是报恩哩！全是心甘情愿喀！现时，郑局长受难，咱挣下那些钱，也觉得寡味哩！要是放在那些小人身上，他才不管哩！只要自个日子过得舒坦！唉……谁要俺爸自小就教我讲义气哩……”
吴玉山老汉连连点头，这些话正投他的脾性。他一生老好，从不和人胡说八道，讲道理，重义气，最瞧不起那些红口白牙耍赖的小人。他在认识厂长至今的一二年时间里，对这个人印象说不上坏，总觉得和自己是两路人，说好听些，他是老式庄稼人，厂长是新式庄稼人，距离甚远。现在，他发现了这个厂长和自己相通的一点：“义气”，觉得一下子可以通话了，接近了。
“厂长真是一条好汉！”儿子附和说，“人家法院人单独跟俺俩谈话，说厂长的贿赂行为，腐蚀了公家干部，把一些老干部都拉下水了。他不怕，比法院的人还口气硬，谁腐蚀谁来？公家允许农民办工厂，咱农民感激不尽政府的好政策！可只号召办厂，不给材料，咋能办好？郑局长响应党的号召，扶持农民致富，分给咱一点钢材，咱的厂子才活了！咱心里过不去，给郑局长送点点心，烧酒，这是真的！再说啥‘彩电’啦，票子啦我敢拿头打赌！一下子把法院的人堵住了！”
厂长听着，很神气地吐着烟圈。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郑局长的案子，关键有两宗事，一宗是南郊大塔区建筑公司的事，一宗是城里一家街道工厂的事。厂长说，“俺俩跟姨姨商量好了，城里街道工厂的事，由她去找人解决。大塔建筑公司的事，我去通融。这两个疙瘩，只要能私下‘消化’掉了，郑局长就没一点事了，日后出来还是局长！万一不行，‘消化’掉一个，问题就缩小到一万以内了，也就没太大的事咧！”
吴玉山此刻才醒悟了，自己完全是个废物，大笨蛋一个。大家都在积极地替挑担“消积化食”，拯救受难的人，自己却只会蹲在猪圈边上流眼泪，真是透顶的没出息！他现在明白了大体局势：公家要把建国打入牢狱，而许多人正在想法把他救出来，都在紧张地秘密地斗着心眼。想到要把建国打入大牢的人，他感到害怕，他自小就对法院有一种畏惧心理；想到厂长和娃他姨这一帮要拯救建国的人，他觉得他们厉害；而想到自己，不仅觉得自己无能无用，实实在在也是摸不着头绪，寻不见眼隙。他一时难得判断出来，究竟谁能斗过谁？
“法院还要找你哩！”儿子说，“这是让我捎回来的传票。”
吴玉山心一抖，瞅着儿子手里那张印着几行字的纸页，竟不敢伸出去接。年近六十，他一生没动过诉讼之事，而今要接受法院的传禀了！
“你啥也甭说。”儿子说，“只说不知道。”
“装糊涂。”厂长说，“你说你是个笨庄稼人，啥也不晓，任他问啥，都说不知道，叫他们来问我！”
六
天色微明中，吴玉山老汉背着一只破烂不堪的布兜，兜里装着两块锅盔，上路了。他接受法院的传禀，要去城里一家法院了。
浓霜蒙地，一片冬天的萧刹景象，干冷干冷，不见鸟雀。
往昔里，这个时光该是他扛上家伙去田地上工干活，今天却去打官司。
“啥也甭说，只说不知道。”
“装糊涂。任他问啥，只装糊涂！”
儿子和厂长的话在心里回旋，在耳畔轰响。
昨日黑夜，辗转反侧，简直要把火炕踢腾塌了，还是难得入眠，不管怎样痛苦，他最终还是作出了抉择：装糊涂，这是唯一的办法。吴玉山没旁的本事，装起糊涂来，真像个粘粘糊糊啥也不懂的糊涂佬儿。
他走着，脚下的土石公路蒙着霜花，虽然主意已定，料也万无一失，而脚步仍然感到沉重，提不起抖擞的精神来……
1986。1。于白鹿园
桥
桥
一
夜里落了一层雪，天明时又放晴了，一片乌蓝的天。雪下得太少了，比浓霜厚不了多少，勉强蒙住了地面、道路、河堤、沙滩，冻得僵硬的麦叶露在薄薄的雪被上面，芜芜杂杂的。河岸边的杨树和柳树的枝条也冻僵了，在清晨凛冽的寒风中抖抖索索地颤。寒冷而又干旱的北方，隆冬时节的清晨，常常就是这种景象。
河水小到不能再小，再小就不能称其为河了，再小就该断流了。河滩显得格外开阔，裸露的沙滩和密密实实的河卵石，现在都蒙上一指厚的薄雪，显得柔气了。一弯细流，在沙滩上恣意流淌，曲曲弯弯，时宽时窄，时紧时慢，淌出一条人工难以描摹的曲线。水是蓝极了，也清极了；到狭窄的水道上流得紧了，在河石上就撞击了水花；撞起的一串串水花，变成了水晶似的透亮，落下水里时，又是蓝色了。
