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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晚是十点钟睡觉。好好地休息，第二天再好好地工作。”
最标准的一天，穿衣服洗脸是为了个人的体面。看报，吸收政府的宣传，是为国家尽责任。工作，是为家庭尽责任。看朋友是“课外活动”，也是算分数的。吃饭，散步，运动，睡觉，是为了要维持工作效率。洗澡似乎是多余的——有太太的人，大约是看在太太面上罢？这张时间表，看似理想化，其实呢，大多数成家立业的人，虽不能照办，也都还不离谱儿。
汝良知道，他对于他父亲的谴责，就也是因为他老人家对于体面方面不甚注意。儿子就有权利干涉他，上头自然还有太太，还有社会。教科书上就有这样的话：“怎么这样慢呢？怎么这样急促呢？叫你去，为什么不去？叫你来，为什么不就来？你为什么打人家？你为什么骂人家？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为什么不照我们的样子做？为了什么缘故，这么不规矩？为了什么缘故，这么不正当？”于是教科书上又有微弱的申请：
“我想现在出去两个钟头儿，成吗？我想今天早回去一会儿，成吗？”于是教科书又怆然告诫自己：“不论什么事，总不可以大意。不论什么事，总不能称自己的心意的。”汝良将手按在书上，一抬头，正看见细雨的车窗外，电影广告牌上偌大的三个字：“自由魂”。
以后汝良就一直发着愣。电车摇耸镗答从马霍路驶到爱文义路。爱文义路有两棵杨柳正抽着胶质的金丝叶。灰色粉墙湿着半截子。雨停了。黄昏的天淹润寥廓，年青人的天是没有边的，年青人的心飞到远处去。可是人的胆子到底小。世界这么大，他们必得找点网罗牵绊。
只有年青人是自由的。年纪大了，便一寸一寸陷入习惯的泥沼里。不结婚，不生孩子，避免固定的生活，也不中用。
孤独的人有他们自己的泥沼。
只有年青人是自由的。知识一开，初发现他们的自由是件稀罕的东西，便守不住它了。就因为自由是可珍贵的，它仿佛烫手似的——自由的人到处磕头礼拜求人家收下他的自由。……
汝良第一次见到这一层。他立刻把向沁西亚求婚的念头来断了。他愿意再年青几年。
他不能再跟她学德文了，那太危险。他预备了一席话向她解释。那天中午，他照例到她办公室里去，门一开，她恰巧戴着帽子夹着皮包走出来，险些与他撞个满怀。沁西亚喔了一声，将手按在嘴上道：“你瞧我这记性！要打电话告诉你别来的，心里乱乱的，就给忘了！今儿我打算趁吃中饭的时候出去买点东西，我们休息一天罢。”
汝良陪她走了出来，她到附近的服装店里看了几件睡衣，晨衣，拖鞋，打听打听价格。咖啡馆橱窗里陈设着一只三层结婚蛋糕，标价一千五。她停住脚看看，咬了一回指甲，又往前走去。走了一段路，向汝良笑道：“你知道？我要结婚了。”
汝良只是望着她，说不出话来。沁西亚笑道：“说：‘恭喜你。’”
汝良只是望着她，心里也不知道是如释重负还是单纯的惶骇。
沁西亚笑道：“‘恭喜’。书上明明有的。忘了么？”汝良微笑道：“恭喜恭喜。”沁西亚道：“洋行里的事，夜校里的事，我都辞掉了。我们的书，也只好搁一搁，以后——”汝良忙道：“那当然。以后再说罢。”沁西亚道：“反正你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汝良道：“那是你母亲家里。你们结婚之后住在什么地方？”沁西亚很迅速地道：“他搬到我们家来住。暂时的，现在房子真不容易找。”汝良点头道是。他们走过一家商店，橱窗上涂了大半截绿漆。沁西亚笔直向前看着，他所熟悉的侧影反衬在那强烈的戏剧化的绿色背景上，异常明晰，仿佛脸上有点红，可是没有喜色。
汝良道：“告诉我，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沁西亚的清浅的大眼睛里藏不住一点心事。她带着自卫的，戒备的神气，答道：“他在工部局警察所里做事。我们从小就在一起的。”汝良道：“他是俄国人？”沁西亚点点头。汝良笑道：“他一定很漂亮？”沁西亚微笑道：“很漂亮。结婚那天你可以看见他。你一定要来的。”
仿佛那是世上最自然的事——一个年青漂亮的俄国下级巡官，从小和她在一起的。可是汝良知道：如果她有较好的机会的话，她决不会嫁给他。汝良自己已经是够傻的，为恋爱而恋爱。难道他所爱的女人竟做下了更为不可挽回的事么——为结婚而结婚？
他久久没有收到请帖，以为她准是忘了给他寄来，然而毕竟是寄来了——在六月底。为什么耽搁了这些时？是经济上的困难还是她拿不定主意？
他决定去吃她的喜酒，吃得酩酊大醉。他没有想到没有酒吃。
