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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由于老唐这么坦白，这么合作，我们对他也不再吹胡子瞪眼睛了。他开了窍，大家的日子都好过起来。
只是这数字和特号老虎还有很大距离。照印刷厂的年收支情况，他也还得努把力。
因此，每回从楼后押他到小组来“过堂”，总要经过前厅和两道楼梯，一路墙上都贴着大字标语和斗争的喜报。他很可能已经摸索出我们需要的最起码的数字了。
也许是为了减少或缩短他自己的痛苦，他就也竭力帮我们凑。这样，每次会结束前，他从不“关门”，总说：“让我好好再想想。”
他大概也渴望早些凑足数目，早些结束他这段痛苦的日子。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是有同感的。
有一回，他吞吞吐吐地说：“我有个老战友……”我们立即追问起：“老战友怎样啦？”“他是搞装订的。”我们意识到新的战果就要到手，就来个趁热打铁，追问下去。他吞吞吐吐地说：“我给了他……”负责记录的组员赶忙打开了笔记本，并且追问：“多少？”
他说了个不小的数目。
于是，我们要了两辆吉普，就押着老唐来到西直门大街一条小死胡同口上。路太窄，车开不进去，就在胡同口外边下来。组员们押着老唐，我们两个组长就去拍那家的门，门上红地黑字写着：“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那可是草木皆兵的年月。老唐的这位老战友一看后边还跟着在押的老唐，大概就猜出是怎么回事了。他愣了一响，悟出这是来跟自己对质的，就咕咚一声朝老唐下了跪，边作揖叩头边哀求说：“我的老哥，俺们一家八口，老的老，小的小。请你高抬贵手，别害我吧！”
他边说边刷刷地掉着眼泪。
老唐是个软心肠人，这情景显然触动了老唐的恻隐之心。他咽了口吐沫，小声对我们说：“我记不清啦！”
想必老唐只顾凑数目了，却没料到还有对质这一实事求是的举动。
连开吉普的司机一路都在驾着老唐“不是东西”。我们组在扑空之后，更是气愤，甚至警告老唐：今后交代什么，都得这么对质，他不用想蒙混过关。
老虎与打虎者之间关系缓和了一段之后，现在又紧张起来。我们虽没动手打他，可是每次开会总一副剑拔弩张的样子，非要他交代个水落石出不可。
不管我们怎样拍桌子追问，老店又恢复了最初那一问三不知的顽抗了。这时，性急的团员就厉声对他说：
“老唐，你再不交代，就还把你押回你们那印刷厂去！”
这声恫吓可真奏了效。
经过一天的反省，第二天老唐又开口了。他说，他贪污的钱没分给谁。他都买了银元啦！
“银元在哪儿？”
“俺埋在徐州城外头的柳树底下啦。”
这倒也符合当时农民不信任银行，甚至不信任钞票的心理。只是偌大的徐州，到哪儿去刨这些银元？
我们要他交待出确切地点。他说是埋在城外（可见当时徐州还有城墙）护城河边一棵柳树底下了。
“哪棵？”
“河北岸第八棵。”
现在回想起来，老店这可真是顺口溜了。可我们当时急于追求数字，也太缺乏判断力了。
四十多年后来回想这件事，真觉得荒唐好笑。我们匕个知识分子活活给一个农民耍了！然而，这农民确实也被我们逼得没法解脱。干了那么多年革命，什么享受也不图。如今，身陷囹圄，几个月见不到老婆孩子，而且还不知熬到哪一天！他有点豁出去了。
正当大家议论咋办的时候，那位一直想多在祖国内地跑跑的归侨青年就自告奋勇说，他愿接受这个任务，去跑一趟。
于是，组织上就为他开了介绍信，请徐州的“三五反”委员会就地给以协助。
这可真是海里摸针！
小张——我忽然记起他的姓来了——组织纪律性很强。动身之后，每天必打个长途来报告情况。徐州那边的兄弟单位也派人协助他沿着护城河边去一棵棵地刨。
倒楣的是徐州城外那些垂杨柳，它们什么也没窝藏，完全是无辜的。只由于老唐那个交代，就一棵棵给刨得乱七八糟。而且除了几条蚯蚓和露出的树根，什么银元，连影子也没见！
扫兴啊，想挖的是一堆袁大头，挖到的却是一堆堆的土！
小张回机关时，运动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或者说，扫尾阶段了。
搞运动总要分阶段，而每个阶段又各有其重点，这是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的。运动开始时，强调的是不能放掉一个老虎；“三反”搞得彻不彻底，关系到党及共和国的存亡；这些腐化分子是毒蛇猛兽，是定时炸弹。上边号召每个公民、每个干部都要擦亮眼睛，要大胆怀疑，要同我们队伍里的腐化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如今，各战斗组经过几个月的日夜奋战，取得了累累战果。现在到落实阶段了，上边加紧内查外调，战斗组则转入学习，并且谈自己的体会，检查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
于是，我们就把老唐和他的材料一古脑儿交给上级。老店还在隔离反省，但他的问题已不归我们组管了。
