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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雨却潮水似地高起来，呜呜叫嚣，然后又是死寂中的一阵哭闹，再接着一阵风声雨声，各不相犯，像舞台上太显明地加上去的音响效果。
阿小拖过绒线衫来替百顺盖盖好，想起从前同百顺同男人一起去看电影，电影里一个女人，不知怎么把窗户一推，就跨了出去；是大风雨的街头，她歪歪斜斜在雨里奔波，无论她跑到哪里，头上总有一盆水对准了她浇下来。阿小苦恼地翻了个身，在枕头那边，雨还是哗哗下，一盆水对准了她浇下来。她在雨中睡着了。
将近午夜的时候，哥儿达带了女人回来，到厨房里来取冰水。电灯一开，正照在大菜台上，百顺睡梦里唔唔呻吟，阿小醒了，只做没醒。她只穿了件汗衫背心，条纹布短裤，侧身向里，瘦小得像青蛙的手与腿压在百顺身上，头上的两只苍蝇，叮叮地朝电灯泡上撞。哥儿达朝她看了一眼。这阿妈白天非常俏丽有风韵的，卸了装却不行。他心中很觉安慰，因为他本来绝对没有沾惹她的意思；同个底下人兜搭，使她不守本分，是最不智的事。何况现在特殊情形，好的佣人真难得，而女人要多少有多少。
哥儿达捧了一玻璃盆的冰进去。女人在房里呵呵笑着，她喝下的许多酒在人里面晃荡晃荡，她透明透亮地成了个酒瓶，香水瓶，躺在一个盒子的淡绿碎鬈纸条里的贵重的礼物。门一关，笑声听不见了，强烈的酒气与香水香却久久不散。厨下的灯灭了，苍蝇又没头没脑扑上脸来。
雨仿佛已经停了好一会。街上有人慢悠悠叫卖食物，四个字一句，不知道卖点什么，只听得出极长极长的忧伤。一群酒醉的男女唱着外国歌，一路滑跌，嘻嘻哈哈走过去了；沉沉的夜的重压下，他们的歌是一种顶撞，轻薄，薄弱的，一下子就没有了。小贩的歌，却唱彻了一条街，一世界的烦忧都挑在他担子上。
第二天，阿小向开电梯的打听楼上新娘子为什么半夜三更寻死觅活大闹。开电梯的诧异道：“哦？有这事么？今天他们请客，请女家的人，还找了我去帮忙哩。”还是照样地请了客。
阿小到阳台上晾衣服，看见楼下少爷昨晚乘凉的一把椅子还放在外面。天气骤冷，灰色的天，街道两旁，阴翠的树，静静的一棵一棵，电线杆一样，没有一点胡思乱想。每一株树下团团围着一小摊绿色的落叶，乍一看如同倒影。
乘凉仿佛是隔年的事了。那把棕漆椅子，没放平，吱格吱格在风中摇，就像有个标准中国人坐在上头。地下一地的菱角花生壳，柿子核与皮。一张小报，风卷到阴沟边，在水门汀栏杆上吸得牢牢地。阿小向楼下只一瞥，漠然想道：天下就有这么些人会作脏！好在不是在她的范围内。
（一九四四年九月）
年青的时候
年青的时候
潘汝良读书，有个坏脾气，手里握着铅笔，不肯闲着，老是在书头上画小人，他对于图画没有研究过，也不甚感兴趣，可是铅笔一着纸，一弯一弯的，不由自主就勾出一个人脸的侧影，永远是那一个脸，而且永远是向左。从小画惯了，熟极而流。闭着眼能画，左手也能画，唯一的区别便是：右手画得圆溜些，左手画得比较生涩，凸凹的角度较大，显得瘦，是同一个人生了场大病之后的侧影。
没有头发，没有眉毛眼睛，从额角到下巴，极简单的一条线，但是看得出不是中国人——鼻子太出来了一点，汝良是个爱国的好孩子，可是他对于中国人没有多少好感。他所认识的外国人是电影明星与香烟广告肥皂广告俊俏大方的模特儿，他所认识的中国人是他的父母兄弟姊妹。他父亲不是个坏人，而且整天在外面做生意，很少见到，其实也还不至于讨厌。可是他父亲晚餐后每每独自坐在客堂间喝酒，吃油炸花生，把脸喝得红红的，油光贼亮，就像任何小店的老板。
他父亲开着爿酱园，也是个店老板，然而……既做了他的父亲，就应当是个例外。
汝良并不反对喝酒。一个人，受了极大的打击，不拘是爱情上的还是事业上的，踉踉跄跄扶墙摸壁走进酒吧间，爬上高凳子，沙嗄地叫一声：“威士忌，不搁苏打！”然后用手托住头发起怔来，头发颓然垂下一绺子，扫在眼睛里，然而眼睛一瞬也不瞬，直瞪瞪，空洞洞——那是理所当然的，可同情的。虽然喝得太多也不好，究竟不失为一种高尚的下流。
像他父亲，却是猥琐地从锡壶里倒点暖酒在打掉了柄的茶杯中，一面喝，一面与坐在旁边算帐的母亲聊天，他说他的，她说她的，各不相犯。看见孩子们露出馋相了，有时还分两颗花生给他们吃。
至于母亲，母亲自然是一个没受过教育，在旧礼教压迫下牺牲了一生幸福的可怜人，充满了爱子之心，可是不能够了解他，只懂得为他弄点吃的，逼着他吃下去，然后泫然送他出门，风吹着她的飘萧的白头发。可恶的就是：汝良的母亲头发还没白，偶然有一根两根白的，她也喜欢拔去。有了不遂心的事，并不见她哭，只见她寻孩子的不是，把他们怄哭了。闲下来她听绍兴戏，叉麻将。
