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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北京这样一座历史名城，可以从各种角度来写。为旅游客人，可以专谈眼下的北京：从名胜、街道到土特产。也可以就史地风物写写往日的老北京。这两种写起来虽然也不容易，可总归是就新论新，就旧论旧，下笔时不必怎么踌躇，心里可以踏实。
《北京城杂忆》不是知识性的。我是站在今天和昨天、新的和旧的北京之间，以抚今追昔的心情，来抒写我的一些怀念和感触。这里就存在着一个今昔对比问题。
十年前，编辑即便给我叩三个响头，立下字据，打下保票，高低我也不肯写，不敢写。因为这里明显地存在着一个陷阱，一顶潜在的帽子：今不如昔。好家伙，人家在破四旧，你却为四旧招魂，岂不罪该万死！
那时候，天地分阴阳，人世分无资；好就全好，坏就全坏；而且好坏全凭钦定。知识分子成了莎士比亚《驯悍记》里的凯瑟丽娜，张春桥、姚文元是手持钢鞭的彼特鲁乔。中午时晌，他们指着太阳说：“这是月亮。”就得唯唯诺诺地跟着说，是月亮。那时我们宁要社会主义的稗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大豆高粱。那时候，笔下的今天只能是一片光明，而事实却是漆黑一团。
这十篇“杂忆”本身，无足挂齿。但我竟然写了，而且不是昧着良心，而是照我自己的意思写了，这本身也表征着像我这样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我在逐渐摆脱那种非阳则阴的思想方法，不掩饰对昨天某些事物的依恋，也不怕指出今天的缺陷了。如果谈十年来中国大地所起的变化，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摆脱着那种小媳妇的战战兢兢的心情，开始学着说点真话这个变化，其重要性可不亚于那雄伟的经济建设。
从大的方面，我当然更爱今天的北京。我坐过张作霖的牢房，也见过街头的饿浮。那时候，大官儿出来要戒严，前门外有一大片人肉市场。在大的方面，新旧设的可比。所以当我眼睁睁看着我爬过的城墙和城楼给拆成平地时，我一边往心里掉眼泪儿，一边宽慰着自己说，只要能让人人都吃上饭，拆什么怎么拆都成。
近来我又想：一个城市要赶上时代，有些东西就得忍痛牺牲掉。什刹海吃不着河鲜了，七月节也不再放荷灯。要现代化，就得扔掉些东西。然而也不能全扔光了啊！
每当我看到有人在讲卫生的横幅标语旁边照样吐痰，每当我看见人们围起来像看耍猴的那么看斗殴的，却没人出来劝解，每当我看到售货员半边笑脸对熟人，半边核脸对顾客的时候，我就诅咒那帮打着“兴无灭资”旗帜的家伙们。他们把散发着芬香的花盆砸个粉碎，把好人能人插了招子拉到街上示众，把上千年的古物砸成烂泥，最可怕的是把人与人之间异于禽兽的那种相互体贴谦让消灭殆尽，把人间化为大林莽。
我有的只是一只秃笔，但我想用它唤回北京市民的荣誉感，唤回东方人的尊严。
一九八六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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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北京人的呼吁
作者：萧乾
一、文明始自安全
一个城市文明不文明，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考核。公共汽车上有元让座的风尚，地上有无痰迹，售货员对顾客礼不礼貌，路人拾金味不昧等等。这些，每一项都可成为考核的标准。但我认为最起码的文明，是安全。
安全的范围很广。在纽约，晚十点以后就很少有人敢坐地铁了，因为夜静人稀，在车厢里或车站上，都可能遭到歹徒的抢劫甚至伤害。这样的城市，楼房再高，霓虹灯再花哨，也不文明。“文革”期间，有人劝我出门不可戴手表，说曾有坏人看中了谁的手表，就跟踪到公共厕所里，为了抢表，就用利刃把戴表的手腕剁断。
今天，生活在我们的城市里，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因为威胁市民的那些“哥儿们”已经“各得其所”了。最近，马路上的秩序也大为改观。然而另外还一种东西，不时还在威胁着市民的安全。有时是一口敞开盖子的煤气或自来水的检查井，有时是为了这样那样原因而挖的一些坑沟。周围既未用障碍物圈起，晚上当然更不会点个红灯。这些，不期然而然地对市民就形成了一种陷阱，一种威胁。
