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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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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八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济慈（Ｊ．Ｋｅａｔｓ，１７９５—１８２１）英国诗人。主要作品有长诗《恩底弥翁》，抒情诗《希腊古瓮颂》、《夜莺颂》等。他的《恩底弥翁》于一八一八年出版后，由于诗中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反古典主义倾向，受到保守派批评家的攻击。一八二○年，他因肺病恶化到意大利疗养，次年去世。他的朋友——英国诗人拜伦在长诗《唐璜》第十一歌中写道：“济慈被一篇批评杀死了，正当他可望写出伟大的作品。”（３）苏汶在一九三二年十月《现代》第一卷第六期发表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一文中说：“左翼指导理论家们不管三七念一地把资产阶级这个恶名称加到他们头上去”，使得一部分作家“永远地沉默，长期地搁笔”。高明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现代》第四卷第二期发表的《关于批评》一文，也攻击批评家是是“荒僻地带惯常遇见的暴徒！他们对文艺所做的，不是培植，而是压杀。”（４）罗兰夫人（Ｍａｄａｍｅ，Ｒｏｌａｎｄ，１７５４—１７９３）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攫取政权的吉伦特派政府内政部长罗兰的妻子。她曾参与决定吉伦特派的反动政策。一七九三年五月资产阶级民主派（雅各宾派）掌权后，罗兰夫人于同年十一月被处死刑。梁启超的《罗兰夫人传》中，曾记她临死时对断头台旁的自由神像说：“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玩具
今年是儿童年（２）。我记得的，所以时常看看造给儿童的玩具。
马路旁边的洋货店里挂着零星小物件，纸上标明，是从法国运来的，但我在日本的玩具店看见一样的货色，只是价钱更便宜。在担子上，在小摊上，都卖着渐吹渐大的橡皮泡，上面打着一个印子道：“完全国货”，可见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了。然而日本孩子玩着的橡皮泡上，也有同样的印子，那却应该是他们自己制造的。
大公司里则有武器的玩具：指挥刀，机关枪，坦克车……。然而，虽是有钱人家的小孩，拿着玩的也少见。公园里面，外国孩子聚沙成为圆堆，横插上两条短树干，这明明是在创造铁甲炮车了，而中国孩子是青白的，瘦瘦的脸，躲在大人的背后，羞怯的，惊异的看着，身上穿着一件斯文之极的长衫。
我们中国是大人用的玩具多：姨太太，雅片枪，麻雀牌，《毛毛雨》，科学灵乩，金刚法会，还有别的，忙个不了，没有工夫想到孩子身上去了。虽是儿童年，虽是前年身历了战祸，也没有因此给儿童创出一种纪念的小玩意，一切都是照样抄。然则明年不是儿童年了，那情形就可想。
但是，江北人却是制造玩具的天才。他们用两个长短不同的竹筒，染成红绿，连作一排，筒内藏一个弹簧，旁边有一个把手，摇起来就格格的响。这就是机关枪！也是我所见的惟一的创作。我在租界边上买了一个，和孩子摇着在路上走，文明的西洋人和胜利的日本人看见了，大抵投给我们一个鄙夷或悲悯的苦笑。
然而我们摇着在路上走，毫不愧恧，因为这是创作。前年以来，很有些人骂着江北人（３），好像非此不足以自显其高洁，现在沉默了，那高洁也就渺渺然，茫茫然。而江北人却创造了粗笨的机枪玩具，以坚强的自信和质朴的才能与文明的玩具争。他们，我以为是比从外国买了极新式的武器回来的人物，更其值得赞颂的，虽然也许又有人会因此给我一个鄙夷或悲悯的冷笑。
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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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２）儿童年一九三三年十月，中华慈幼协会曾根据上海儿童幸福委员会的提议，呈请国民党政府定一九三四年为儿童年。后来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发出“训令”，改定一九三五年为儿童年。但上海市儿童幸福委员会经上海市政府批准，仍单独定一九三四年为儿童年。
（３）江北人这里的江北指江苏境内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一带。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争后，日军占领闸北，利用汉奸组织了“上海北市地方人民维持会”，为非作歹。该会头目胡立夫等多为江北人，因此引起当时一般群众对江北人的恶感。
未来的光荣
现在几乎每年总有外国的文学家到中国来，一到中国，总惹出一点小乱子。前有萧伯纳（２），后有德哥派拉（３）；只有伐扬古久列（４），大家不愿提，或者不能提。
德哥派拉不谈政治，本以为可以跳在是非圈外的了，不料因为恭维了食与色，又挣得“外国文氓”（５）的恶谥，让我们的论客，在这里议论纷纷。他大约就要做小说去了。