汝良上面的两个姊姊也和他一般地在大学里读书，涂脂抹粉，长的不怎么美而不肯安分。汝良不要他姊姊那样的女人。
他最看不上眼的还是底下那一大群弟妹，脏，惫赖，不懂事，非常孩子气的孩子。都是因为他们的存在，父母和姊姊每每忘了汝良已经大了，一来便把他们混作一谈，这是第一件使他痛心疾首的事。
他在家里向来不开口说话。他是一个孤伶伶的旁观者。他冷眼看着他们，过度的鄙夷与淡漠使他的眼睛变为淡蓝色的了，石子的青色，晨霜上的人影的青色。
然而谁都不觉得。从来没有谁因为他的批评的态度而感到不安。他不是什么要紧的人。
汝良一天到晚很少在家。下课后他进语言专修学校念德文，一半因为他读的是医科，德文于他很有帮助，一半却是因为他有心要避免同家里人一桌吃晚饭——夜校的上课时间是七点到八点半。像现在，还不到六点半，他已经坐在学生休息室里，烤着火，温习功课。
休息室的长台上散置着几份报纸与杂志，对过坐着个人，报纸挡住了脸。不会是学生——即使是程度高的学生也不见得看得懂德文报纸。报纸上的手指甲，红蔻丹裂痕斑驳。汝良知道那一定是校长室里的女打字员。她放下报纸，翻到另一页上，将报纸折叠了一下，伏在台上看。头上吊下一嘟噜黄色的鬈发，细格子呢外衣，口袋里的绿手绢与衬衫的绿押韵。
上半身的影子恰巧落在报纸上。她皱皱眉毛，扭过身去凑那灯光。她的脸这一偏过去，汝良突然吃了一惊，她的侧面就是他从小东涂西抹画到现在的唯一的侧面，错不了，从额角到下巴那条线。怪不得他报名的时候看见这俄国女人就觉得有点眼熟。他再也没想到过，他画的原来是个女人的侧影，而且是个美丽的女人。口鼻间的距离太短了，据说那是短命的象征。汝良从未考虑过短命的女人可爱之点，他不过直觉地感到，人中短了，有一种稚嫩之美。她的头发黄得没有劲道，大约要借点太阳光方才是纯正的，圣母像里的金黄。
唯其因为这似有如无的眼眉鬓发，分外显出侧面那条线。他从心里生出一种奇异的喜悦，仿佛这个人整个是他手里创造出来的。她是他的。他对于她，说不上喜欢不喜欢，因为她是他的一部分。仿佛他只消走过去说一声：“原来是你！你是我的，你不知道么？”便可以轻轻掐下她的头来夹在书里。
他朝她发怔，她似乎有点觉得了。汝良连忙垂下眼去看书。书头上左一个右一个画的全是侧面，可不能让她看见了，她还以为画的是她呢！汝良性急慌忙抓起铅笔来一阵涂，那沙沙的声音倒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探过身来向他书上望了一望，笑道：“很像。像极了。”汝良嗫嚅着不知说了点什么，手里的笔疾如风雨地只管涂下去，涂黑了半张书。她伸手将书往那边拉，笑道：“让我瞧瞧。要不我也不认识自己的侧面——新近拍了照，有一张是半边脸的，所以一看见就知道是我。画的真不错，为什么不把眼睛嘴给补上去呢？”
汝良没法子解释说他不会画眼睛同嘴，除了这侧面他什么都不会画。她看了他一眼，见他满脸为难的样子，以为他说不惯英文，对答不上来，便搭讪道：“今天真冷，你是骑自行车来的么？”汝良点头道：“是的。晚上回去还要冷。”她道：
“可不是，真不方便。你们是哪个先生教？”汝良道：“施密德。”
她道：“教的还好么？”汝良又点点头，道：“就是太慢，叫人不耐烦。”她道：“那他也是没法子。学生程度不齐，有些人赶不上。”汝良道：“随班上课，就是这点不好，不比私人教授。”她将手支着头，随意翻着书，问道：“你们念到哪儿了？”
掀到第一页，她读出他的名字道：“潘汝良。……我叫沁西亚·劳甫沙维支。”她提起笔来待要写在空白上，可是一点空白也没有剩下了，全画满了侧面，她的侧面。汝良眼睁睁看着，又不能把书给抢过来，自己兜脸彻腮涨得通红。沁西亚的脸也红了，像电灯罩上歇了个粉红翅的飞蛾，反映到她脸上一点最轻微的飘忽的红色。她很快地合上了书，做出随便的神气，另在封面上找了块空地将她的名字写给他看。
汝良问道：“你一直住在上海？”沁西亚道：“小时候在哈尔滨。从前我说的一口的中国话呢，全给忘了。”汝良道：
“那多可惜！”沁西亚道：“我还想从头再学起来呢。你要是愿意教我的话，我们倒可以交换一下，我教你德文。”汝良笑道：
“那敢情好！”正说着，上课铃朗朗响起来了，汝良站起身来拿书，沁西亚将手按在书上，朝他这面推过来，笑道：“这样：
明天晌午你要是有空，我们就可以上一课试试。你到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