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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猴”除了当斋务长，还兼着一宗营生：贩卖哈巴狗。听说他经常不断地把它们送到天津去办出口。他最欢迎抱给他一两窝狗仔。对于搜集狗种，他诚然是无孔不入，甚至问过我能否给他弄到一两只。可惜我只跟一些上不了台盘的野狗打交道。我非但未能用狗种博得他的好感，还组织“少年互助团”，抨击他办事不公。
当时不作兴男女合校，也禁止学生同异性有任何往来。一次，我们班一个同学在运动会上遇见邻校的一位女生，就给她写了封信。那封信却被学校当局扣下拆看了。于是，教务长就在朝会上把那个写信的学生叫到前面，将他的长袍下襟撩起来，蒙上他的脸，说他“干下这等事，没脸见人了”。
邻校那位女生压根儿没接到信，按说是无辜的。然而那里的训育主任竟用牙刷刷她的喉咙，一连刷了三天。
《圣经》里管假冒伪善者叫作“法利赛人”，他们是耶稣所深恶痛绝的。当时校内传出个别当权派（他们都是有家室的）的桃色新闻，恰好为法利赛人作了注解。后来甚至还风闻他们去了八大胡同。
我真正认清那些法利赛人的实质，是在我被捕入狱这件生死攸关的事上。
我事先就听说过“锣锤子”（学生们为校方中国人中的第一把手起的绰号）同当时的侦缉队长拜过把兄弟。真巧，两个便衣从学校押送我去报房胡同侦缉队时，在电车上给我一位亲戚撞见了。他赶忙去告知四堂嫂。安娜立即去找洋校长，请他出面营救（这些，我当然都是事后才知道的）。
在这个问题上，校方展开了争论。“锣锤子”和“马猴”坚决主张“教训教训”我，不去营救，倒是洋校长，可能由于安娜的恳求，非要营救我不可。这里，法利赛人中的一个对洋校长挑拨说：“我们检查过这个小子的日记了。您知道他在日记里怎样骂您吗？”洋校长回答说，不管他骂过我什么，我还是要营救他。
升入高二时，我的工读方式由织地毯或送羊奶改为在教务处成天同蜡版和油墨滚子打交道了。有一天，“锣锤子”神情异常和气地走进来，先问寒问暖一番。他接着谈起自己留学美国时也做过工，暑假还在汽车厂里干过。我听话听音，慢慢摸出他的来意。他希望我不要跟学校当局作对。他暗示，如果我的“品行功课都好，毕业后可以由学校保送到齐鲁大学”。弦外之音是：那以后自然就鹏程万里了。
我没吱声，可我听出他是硬的不成，又来软的了——试图收买我。
移年北伐军进了北平城，我被解除了软禁。五卅惨案后，中学就纷纷成立了学生会，可是教会学校里只有由校方操纵的基督教青年会。1928年秋天开学时，我们这些学生也闹着要成立学生会，以取代宗教性质的青年会。大家推选我为主席，我也同意了。
这下可惹怒了校内几位“长”字号的。他们伺机要把我这颗钉子拔掉。
当时，教会学校看到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就变通了一番：掌握实权的仍是洋人，但改称“校务长”，这样，“锣锤子”名义上就成为校长了。他打定主意在我身上施展一下校长的威风，杀一以儆百。
那年圣诞节前夕（十二月二十四日），校长为了讨好洋校务长，就组织我们这些住宿生午夜到我称为“绿洲”的大院子里，冒着严寒唱《圣诞曲》。那晚朔风凛冽，我们在校务长那灰色小楼前站成一排，在校长的指挥下，哆哆嗦嗦地唱了起来。唱完一首又一首，一直唱到小楼窗口有了灯光，洋校务长站在阳台中朝我们说了声“MerryChristmas”，大家才回到宿舍。
四十年代在英国，我才晓得西方确有此习俗。然而当时我却十分气愤。第二天我就给已转学海甸的越南华侨朋友越澄写了封长信，详细描述了这一可耻事件。我把贴好邮票的信放在门房窗台上，以便邮差取走。
为了学生会事，“锣锤子”正在伺机整我。他竟然私拆了这封信，并把我叫到校长室，宣布给予我开除处分。我就在那样不知当晚该睡在哪里的情形下，卷了铺盖。
美国罗宾逊教授不了解，既然教会使我这个穷孩子受到了教育，我为什么还会忘恩负义地反教。除了《皈依》中雅各军官，我反对的始终是那些压迫我，陷害我，收买不成，又借故剥夺我受教育机会的法利赛人。
五、不光彩的后盾
最初，我只是从个人遭际，以及由于遇到了几个直接影响自己的生活的法利赛人，而对基督教持有反感。1925年发生在上海南京路上的血腥惨案，使我跳出个人恩怨，开始从历史和政治角度看待基督教。小说《昙》多少勾勒出我少年时代的这种心境。
作为工读生，我当时的处境确实有点像小说中的启昌。由于是穷孩子，免收学费之外还能挣到点饭钱，我就不能像旁的学生那样对帝国主义暴行作出应有的反应。然而我的愤怒并没因自己的经济处境而弱于旁的孩子。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人，而且是个中国人。我对暴行有公开抗议的权利。
尽管枪杀工人顾正红的是日本厂主，可是英国租界当局却悍然压制学生游行。于是，开了枪。同样，虽然上海南京路的枪是英国人开的。而我所在的学校是美国教会办的，可是美国牧师也完全站到英国人的立场上，禁止游行。我从未听到美国牧师为了南京路上的流血事件而斥责过英国一句，尽管那彻头彻尾地违背了《圣经》里所宣扬的爱。