俄国礼拜堂的尖头圆顶，在似雾非雾的牛毛雨中，像玻璃缸里醋浸着的淡青的蒜头。礼拜堂里人不多，可是充满了雨天的皮鞋臭。神甫身上披着平金缎子台毯一样的氅衣，长发齐肩，飘飘然和金黄的胡须连在一起，汗不停地淌，须发兜底一层层湿出来。他是个高大俊美的俄国人，但是因为贪杯的缘故，脸上发红而浮肿。是个酒徒，而且是被女人宠坏了的。他瞌睡得睁不开眼来。
站在神甫身边的是唱诗班领袖，长相与打扮都跟神甫相仿佛，只是身材矮小，喉咙却大，激烈地连唱带叫，脑门子上挣得长汗直流，热得把头发也脱光了。
圣坛后面悄悄走出一个香伙来，手持托盘，是麻而黑的中国人，僧侣的黑袍下露出白竹布裤子，赤脚趿着鞋。也留着一头乌油油的长发，人字式披在两颊上，像个鬼，不是《聊斋》上的鬼，是义冢里的，白蚂蚁钻出钻进的鬼。
他先送了交杯酒出来，又送出两只皇冕。亲友中预先选定了两个长大的男子高高擎住了皇冕，与新郎新娘的头维持着寸许的距离。在那阴暗，有气味的礼拜堂里，神甫继续诵经，唱诗班继续唱歌。新郎似乎局促不安。他是个浮躁的黄头发小伙子，虽然有个古典型的直鼻子，看上去没有多大出息。他草草地只穿了一套家常半旧白色西装。新娘却穿着隆重的白缎子礼服，汝良身旁的两个老太太，一个说新娘的礼服是租来的，一个坚持说是借来的，交头接耳辩了半日。
汝良不能不钦佩沁西亚，因而钦佩一切的女人。整个的结婚典礼中，只有沁西亚一个人是美丽的。她仿佛是下了决心，要为她自己制造一点美丽的回忆。她捧着白蜡烛，虔诚地低着头，脸的上半部在障纱的影子里，脸的下半部在烛火的影子里，摇摇的光与影中现出她那微茫苍白的笑。她自己为自己制造了新嫁娘应有的神秘与尊严的空气，虽然神甫无精打彩，虽然香伙出奇的肮脏，虽然新郎不耐烦，虽然她的礼服是租来的或是借来的。她一辈子就只这么一天，总得有点值得一记的，留到老年时去追想。汝良一阵心酸，眼睛潮了。
礼仪完毕之后，男女老少一拥上前，挨次和新郎新娘接吻，然后就散了。只有少数的亲族被邀到他们家去参加茶会。
汝良远远地站着，怔了一会。他不能够吻她，握手也不行——他怕他会掉下泪来。他就这样溜走了。
两个月后，沁西亚打电话给他，托他替她找个小事，教英文，德文，俄文，或是打字，因为家里待着闷的慌。他知道她是钱不够用。
再隔了些时，他有个同学要补习英文，他打电话通知沁西亚，可是她病了，病的很厉害。
他踌躇了一天一夜，还是决定冒昧地上门去看她一次，明知道他们不会让一个生人进她的卧房去的，不过尽他这点心罢了。凑巧那天只有她妹妹丽蒂亚在家，一个散漫随便的姑娘，长得像跟她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就是发酵粉放多了，发得东倒西歪，不及她齐整。丽蒂亚领他到她房里去，道：“是伤寒症。医生昨天说难关已经过去了，险是险的。”
她床头的小橱上放着她和她丈夫的双人照。因为拍的是正面，看不出她丈夫那古典美的直鼻子。屋子里有俄国人的气味。沁西亚在枕上两眼似睁非睁蒙卑地看过来。对于世上一切的漠视使她的淡蓝的眼睛变为没有颜色的。她闭上眼，偏过头去。她的下巴与颈项瘦到极点，像蜜枣吮得光剩下核，核上只沾着一点毛毛的肉衣子。可是她的侧影还在，没大改——汝良画得熟极而流的，从额角到下颔那条线。
汝良从此不在书头上画小人了。他的书现在总是很干净。
（一九四四年一月）
殷宝滟送花楼会
殷宝滟送花楼会——列女传之一
门铃响，我去开门。门口立着极美的，美得落套的女人，大眼睛小嘴，猫脸圆中带尖，青灰细呢旗袍，松松笼在身上，手里抱着大束的苍兰，百合，珍珠兰，有一点儿老了，但是那疲乏仿佛与她无关，只是光线不好，或是我刚刚看完了一篇六号字排印的文章。
“是爱玲罢？”她说，“不认得我了罢？”
殷宝滟，在学校里比我高两班，所以虽然从未交谈过，我也记得很清楚。看上去她比从前矮小了，大约因为我自己长高了许多。在她面前我突然觉得我的高是一种放肆，慌张地请她进来，谢谢她的花。“为什么还要带花来呢？这么客气！”
我想着，女人与女人之间，而且又不是来探病。
“我相信送花。”她虔诚地说，解去缚花的草绳，把花插在瓶中。我让她在沙发上坐下，她身体向前倾，两手交握，把她自己握得紧紧地，然而还是很激动。“爱玲，像你这样可是好呀，我看到你所写的，我一直就这样说：我要去看看爱玲！
我要去看看爱玲！我要有你这样就好了！”不知道为什么，她眼睛里充满了眼泪，饱满的眼，分得很开，亮晶晶地在脸的两边像金刚石耳环。她偏过头去，在大镜子里躲过苍兰的红影子，察看察看自己含泪的眼睛，举起手帕，在腮的下部，离眼睛很远的地方，细心地擦了两擦。
宝滟在我们学校里只待过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