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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后忍不住皱皱眉，说：“我好像看见一个杂志上已经发表过一篇小说，就是这个故事。”
“是吗？太遗憾了！这么好个题材叫别人抢走了！”他丧气地说。我说：“咱还是按咱原来说的构思。”
志明说：“我今天脑子有点乱，咱改天再说吧……哎，你不是说你有个女朋友在林业学院想留校吗？咱干脆现在找我妈去。这事宜早不宜迟！你到《北方》去的事我已经给我妈说了。本来你两口子的事当时可以一块说，但我妈对这些事已经烦透顶了，只好先把你的说了……咱现在去呢！”
我很高兴志明的提议。我正是为此事而来。正是为了我和小芳的前途，我才耐着心和我的这个浅薄的朋友胡扯了这么许多。我们于是一同骑着自行车去省教育局。
到了教育局大门口，我要下车，志明说别麻烦了，下来还要登记，闯进去就行了。
我们刚进了大门口，就被门房老头在后面喝住了。他有点恼怒地喊：“年轻人连个规矩都不懂！怎么一闯就进去了？你们找谁？”我们尴尬地下了车，志明说：“我找我妈！”
老头气呼呼问：“你妈是谁？”
“高建芳！”“不管找谁都要登记！”老头不客气地说。
我们只好又退回去在门房登记完，才被允许进了院内的办公大楼。志明母亲是个大个子女人，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穿着一身普通的干部服，看起来是一个很有魄力的领导。
当志明把我介绍给她时，她从椅子上欠起身和我握了握手。那手是生硬的，带着一种勉强，就像握住的是一个扫帚把。大概找她的人太多了，正如志明所说的：“烦透顶了。”
志明给他母亲说明了来意。我在志明说话的过程中，又及时作了一些必要的补充。
分配办主任眼睛厌烦地瞪着志明，听他说完。
她然后转向我，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态度平静地说：“类似的要求很多。大学生分配中谁去哪里，除个别特殊情况以外，权限都在各院校。我们没有权力直接干涉各院校的分配，因此我很难帮助你……”
我脑子“嗡”地响了一声：这下全完了！
我看了看志明，他若无其事坐在那里翻一本《中国妇女》杂志。我低下头，坐在那里窘迫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像专门被传来受审的犯人一样。我在心里抱怨志明：既然是这样，他为什么要把我带来见这位铁面无私的法官呢？
那位法官又继续宣判道：“我这里不能搞这些不正之风。全省几十万大学生，如果这样一搞，岂不乱了套？再说，就是可以照顾个别人，但这传出去也会影响许多人的分配，到时不是给报纸写信揭发，就是到省纪委去告状，甚至结伙来我们这里闹……”我还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脑门子上已经冒出了汗水。我真想一拧身就走。这时候，我听见志明说：“妈，算了别说这些话了，都快下班了，我们还要回学校去……”
我听见这话，赶快站起来准备走。
志明母亲却拿起笔，从桌子上翻开一个笔记本，问我：“你的女朋友是哪个大学的？学什么专业？叫什么名字？”
希望之光一瞬间便像闪电一般照亮了我的眼睛。我赶忙一一回答了她的提问。我看见她把这些都写在了那个笔记本上。我她不容易才逃出了这个折磨人的地方。
路上，我对志明说：“根据你母亲的态度，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志明却大笑了，说：“我妈那些话已在她心中录成了磁带，对来的任何人都要放一遍的。可怜的人！你竟然被这位牧师神圣的布道词快吓昏了！你放心，她该办的事会办，否则她为什么要记在笔记本上？”
我脑子里又“嗡”地一声，几乎把自行车都骑到了人行道上……生活啊，你又给我上了一堂课！
五（郑小芳）
我怎么也想不到，生活一下子发生了这么些变化——或者说，我的薛峰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变化无疑直接影响到了我。我怎么办？如果在我们小时候，要是薛峰坚持要干什么事，我就是心里不情愿，也会毫不犹豫跟着他去干的。可是现在不行。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我二十三岁，并且即奖大学毕业。更何况，这是一些多么重大的事，能随随便便附和他吗？我想，一个人在这么大的年龄还缺乏主见，还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那说不定一生都要成为一个可怜虫。
