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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一一让她检查了。武器都很好。
“那好，你到外面守着吧。我要给尤拉写一封长信，然后由你亲手交给他。我不愿别人去送。我没什么好隐瞒的，信中写的你都可以看。把我母亲留下的金币装到你口袋里吧。我只要五十枚就够了。放在我床上吧。”
艾蕾说完这些话，便开始写信：
“我对你没任何怀疑，亲爱的尤拉。我要没有失足，该有多么幸福。现在我去了，因为不这样，我会在你的怀里痛苦万分。你不要以为，在你走后我还爱过别的男人。情况远非如此。我在卧室里接待过一个男人，但我内心十分鄙视他。我的过错仅仅是因为烦恼，要说是因为放荡也行。可我作过努力。我跑到波洛拉找你。你敬爱亲王，所以我也敬重他。可他却待我冷酷无情。你想一想，经此打击，我的精神遭到了何等的挫伤。你还想一想，我遭到如此打击的心灵，被谎言包围了十二年。我知道，我周围的一切都是假的，都是骗子。起初我收到三十来封信。你想象一下我拆开这些信时心情是多么激动。可是，我读这些信时，心顿时变得冰凉。我细看了笔迹，认出这些信是出自你的手，却不是出自你的心。你是否想到，这第一场骗局动摇了我整个生命的精神支柱，使我看到你的信感觉不到丝毫快乐。接着有人卑鄙地宣布你死了，把我心灵里尚存的青春时期的幸福回忆扫荡一尽。你可能理解，我首先想的，是去墨西哥，亲手抚摸那里的海滩。据说你是在那里被野蛮人杀害的。假如我的想法实现。。。。。。我们现在就幸福了。因为在马德里，尽管有人会提防我，在我周围布置很多狡猾的密探，我还是能引起那些稍有点良心和同情心的人关心，可能了解到事实真相，何况，我的尤拉，你的赫赫战功已经引人注目，可能在马德里就有人知道你是澎西福。你想弄清楚是什么妨碍了我们的幸福？首先是亲王在波洛拉冷酷而带有侮辱的接待，其次，从卡斯特罗到墨西哥，会遇到多大的障碍呀！你知道，我当时已经心灰意冷。后来，我又生出了虚荣心。我让人在修道院修建大楼。把传达修女值班室改作我的卧室。因为那一夜你曾在那里待过。有一天，我正在凝视你为我洒过鲜血的那块土地，听到有人在说侮辱我的话。我抬起头，看到了几张恶意的脸。出于一种报复心理，我想当修道院的院长。母亲知道你还活着，所以作了很大努力，使我荒谬地得到了这一职务。可是这个职务给我添了不少烦恼，最后还腐蚀了我的灵魂。我乐于在他人的痛苦中来显示自己的权力；我做过一些不公正的事。我三十岁了，在别人眼里，我有美德、有钱、受人尊重。然而我却觉得十分不幸。就在这时，那个可怜人出现了。他很仁慈，但又很愚蠢。因此，对他最初说的那些话，我没有反驳。自从你走后，我的处境是那样恶劣，以致我的心灵十分软弱，连最小的诱惑也无力抵御。我要不要向你坦白那件丑事？我想一个要死的人，干什么都允许。当你读到这些文字时，蛆虫可能在啃噬本应属于你的美丽的躯体。是的，我应该说出那件令我痛心的事。我那时也弄不清为什么我不像罗马的那些妇人，去尝试那种粗俗的爱情。我曾有这放纵自己的想法，但我投入这个男人的怀抱，总是感到厌恶和烦闷，哪里还有一丝快感。眼前总浮现出你我在阿尔巴罗我家花园里相会的情景。那时你在圣母玛丽亚的感召下，产生了那种表面高尚的想法，而实际上它是除我母亲之外造成我们不幸的又一原因。你从不压人凶人，总是那样温柔、善良。你注视着我。可我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时，有时生气起来，我真恨不得要使出全身气力揍他。亲爱的尤拉，这就是全部实情。我不愿把这一切瞒着你去死。我原来也想过，把实情向你说出来后，我可能又会打消死的念头。可我现在只是更明白了，我如果保持了清白的身子，与你重逢该是何等的快乐啊。我愿你活着，留在军队里，要知道我听到你的战绩时有多高兴啊。天啊！若我收到你的信，尤其是在阿舍纳战役后的信，那又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啊！生活下去吧！别忘了牺牲在西安比战场上的拉钮司，别忘了艾蕾。为了不看到你责难的眼神，我就在圣·玛特与你永别了。”
写完信，艾蕾走近老兵，见他已睡过去了，悄悄地抽出他的短剑，然后把他叫醒，对他说：
“我写完了。我担心敌人会占领地道。你快把我桌上的信带走，亲手交给尤拉。一定要亲手交给他，明白了吗？另外，把我这条手帕送给他。告诉他，我过去一直爱他，我现在更爱他，我永远爱他，听清楚了吗？”
育格站起来，但是没离开。
“去吧！”
“小姐，您想清楚了？尤拉老爷可是非常爱您的！”
“我也爱他。拿好信，亲手交给他！”
“行。您是这样善良，愿上帝保佑您！”
育格离去了，但立即折了回来。他发现艾蕾已经死去，胸口上插着那把短剑。
（黄健崑译）