1926年在北新书局当学徒时，我进而读了一些政治小册子。我仿佛一读就懂了：西方国家依靠更坚利的枪炮，掐着中国人的脖子，要他们除了割地、赔款、承认“治外法权”之外，还得让外国人在中国享有“传教自由”。不管是《南京条约》还是《望厦条约》都是这么订的。这样，我就从历史上认清基督教是紧跟在炮舰后面进来的。
银铃、雪橇，爱的福音都美得很，然而这些美好事物的后盾却是不光彩的。
1939年我去英国后，眼界开阔了，从而对宗教问题也重新思考过。
我认识到教会对老一辈英国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它曾具有过重要的社会职能。娃娃出生后，要抱到教堂去领洗，既登记出生年月，又举行命名典礼。成年后举行婚礼，也是在教堂由牧师主持。死后葬在教堂墓园里。教区所起的作用，要比我们的居民委员会大得多，齐全得多。在英国内地旅游，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大小总有座教堂。这是因为教堂曾经是英国人世俗和精神生活的归宿。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教会这些职能正在逐渐消失。旅英七载，我只参加过一次在教堂里举行的婚礼。正如在中国，新娘难得再坐花轿一样。
在剑桥，我那家学院的教堂是很有名气的。有些外国旅游者来到这座大学城，首先要瞻仰的就是王家学院教堂。学院分配给我的那间书房，正对着教堂。来看我的英国同学，个个都羡慕之至。我也跟着进教堂参加过礼拜。一回，我问起他们进堂是为了崇拜上帝吗？有的说是为了倾听教堂那座管风琴奏出的古典音乐，有的陶醉在童音唱诗班那清脆圆润的歌喉里。也有失恋者，想从那肃穆的气氛获得慰藉。这些人当然都是英国上层社会的大知识分子。我也结识了几位虔诚的教徒。星期日他们必进教堂去作礼拜，每餐都诵祷文。然而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
这绝不是说，宗教在英国社会中完全失去了地位。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显赫仍仅次于首相，乡镇一名英国圣公会牧师依然是可敬的人物。然而宗教在英国社会生活中已不处于主宰地位。我也始终没遇到有人下跪向上帝请示的事。
我是在张伯伦刚对德宣战之后抵英的。那时，四十以下的男人一般都入了伍，女的也大多参加各种配合战争的组织，如农业或救护。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来学中文或梵文的，寥若晨星。学院为了不让我白吃饭，就安排我去学院图书馆帮忙。这样，在纳粹大轰炸期间，我有机会自由徜徉书海中。
我饱览群书，其中包括以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情况为主题的。
在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中，我提及曾在公谊会信徒、社会改革家玛芝瑞·弗莱女士家中读到过她的先祖在英国议会中所作反对鸦片战争的发言。在东方学院的图书馆里，我也特别注意鸦片战争前后，英美舆论界——尤其是传教士的态度。那真使我大吃一惊。
鸦片战争爆发前，也曾有一位名叫威廉斯的传教士承认林则徐禁烟做得对，然而这种正义主张立即为教内一片战争叫嚣声所淹没。当英国政府举棋不定时，有的传教士甚至质问：“英国国徽上所绘的狮子实际上却在当着兔子的日子何时结束？”以至那位孤掌难鸣的威廉斯后来也赞成“教训”中国一顿了。
我原以为在炮舰政策问题上，传教士不过是乐得“坐享其成”，是居于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的消极地位。可是我读到的却不然。在鸦片战争开始之前，在华传教士们（其中包括一些女的）曾催促英国政府早日动手，他（她）们认为惟其如此才能“为福音在中国打开缺口”。一个在广州的传教士竟扬言：“上帝将使用强大的武器为天国开辟道路。”教会的一份内部通告里写道：“动用武器乃权宜之计。只有这样使混乱变为有秩序，使恶变成善。……上帝的使者暂时只能穿上戎装，用子弹来传福音。”某个美国传教士则主张美国炮舰也应参加，甚至建议美军占领台湾，把它当作美国的香港。七十年代末期我为出版局审读外文书籍，在北京图书馆借阅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教授所编《美国及中国传教事业》一书，系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JohnFairbank：MissionaryEnterPriseinChinaandAmeric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4）。其中也援引了不少传教士的这类骇人听闻的叫嚣。
中国战败，中英进行谈判时，传教士不但为英方担任了口译和笔译，并对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