鼻子生得平而小，没有欧洲人那么高峻，那是没有法子的，然而倘使我们身边有几角钱，却一样的可以看电影。侦探片子演厌了，爱情片子烂熟了，战争片子看腻了，滑稽片子无聊了，于是乎有《人猿泰山》，有《兽林怪人》，有《斐洲探险》等等，要野兽和野蛮登场。然而在蛮地中，也还一定要穿插一点蛮婆子的蛮曲线。如果我们也还爱看，那就可见无论怎样奚落，也还是有些恋恋不舍的了，“性”之于市侩，是很要紧的。
文学在西欧，其碰壁和电影也并不两样；有些所谓文学家也者，也得找寻些奇特的（ｇｒｏｔｅｓｑｕｅ），色情的（ｅｒｏｔｉｃ）东西，去给他们的主顾满足，因此就有探险式的旅行，目的倒并不在地主的打拱或请酒。然而倘遇呆问，则以笑话了之，他其实也知道不了这些，他也不必知道。德哥派拉不过是这些人们中的一人。
但中国人，在这类文学家的作品里，是要和各种所谓“土人”一同登场的，只要看报上所载的德哥派拉先生的路由单就知道——中国，南洋，南美。英，德之类太平常了。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
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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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上海《申报·自由谈》。
（２）萧伯纳一九三三年二月来中国旅行时，新闻界颇多报道和评论，有人曾攻击他“宣传共产”。
（３）德哥派拉（Ｍ．Ｄｅｋｏｂｒａ，１８８５—１９７３）法国小说家、记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来中国旅行。鲁迅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一封信中说：德哥派拉“盖法国礼拜六派，油头滑脑，其到中国来，大概确是搜集小说材料。”
（４）伐扬古久列（Ｐ．Ｖａｉｌｌａｎｔ－Ｃｏｕｔｕｒｉｅｒ，１８９２—１９３７）通译伐扬—古久里，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曾任法共中央委员、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主笔。一九三三年九月，他曾来上海出席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召开的远东会议。
（５）“外国文氓”德哥派拉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上海参加中法文艺界、报界茶话会时，中国新闻记者曾问他“对日本侵略中国之感想如何”，他回答说：“此问题过于严重，非小说家所可谈到”。又请他谈“对中国之感想”，他回答说：“来华后最使我注意的，（一）是中国菜很好，（二）是中国女子很美。”后来他从南京到北平，一路受国民党政府官员以及文人们的迎送，都是以这类话应付。当时曾有人在报上发表谈话说：“德氏来平，并未谈及文学，仅讥笑中国女子，中国女子认为德氏系一文氓而已。”（见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申报·北平特讯》）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不料刘半农先生竟忽然病故了，学术界上又短少了一个人。这是应该惋惜的。但我于音韵学一无所知，毁誉两面，都不配说一句话。我因此记起的是别一件事，是在现在的白话将被“扬弃”或“唾弃”（２）之前，他早是一位对于那时的白话，尤其是欧化式的白话的伟大的“迎头痛击”者。
他曾经有过极不费力，但极有力的妙文：“我现在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３）这太老式了，不好！
‘学而时习之，’子曰，‘不亦悦乎？’这好！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子曰。
这更好！为什么好？欧化了。但‘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
这段话见于《中国文法通论》（４）中，那书是一本正经的书；作者又是《新青年》的同人，五四时代“文学革命”的战士，现在又成了古人了。中国老例，一死是常常能够增价的，所以我想从新提起，并且提出他终于也是论语社的同人，有时不免发些“幽默”；原先也有“幽默”，而这些“幽默”，又不免常常掉到“开玩笑”的阴沟里去的。
实例也就是上面所引的文章，其实是，那论法，和顽固先生，市井无赖，看见青年穿洋服，学外国话了，便冷笑道：“可惜鼻子还低，脸孔也不白”的那些话，并没有两样的。
自然，刘先生所反对的是“太欧化”。但“太”的范围是怎样的呢？他举出的前三法，古文上没有，谈话里却能有的，对人口谈，也都可以懂。只有将“子曰”改成“曰子”是决不能懂的了。然而他在他所反对的欧化文中也寻不出实例来，只好说是“‘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那么，这不是“无的放矢”吗？
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国粹学家痛恨鬼子气，但他住在租界里，便会写些“霞飞路”，“麦特赫司脱路”（５）那样的怪地名；评论者何尝要好奇，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