中短篇小说 苏奥拉·斯科拉蒂卡
——１７４０年感动了全那不勒斯的故事
前言
１８２４年，我在那不勒斯，听到社交界有人谈及苏奥拉·斯科拉蒂卡和议事司铎齐波的故事。我那时好奇心重，自然要打听一些事情，可是谁也不愿稍许清楚一点地回答我，他们都怕受到牵累。
在那不勒斯，谈起政治，人们总是含糊其辞。原因就在于此：一个那不勒斯家庭，比方说由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和父母亲组成，家庭成员分属于三个不同的派别，它们各有各的谋算。女人站在情人那一派，三个儿子各有自己的利益；父亲和母亲一边叹气，一边回忆他们二十岁时的宫廷。人与人之间有这种隔阂，自然不能在一起认真地讨论政治。只要说出一个稍稍明确不同一般的观点，你就会发现周围有两三个人脸色立即变得煞白。
关于苏奥拉·斯科拉蒂卡的故事，我在社交界总打听不出详情，于是认为它或许令人想起了１８２０年的某段可怕历史。
有一个四十岁的寡妇，相貌并不漂亮，心地却很善良，把她的小房子租了一半给我。这幢小房子建在一条小巷里，离迷人的夏佳花园约一百步远。后面是小山岗。老国王的妻子弗洛里达公主的别墅就坐落在上面。这里或许是那不勒斯唯一稍稍幽静一点的街区。
寡妇有一个年老的追求者。我花了整整一个星起来与他亲近。有一天我们一起逛街，他把拉扎罗尼一家抵抗尚漂奈将军部队的地方，以及烧死某公爵的十字街口指给我看。我装出谦虚的模样，冷不防地问他，苏奥拉·斯科拉蒂卡和议事司铎齐波的故事，为什么搞得这么神秘。
他从容不迫地回答道：
“这起故事里的人物，如亲王，公爵等，他们的衔头都被后人继承了。这些人看到他们的名字出现在这样一起哀惋凄恻的故事里，可能会生气的。”
“这么说，事情并不是１８２０年发生的？”
“你说什么？１８２０年？”这位那不勒斯人哈哈大笑起来，“你说什么？１８２０年？”他反复问我，带着意大利人那种近乎无礼的冲动，它使我这个居住在巴黎的法国人十分反感。
“要是你想有一点常识，”他继续说，“那你就该说：１７４５年。就是维莱特里战役的第二年，伟大的堂·卡洛斯占有那不勒斯的那一年。在这里，大家管堂·卡洛斯叫查理七世。后来，在西班牙，他被人称作查理三世。他在那里干了一番辉煌的事业。正是他把法奈斯家那个大鼻子带进了我们的王室。
“那个大鼻子大主教一听到维莱特里这个名字就害怕，就要在那不勒斯搞得人人胆战心惊。所以今天，大家都不愿提曾企图突袭吉纳提宫，活捉伟大的堂·卡洛斯。
“你提到的这个故事，据说是一个僧侣写的。被称作苏奥拉·斯科拉蒂卡的那个年轻修女属于比西亚诺公爵的家庭。作者对当时的大主教表示了强烈的憎恨，因为正是这个大滑头让议事司铎齐波从头至尾参与了这一事件。拉斯·弗洛尔伯爵家的堂·热纳里诺可能是这位僧侣的保护人，这位年轻人据说曾与风流国王堂·卡洛斯，以及当时最富有的贵族老公爵瓦加·代尔·帕多竞争，以获得罗莎琳德的芳心。人们认为僧侣是在１７５０年写这篇凄惨故事的。大概，有些内容可能会触犯某个仍有权有势的人物，所以作者写得较为隐晦。他的废话令人吃惊。他总是用一般的准则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些准则当然属于一种完美的伦理道德，但却使读者不知所云。读者常常要掩卷三思，揣摩这个好僧侣究竟想说什么。比方说，当他描写堂·热纳里诺之死的时候，人们勉强才看明白他的意思。
“过几天，我也许可以让人把这份手稿借给你。由于它十分乏味，我不想劝你买下。两年前，在Ｂ公证人的事务所，人家非要四个杜卡托才出手。”
一个星其后，我拿到了这份手稿。它也许是世上最枯燥乏味的读物。作者总是用不同的措辞来叙述同一件事，而不幸的读者还认为他写的是新事情。读者越读越糊涂，最后根本不知作者写的是什么。
我们得知道，一个米兰人，或一个那不勒斯人，大概一辈子也没有连续说过一百句佛罗伦萨话，可是到了１８４２年，他们要出书的时候，却觉得使用外国语是件有趣的事。本世纪杰出的将军，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柯莱塔略有这种癖好，这就常常使得他的读者望而却步。
这份可怕的手稿名为《苏奥拉·斯科拉蒂卡》。篇幅不下三百一十页。为了肯定我所领会的意义，我记得我还抄录了若干页。
当我了解这段故事以后，我便避免向人家直接发问。我和别人长聊了一次，显示我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有充分的了解，然后我装出无关紧要的样子，提了几个该弄清的问题。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个大人物（两个月前他还拒绝回答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