我不能同意薛峰的意见留在这个城市，并不是我对这城市抱有成见。不，在学习、生活以至其它许多方面，这里的条件无疑要好得多。我坚持要去的那个地方是无法和这里比较的。我之所以坚持要去北方的沙漠，不仅仅是那里更需要我所学的专业知识，同时也是我自己的生活观点所决定的。我内心强烈要求我这样做。说句笑话，如果我已经是个老太婆，说不定我会愿意留在这里过一种较为舒适的生活。我现在正年轻，我愿意自己的青春在一种激荡的生活中度过；我愿意过一种充满创造乐趣、更为纯洁的生活。我知道为此要付出一些代价，要牺牲许多世俗的享乐。这一切对于在这个城市生活惯了的某些青年也许是可怕的。
可是，我的薛峰为什么也惧怕了，退缩了？
我怎么也想不通他现在会这样。
记得小时候上学时，我们在大热天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上山去砍柴，又饿又渴不算，连个歇凉的地方都没有，一架山上不长一棵树。在火辣辣的阳光下，我们望着那些光秃秃的山梁，说过我们长大后要在这里栽许多树，而且是果树；不光人能歇荫凉，还要叫树上结满果子。
到高中时，这个愿望仍然纠缠着我们。我们商量好考大学时都报林业学院。薛峰后来改变志愿报考师大完全是因为另外一件事。那年，我们在小学时的一个同学由于没能进入县立中学，在社办中学读完初中后就回去当农民了——没有考上高中。
他十八岁就结婚了。结婚那天，他请我们在小学同过学的人去“过事情”。
十几个小时候一块玩大的青年聚在一起，其间除过我和薛峰上高中，他们现在全都当了农民。严格说来，我们当时还都是孩子，却为我们其中的一个举行婚礼了。大家聚在一起，百感交集。有一个同学说，如果农村教育条件好一些，大家说不定现在还都在读书，可是……他说着便哭了，结果惹得所有的人都哭了，使得这场喜事办得像丧事一样。办喜事的那个同学的父亲把我们臭骂了一通。
回校以后，我和薛峰谈起这件事，都很伤心。薛峰当时说：“小芳，你将来还是上林业学院，让我上师范大学。毕业后咱们回来，你给咱栽树，我要为改变咱们山区落后的教育出一把力。我要当中学教师，将来最好能当个中学校长。我要鼓励我的所有学生都报考师范大学，让他们回来发展咱山区的教育事业……你将来当个林业站长什么的……”
我当时心里在充满了多么巨大的激情！虽然我们是两个孩子，但我们能为自己认识到自己应该肩负起什么样的巨大的责任而感到幸福和自豪。说实话，这一切使我们从那时起，心里就充满了为某种事业献身的庄严感。它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性情，使我人不再像过去那样任性的孩子气了。我们拼命学习，眼睛盯着我们的未来……我们如愿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考上了大学。可是现在，薛峰却猛然要皈依另外一种生活信仰了。
是猛然吗？细细想起来，他身上这种弯化的迹象早已开始显露，只不过是爱情那绚丽的面纱遮住了我的睛情，使我没有认真地看待这些。这些迹象是什么呢？具体的例子我现在几乎举不出来。但我肯定早已察觉到了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变化。我的过错在于未能及时向他指出并且帮助他认识和克服这些不良倾向。结果导致了现在这样一种局面。
我知道，现在对他来说，重要的还不是留不留城市的问题，而是像通常人们说的：应该怎样做人。
无疑，在我看来，一种有害的东西已经渗入了他的意识。那天在水渠边，我发现他的眼睛都有点混混浊浊的样子。这多么叫人害怕，叫人难过。我知道，这样下去，他说不定将来会变成一个设机钻营、玩世不恭的市侩！
我决定明天找他再好好谈谈。是的，本来今天就应该去，但系里要开干部会，我是班长，必须参加。
下午开完会，我从会议室出来，看见李虹正急匆匆推着她的自行车从对面过来。我和她打招呼，她却把头扭到一边不理我。我看见她一脸怒气从我身边过去了。
我感到非常惊讶。李虹为哈这样对待我？我心想，是不是她家里出了啥事，以致无心和我说话？
我很快打问明白了：她那反常的情绪原来还是因为我。
有人告诉我：现在大家都纷纷传说我又突然改变主意，要留校了，因此又把已经确定留校的李虹分配到了离省城不远的一个山区林场；而原来想去那个林场的一个男同学，却被分配到了我原来要求去的那个沙漠地区。
受到伤害的这两位同学，原来都和我关系很好。可是，现在一下子就变成了我的仇人。他俩降过在班上的同学中间散布我的各种谣言外，同时骑着车子到处告我的状，并且要求组织重新恢复他们曾经得到过的东西，否则，决不罢休！
刹那间，一贯在同学们中间受到尊敬的我，马上就变成了一个伪君子、假先进。我受到了普遍的讥讽、挖若和攻击。
天啊，这是怎一回事？我糊涂了：是谁又把我留在了学校呢？而这个变化事先根本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
后来，我才一下子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是的，这肯定是薛峰利用岳志明母亲的关系而干出的事！
气愤和委屈顿进填满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