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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可是不大有人说好，最彻底的是不承认近来有真的批评家。即使承认，也大大的笑他们胡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往往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２），合就好，不合就坏。
但是，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办杂志可以号称没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实这正是圈子，是便于遮眼的变戏法的手巾。譬如一个编辑者是唯美主义者罢，他尽可以自说并无定见，单在书籍评论上，就足够玩把戏。倘是一种所谓“为艺术的艺术”的作品，合于自己的私意的，他就选登一篇赞成这种主义的批评，或读后感，捧着它上天；要不然，就用一篇假急进的好像非常革命的批评家的文章，捺它到地里去。读者这就被迷了眼。但在个人，如果还有一点记性，却不能这么两端的，他须有一定的圈子。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
然而批评家的批评家会引出张献忠考秀才的古典来：先在两柱之间横系一条绳子，叫应考的走过去，太高的杀，太矮的也杀，于是杀光了蜀中的英才。（３）这么一比，有定见的批评家即等于张献忠，真可以使读者发生满心的憎恨。但是，评文的圈，就是量人的绳吗？论文的合不合，就是量人的长短吗？引出这例子来的，是诬陷，更不是什么批评。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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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等论调，曾见于当时《现代》月刊所载的文章。如第四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一月）载刘莹姿《我所希望于新文坛上之批评家者》一文，说批评家“拿一套外国或本国的时髦圈子来套量作品的高低大小”，“这是充分地表明了我国新文坛尚无真挚伟大的批评家。”又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载苏汶《新的公式主义》一文中说：“友人张天翼君在他的短篇集《蜜蜂》的‘自题’里，对于近来的一些批评家，曾经说了几句很有趣的话，他说：‘他（指一位批评者——汶注）是不知从什么地方拿来了一个圈子，就拿这去套一切的文章。小了不合适，大了套不进：不行。恰恰套住：行。’”
（３）关于张献忠考秀才的说法，见清代彭遵泗的《蜀碧》一书：“贼诡称试士，于贡院前左右，设长绳离地四尺，按名序立，凡身过绳者，悉驱至西门外青羊宫杀之，前后近万人，笔砚委积如山。”
清明时节
清明时节，是扫墓的时节，有的要进关内来祭祖（２），有的是到陕西去上坟（３），或则激论沸天，或则欢声动地，真好像上坟可以亡国，也可以救国似的。
坟有这么大关系，那么，掘坟当然是要不得的了。（４）元朝的国师八合思巴（５）罢，他就深相信掘坟的利害。他掘开宋陵，要把人骨和猪狗骨同埋在一起，以使宋室倒楣。后来幸而给一位义士盗走了，没有达到目的，然而宋朝还是亡。曹操（６）设了“摸金校尉”之类的职员，专门盗墓，他的儿子却做了皇帝，自己竟被谥为“武帝”，好不威风。这样看来，死人的安危，和生人的祸福，又仿佛没有关系似的。相传曹操怕死后被人掘坟，造了七十二疑冢（７），令人无从下手。于是后之诗人（８）曰：“遍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于是后之论者（９）又曰：阿瞒老奸巨猾，安知其尸实不在此七十二冢之内乎。真是没有法子想。
阿瞒虽是老奸巨猾，我想，疑冢之流倒未必安排的，不过古来的冢墓，却大抵被发掘者居多，冢中人的主名，的确者也很少，洛阳邙山（１０），清末掘墓者极多，虽在名公巨卿的墓中，所得也大抵是一块志石（１１）和凌乱的陶器，大约并非原没有贵重的殉葬品，乃是早经有人掘过，拿走了，什么时候呢，无从知道。总之是葬后以至清末的偷掘那一天之间罢。
至于墓中人究竟是什么人，非掘后往往不知道。即使有相传的主名的，也大抵靠不住。中国人一向喜欢造些和大人物相关的名胜，石门有“子路止宿处”（１２），泰山上有“孔子小天下处”（１３）；一个小山洞，是埋着大禹（１４），几堆大土堆，便葬着文武和周公（１５）。
如果扫墓的确可以救国，那么，扫就要扫得真确，要扫文武周公的陵，不要扫着别人的土包子，还得查考自己是否周朝的子孙。于是乎要有考古的工作，就是掘开坟来，看看有无葬着文王武王周公旦的证据，如果有遗骨，还可照《洗冤录》（１６）的方法来滴血。但是，这又和扫墓救国说相反，很伤孝子顺孙的心了。不得已，就只好闭了眼睛，硬着头皮，乱拜一阵。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１７）单是扫墓救国术没有灵验，还不过是一个小笑话而已。
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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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进关内来祭祖一九三四年四月四日《大晚报》载：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要求在清明节入关祭扫清代皇帝的坟墓。此事在当时曾引起人们的愤慨。