这方面的有欠文明，主要是由于市基建以及水电工程工作程序（或者说作风）的虎头蛇尾。往往检查完一个什么“井”或修完一座建筑，草草扫尾就一走了之。于是，遗下了后患。三年前，我的一位老友的快婿——优秀的青年建筑师，在南池子就为了躲马路上一堆杂土，被后边的汽车轧死了。又比如天坛刨了些坑预备种树，后来改了“点”，有的坑作废，但并不填上，有些浇树的自来水管露在地面上。玉渊潭公园有些树因故锯掉，地面还露着半尺来高的墩子。所有这些，对游人都成为“绊索”。近年来基建方面大有进步，每完成一座楼必给修条路。然而修路前并不砸夯，就慌忙把砖铺上。阴天下雨，地面下陷，砖也随之陷了下去。例如燕京饭店西侧的砖地，有一处已成凹形。我亲眼看到两个老人在那里栽了跟头。
建议市政当局像对消防那样，对各类施工人员作出规定，一定要确保市民老少行路安全。凡由于安全措施不周而造成的伤害，应准许市民控告有关方面，并要求赔偿。
一个文明的城市首先得让人们在里面走着放心，不用担惊受怕。
二、文明小议
煞风景
你能设想在秦始皇陵兵马俑中间架起一尊迫击炮，或在周铜汉瓦旁边摆上一台录音机吗？然而这样的事正在天坛发生。在巍峨辉煌的祈年殿前面那气派万千的方场中央，距离白玉栏杆数米处，近来一直停放着一辆桔黄色的小轿车。车身油漆剥落，车窗也已破，是用马粪纸堵着。据说放在那里的用途是：供游人站在车旁，以高峻雄浑的古建筑为背景，拍时髦照片！
看来文物名胜的保护，不仅仅是个禁止游人在墙上留名题字的问题。
后无来者
我最怕那种有弹簧的活动门。星期天早餐时刻，我站在附近有这种活动门的小饭馆作了一次“公德调查”。在七八分钟内，进出了二十来位顾客。大部分是把门推开，人进去后，任那扇门往后绷去，好像后边并无来者。有时里外同时对推，相持不让，最后总是弱者退了下来。一个运动员打扮的小伙子把门推到极限，门猛地绷回来。幸好后边是个中年人，他挨了一下打，也随口骂了声难听的。一个抱娃娃的妇女走上台阶，我替她捏把汗。看来她很有经验：她倒退着进门，娃娃没撞着，她背上可狠狠地挨了一下。只有一位70开外的老婆婆，当她看见里头走出个小姑娘，手里托着同她年龄很不相称的那么一大叠油饼时，就主动替她拉开门，一面轻声宽慰她说：“姑娘，放心，我等你。”
星期天早晨如此，平时赶着上班，就不堪设想了！
圈套和陷阱
公园里或人行道旁，只要是兴建过土木的地方，就常有一截截一二尺长的“钢骨”弯弯地露出地面，活像套狼用的那种圈圈。有时看到拔掉旧村后未填的深坑，或敞着口（铁盖撂在一旁）的水表井，很像猎虎挖的那种陷阱。
我想，最起码也是最重要的“文明”应该是保障市民（包括老弱病残）生活得安全。
三、向城市建设部门进三言
屋顶何不成花园？
可以从各种角度判断一个城市文明不文明。其中之一，是看它的市民工余是聚在剧院、公园、体育场里，还是满处遛大街。然而居民住得窄，又没处可去，就只好遛大街。
年年一到盛夏，北京通衢大道——尤其像工人体育馆那样空敞地带，夜晚必有成百上千的男女老幼蹲坐在人行道边乘凉，有的赤背，有的手摇芭蕉扇。我估计这景象可能不限于北京。我一方面同情他们是热得无可奈何，可又觉得实在有碍观瞻。
每逢我走过高层建筑群，例如前三门或复外大街，团结湖或劲松，心里总冒出个问号：为什么让那些楼顶光秃秃的（至多有座天线），而不利用一下？每幢楼的屋顶都有上百米的空间，丈量一下看，全市那么多幢楼房，该有多少千、多少万米的空间，一年四季都那么白白空闲着——而且都是阳光最足，空气最新鲜，月色最美的地方呢！倘若拾掇拾掇，变成屋顶花园，老头儿早晨可以上去打太极，晚上可以开个茶座，打点子灯谜，举办个舞会，岂不就会减少马路上的人口，又大大丰富首都的文化生活！这么一来，还可以消除现代高层建筑的一个严重缺陷：同住一幢楼，却老死不相识，更谈不上邻里关系！
该有座北京市的博物馆了
几年前在参观芝加哥工业科学馆时，转来转去，忽然转进一个昏暗的角落，脚下踩的不再是地毯，而是坎坷不平的石板道，恍惚间仿佛来到了上海八仙桥后面的弄堂。原来那是仿照上世纪芝加哥一段街道修建的。马路两旁点的是瓦斯路灯，道旁还停着一辆旧式马车。店铺矮而简陋，好像还有位一手打着阳伞、一手提了长裙的时髦妇女正在漫步。没有图表，也不用文字说明，游人（包括当代的芝加哥小市民）心里自然就有了今昔对比。
北京城何尝不在变！今天，年轻的市民连城墙也未必见过。他们可知道民国初年街上点的是什么路灯？居民怎么买井水？粪便如何处理？花市、猪羊市、骡马市，当年是个什么样子？东四、西单还有牌楼？
当然，从民俗学的角度看老北京，也是满有意思的。光就婚丧仪仗来说，就够热闹的。阔人讲究六十四人“大杠”，穷的是“穿心杠”。喜轿前头的刀枪斧戟讲究排满半条街。还有雍和宫的“打鬼”，国子监的祭孔，以及一年到头举行的庙会，真有说不尽的热闹。
这么一座以这古老城市的政治史和社会史为内容的博物馆，不但会吸引外国旅游者，更有助于本地市民的“寻根”。
实物之外，倘若陈设些像“收租院”那样的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