河面上有一座小桥，木板搭成的。河心里有一只四条腿的木马架，往南搭一块木板，往北搭一块木板，南边的木板够不到岸上，又在浅水里摞着两只装满沙子的稻草袋子，木板就搭在沙袋上，往南再搭一小块木板，接到南岸的沙滩上，一只木马架，两长一短三块木板，架通了小河，勾连起南岸和北岸被河水阻断的交通。对于小河两岸的人来说，这座小木板桥比南京长江大桥重要得多，实用得多。
二尺宽的桥板上，也落了一层雪。一位中年男人，手握一把稻黍笤帚，弯着腰，一下一下扫着，雪粒纷纷落进桥下的水里。他扫得认真，扫得踏实，扫得木板上不留一星雪粒，干干净净。他从南岸扫到北岸，丢下笤帚，双手抓住木板，摇摇，再摇摇，直到断定它两头都搭得稳当，才放心地松了手，提起笤帚又走回南岸来。照样，把南岸一长一短的两块木板也摇一摇，终于查看出那块短板的一头不大稳当，他用脚踢下一块冻结在沙滩上的石头，支到木板下，木板稳实了。
他拍搓一下手指，从破旧的草绿色军大衣里摸出一根纸烟，划着火柴，双手捂着小小的火苗儿，点着了，一股蓝色的烟气在他眼前飘散。看看再无事可做，他叼起烟卷，双手袖进油渍渍的大衣袖筒里，在桥头的沙地上踱步，停下来脚冻哇！
天色大亮了，乌蓝的天变得蓝茵茵的了，昨夜那一场小雪，把多日来弥漫的雾气凝结了，降到地面来，天空晴朗洁净，太阳该出山了。
河北岸，堤坝上冒出一个戴着栽绒帽子的脑袋。那人好阔气，穿一件乡间少见的灰色呢大衣，推着一辆自行车，走下河堤斜坡，急急地走过沙滩，踏上木板桥了，小心地推着车子，谨慎地挪着双脚。他猜断，这肯定是一位在西安干事儿的乡里人，派头不小，一定当着什么官儿。那人终于走过小桥，跨上南岸的沙地，轻轻舒了一口气，便推动车子，准备跨上车子赶路。
“慢——”他上前两步，站在自行车轱辘前头。
那人扬起头，脸颊皮肤细柔，眼目和善，然而不无惊疑，问：“做什么？”
“往这儿瞅——”他从袖筒里抽出右手，不慌不忙，指着桥头的旁侧，那儿立着一块木牌，不大，用毛笔写着很醒目的一行字：过桥交费壹毛。
那人一看，和善的眼睛立时变得不大和善了，泛起一缕愠怒之色：“过河……怎么还要钱？”
“过河不要钱，过桥要钱。你过的是桥。”他纠正那人语言上的混淆部分，把该强调的关键性词汇强调了一下，语气却平平静静，甚至和颜悦色，耐心十足。
“几辈子过桥也没要过钱！”那人说。
“是啊！几辈子没要过，今辈子可要哩！”他仍然不急不躁，“老黄历用不上啰！”
那人脸上又泛出不屑于纠缠的卑夷神色，想说什么而终于没有再张口，缓缓地抬起手，从呢大衣的口袋里摸出一毛票儿，塞到他手里时却带着一股劲儿，鼻腔里“哼”了一下，跨上车子走了。
见得多了！掏一毛钱，就损失掉一毛钱了，凡是掏腰包的人，大都是这种模样，这号神气。他经得多了，不生气也不在乎。他回过头，看见两个推着独轮小车的人走上木板桥上。
独轮小车推过来了，推车的是个小伙，车上装着两扇冻成冰碴的猪肉。后面跟着一位老汉，胳膊上挂着秤杆。这两位大约是爷儿俩，一早过河来，赶到南工地去卖猪肉的。村子南边，沿着山根，有一家大工厂，居住着几千名工人和他们的家属，门前那条宽阔的水泥路两边，形成了一个农贸市场。工厂兴建之初，称做南工地，工厂建成二十多年了，当地村民仍然习惯称呼南工地而不习惯叫XXX号信箱。
小伙推着独轮小车，下了桥，一步不停，反倒加快脚步了。提秤杆的老汉，也匆匆跟上去，似乎谁也没看见桥头插着的那块牌子。
“交费。”他喊。
推车的小伙仍然不答话，也不停步。老汉回过头来，强装笑着：“兄弟，你看，肉还没开刀哩，没钱交喀！等卖了肉，回来时交双份。”
“不行。”他说，“现时就交清白。”
“真没钱交喀！”老汉摊开双手。
“没钱？那好办——”他走前两步，冷冷地对老汉说，“把车子推回北岸去，从河里过。”
老汉迟疑了，脸色难看了。
他紧走两步，拉住小推车的车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