（３）到陕西去上坟一九三四年四月七日《申报》载：清明节时，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等同西安军政要人及各界代表前往陕西咸阳、兴平祭扫周文王、汉武帝等陵墓，“民众参观者人山人海，道为之塞，……诚可说是民族扫墓也。”
（４）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戴季陶在西安致电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等，以“培植民德”为由，反对“研究国学科学诸家，……发掘古墓，寻取学术材料”，要求政府“通令全国，凡一切公然发墓取物者，无论何种理由，一律依刑律专条严办。”当时曾遭到学术界的强烈反对。
（５）八合思巴（１２３５—１２８０）即八思巴，本名罗卓坚参，吐蕃萨斯迦（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专区萨迦）人。佛教高僧。元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封为“国师”。按发掘宋陵的是元代江南释教总统（佛教首领）杨琏真迦，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发宋陵寝》记：元至元十五年（１２７８）十二月，杨琏真伽率徒役在浙江绍兴等地发掘宋代诸皇陵墓，“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柙，焚其胔，弃骨草莽间”；并下令“裒陵骨，杂置牛马枯骼中，筑一塔压之，名曰镇南。”当时有儒生唐珏、林德阳分别收拾埋藏宋帝遗骸，被称为“义士”。（６）曹操（１５５—２２０）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他的儿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他为魏武帝。关于设“摸金校尉”事，见汉末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肃恭，而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躶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７）曹操造七十二墓事，见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五：“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疑冢也。”
（８）后之诗人指宋代俞应符。他在咏曹操诗中说：“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垅。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载《南村辍耕录·疑冢》）
（９）后之论者指明代王士性，他在《豫志》中说：“余谓以操之多智，即七十二冢中，操尸犹不在也。”
（１０）邙山在河南洛阳城北，东汉至唐宋等朝的王侯公卿多葬在那里。这些坟墓历代被人屡次发掘，晋代张载《七哀诗》就说到：“北邙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季世丧乱起，贼盗如豺虎；毁壤过一杯，便房启幽户；珠柙离玉体，珍宝见剽虏。”
（１１）志石古代放在墓中镌有死者事略的石刻。下底上盖，底石刻有关于死者生平的铭文，盖石刻有“某某之墓”字样，以便后来山丘变化时得以辨识死者。
（１２）“子路止宿处”《论语·宪问》中载有“子路宿于石门”的话，后人就在山西平定附近石门的地方建立“子路止宿处”石碑；但据《论语》汉代郑玄注：“石门，鲁城外门也。”（１３）“孔子小天下处”《孟子·尽心》有“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的话，后人就在泰山顶上竖立“孔子小天下处”的石碑。
（１４）指浙江绍兴城南会稽山麓的禹穴。
（１５）文武周公墓，过去相传在陕西咸阳城西北。但唐代萧德言等撰写的《括地志》则说：周文王、武王墓都“在雍州万年县（今陕西临潼渭水北）西南二十八里原上”。并认为在咸阳西北一十四里的是秦惠文王陵，在咸阳西十里的是秦悼武王陵，“俗名周武王陵，非也。”（１６）《洗冤录》亦名《洗冤集录》，宋代宋慈著，共五卷，是一部关于检验尸体的书。滴血认亲见该书卷一《滴血》：“父母骸骨在他处，子女欲相认，令以身上刺出血滴骨上。亲生者，则血入骨，非则否。”这一说法不合乎科学。
（１７）“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孔丘的话，见《论语·为政》。宋代朱熹注：“非其鬼，谓非其所当祭之鬼。”
商贾的批评
中国现今没有好作品，早已使批评家或胡评家不满，前些时还曾经探究过它的所以没有的原因。结果是没有结果。但还有新解释。林希隽（２）先生说是因为“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去作“杂文”了，所以也害得做不成莘克莱或托尔斯泰（《现代》九月号）。还有一位希隽（３）先生，却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