思想检查是从写自传开始的。
共和国虽然刚刚三岁不到，可我那起码是第四五回写自传了。幸亏我大学毕业就进了《大公报》，四年后我又去了英国，四六年才回来。中国近代史最复杂的是国共合作那个阶段，亏了抗战中的武汉我没到过。那时谁是国，谁是共？谁是正派人，谁是国民党特务，很难分辨。
我很侥幸，自己当时没在国内，所以我主要检查的是资产阶级思想。我迷信过西方民主，甚至赞赏过议会政治。检查会上，有人说我在思想上是个大老虎。我洗耳恭听，并且表示同意。我受到了几位大学教授的启示。他们在自我批判文章中都沉痛承认曾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的毒害。
记得三○年我在辅仁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家里九代笃信天主教的同学，力劝我皈依天主。他还特别向我谈起向神父忏悔自己劣行之后，他本人所得到的快感。他说：“那就像洗了个热水澡！”当时，我没能领会他说的好处。可是到五十年代，我在大会上清算自己迷信西方民主自由那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时，才开始领会到。然而人们并没把我这头“思想上的大老虎”关起来，反而似乎还更尊重了。想来是由于我还有点自我暴露的勇气吧。
运动煞尾时，最重要的工作是核实定案。这可不是谁说了就算的！一笔笔地都得有根有据，有下落。这时，工作做得再细致不过，而且都经过同本人以及有关人员核实签字。数目不能笼统，每元钱都得落实才算数，体现了组织上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大原则。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大会上宣读最后战果的那一天。
当念到老店的名字时，我们组都竖起耳朵来倾听几个月来我们最后的、真正落实了的战果——我们为之喊了多少口号、拍了多少回桌子、费了多少心血得来的战果。
报告人根据印刷厂工人的反映：老店平时有些公私不分的毛病。并且补充说，这倒也难怪，老唐是打解放区来的，那里一直实行的是供给制。然而——
我们竖起了耳朵。
“经过反复核实，多方调查，并未发现他有贪污行为……”
这时，我掉过头去看老唐，他依然低着头坐在那里，一点也没显出得意的样子。也许作为老党员，他认为在运动中受点罪也没什么，组织上是从来就不会冤枉谁的。
几个月之后，我在机关大门口又碰见了他。我愧疚得低下头去。他却捧着刚买到的一块热乎乎的烤白薯，想撅半截给我，熟头熟脑地说：“老萧同志，尝尝，挺热乎。”
我狼狈地道了声谢，朝他摆了摆手，就匆匆忙忙走开了。一边走，心里一边嘟囔说：
“多么善良的一个人啊！”
一九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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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滴人生
作者：萧乾
飞肉
每个人一辈子都既有顺当的巧遇，有时也难免会陷入尴尬的境地，窘得抬不起头来，可事过境迁，回想起来，又会感到可笑，甚至会拿自己开心。
我就常记起自己第一回吃西餐闹的笑话。
那好像是在1918年左右。那时，我的四堂兄还没娶美国嫂子。当时他正在教一个姓孟罗的英国人汉语。一天，孟罗请他吃饭，为了让我见见世面，他把我也带去了。
记得那天孟罗先请我们看一场电影，是在长安街平安电影院。那是我头一回看电影。可能是卓别林的片子，因为至今还记得他那能上下耸动的小胡子，不跟脚的鞋子和手里不断耍着的拐棍儿。
带我去吃西餐，四堂兄是为了让我长见识，他万没料到我会让他大丢其脸。
第一道上汤，还算顺利。反正我记住事前嘱咐的：调羹可别碰汤盆。真正的魔难是第二道正菜：端上一盘炸得焦焦的牛排。这回我得过刀叉关了。
四堂兄大约也估计到我这一关不好过，事先便叮嘱我务必要看着他的动作，我只要照样模仿就是了。
于是，我也照他那样右手持刀，左手拿叉。看他先用叉子按住牛排，然后用刀一切，再用叉子往嘴里一送，就成了。
谁料到我那块牛排硬是不听话，按也按不住，切更切不开。眼睁睁地看到主人和四堂兄的牛排都入了口，我这块还动弹不了。我意识到四堂兄也在替我着急。
于是，我使劲切了一刀。
糟啦！牛排不但滑出了盘子，而且仿佛长了翅膀般地溜出桌边，落在地上了。
我急得快哭了出来。
主人同情地含笑望着这一戏剧性事态，可四堂兄涨红了脸，狠狠地瞪着我。我呢，真是丧了魂，正要猫腰去把飞肉抬起，四堂兄用汉语狼狈地训斥我：“别动！”
我从声调中听出他的怒气。
孟罗其实例并不在意。他从面前的大盘子里又给我补了一块，还说着安慰的话。
但我实在怕这第二块牛排也会长出翅膀，就噙着泪水朝它发怔。
饭后辞出之后，四堂兄一路无可奈何地叹着气，朝我悻悻地说了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