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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他们就有劲了！
王阳明说：“不有老成，其何能国？”《诗经》里说：“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一些古代的“年老成德之人”的确给了我们不少的典型，在古希腊时代，潜主庇西斯屈特斯（Pisistratus）怒问智者索伦（Solon）：“你仗着什么，竟这样勇敢的反抗我？”索伦平静地答他道：“老年。”这些老骨头们的高风亮节真使我们倾倒！一个人到了“七十老翁何所求”的年纪，以他的身分。地位与安全性，若还“以耽沉之利，欲役者朽之筋骸”，该是一件多么可耻、多么懦夫、多么不可饶恕的事！
所以，当我们想到八十一岁的柏拉图死时还拿着笔、八十六岁的胡佛每周还工作八十四小时、九十四岁的伊梭格拉底斯（Isocrates）还绝食殉道，再回头看看我们这种一面通宵打牌、一面“我老了，看你们的了”的传统、一面庸德之行庸言之谨、一面舞着棒子“杖于朝”的传统，我们能本笑洋鬼子傻瓜吗？
王洪钧先生在文章里面又说：
我无意批评年轻人。老实说，不去分析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去了解他们所受的教育，光是指摘他们，都是不公平的。
王先生站在一个中年人的立场，他当然可以原谅青年人，可是青年人若站在一个爱真理胜于爱老师的立场，他不能不对莎士比亚笔下fullofcare的老先生说几句“不知忌讳”的话，也正如王先生所说的：
这些话，好像是牢骚，但也是不得不发的牢骚。因为问题既已存在，与其加以旅糊，不如把它戳穿。戳穿之后，我们才能了解到它的严重，才能去思索、才能去解决。
现在一般情形，好像只有老年为青年的安排与教训．没有青年自己（真正的自己，不是“代表”的“模范青年”）的心声，与王先生的文章同期，还有一篇曾约农的《为青少年陈情》，他老先生别具只眼，觉得“推青年所希冀者，不外五端”，其中“训育从严”、“生活辅导”、“青年立法”等，“皆出于一般青年内心之要求而未公开表示者”，至少我个人，我认为曾老先生这种“推”法未免可怕，老年人竞这样“推”青年人，这样为青年人“陈情”，我们真领教他们对我们了解的厚度了（曾老先生若肯到中学参观参观那种中央集权整齐划一的平头教育，考察考察酷似警察局的训导处，看看那些“学生资料袋”，再向外看看大保学生的数目，大概他又会重读他爷爷那篇“原才”了）。
我发现在曾老先生的“五端”外，还有“外一端”，正是“青年所希冀者”，那就是老年人要我们听话，希望老年人也“垂听”一下我们的声音。虽然培根（FrancisBacon）早就说我们不适于判断，可是我们毕竟是一个窝里的人，毕竟一同参加这场接力赛，不要总是以为你们看我们都看得那么准，你们总该想想我们在用什么颜色的眼睛在看你们，至少你们该想一次。
索罗（HenrvDavidThoreau）在他的《华尔登》（Walden）的第一篇里，曾有过几段激烈批评老年人的文字，它们的神韵与气势是会被翻译毁坏的：
whatoldpeoplesayyoucannotdoyoutryandfindthatyoucan。Olddeedsforoldpeople，andnewdeedsfornew。
Ageisnobetter，hadllysowell，qualifiedforaninstructorasyouth，forithasnotprofitedsomuchasithaslost。
Practically，theoldhavenoveryimportantadvicetogivetheyoung。theirownexperiencehasbeensopartial；andtheirliveshavebeensuchmiserablefailures；forprivatereasons；astheyymustbelieve；anditmaybethattheyhavesomefaithleftwhichbeliesthatexperience；andtheyareonlylessyoungthantheywere。
老头子们说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可是你试一下，你就会发现你能。老的一套只该适合老家伙，新人该有新的一套。
一大把年纪很难构成做青年老师的好条件，因为它得不偿失、功不补患。
实际一点说，老年人不会有什么很重要的意见给青年人，他们自己的经验是那样支离破碎，他们的生活又那样惨败，他们必须知道这些都是咎由自取，也许他们还保留一些与经验并不符合的自信心，可是他们已经不够年轻了。
他更激烈地否定老年人：
Ihavelivedsomethirtyyearsonthispla；andlhaveyettohearthefirstsyllableofvaluableorevenearnestadvicefrommyseniors。Theyhavetoldmenothing；andprobably；cannottellmeanything，tothepurpose。Hereislife；anexperimenttoagreatextentuntriedbyme；butitdoesnotavailmethattheyhavetriedit．IfIhaveanyexperiencewhichlthinkvaluable；IamsuretoreflectthatthismyMentorssaidnothingabout。
我在这星球上活了三十年，从我的老前辈那儿，我还没听到可称得上有价值的或热情忠告的第一个音节，他们什么也没有告诉我，可能也告诉不了我什么中肯的话。这就是生命，一个大部分没被我体会过的经验，他们虽然体会过了，可是对我却没用。如果我得了什么我觉得有价值的经验，我一定会想：这个经验，我的“指导人”压根儿还没提过呢。
这些话足可以使老一辈的骂他忘恩负义了，可是他又接着向老人家施展了棒喝：
Youmaysaythewisestthingyoucan，oldman－
Youwhohavelivedseventyyears，notwithouthonourofa
kind，——Ihearanirresistiblevoicewhichinvitesmeaway
fromallthat。Onegenerationabandonstheenterprisesof
anotherlikestrandedvessels。
你可以说那些最聪明的话，老家伙——你活了七十年了，而且活得荣华富贵，——我却听到一种挡不住的呐喊，要求我不听你的话。这一代扔掉上一代的丰功伟业
就好像扔掉一条搁了浅的破船。
我不太觉得我们一定要过于刻毒地批判老年人，我也不大觉得我们一定要像放弃破船一般地放弃对他们的希望，他们之中，若真有竖起脊梁特立独行的皓首匹夫，我们还是愿意做执鞭之士的。读过《宋史》晏敦复传的人，都会看到下面这一段：
〔和议时，秦〕桧使所亲谕敦复曰：“公能曲从。两地旦夕可至。”敦复曰：“吾终不为身计误国家，况吾姜桂之性，到老愈辣，请勿言。”桧卒不能屈。
这是一面好镜子，在“水深波浪阔”的时代里，我们正需要一些有“姜桂之性”的老辣椒们来“训育”我们、“辅导”我们，“立”身教而为我们“法”，他们要我们苦干，至少他自己不躺在沙发上做学者；他要我们有骨气，至少他自己不是一个“善保千金躯”的乡愿；他要我们战斗，至少他自己要做《老人与海》里面的打鱼人。
一些老年人教青年人读经，他自己总该读过“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的话，即使他的歌声动人壮志可嘉，他也该问问青年人的意见，赖斯（CaleYoungRice）在《青年人向老人说的话》（Theyoungtotheold）里，他告诉老年人：
Youwhoareold，
Andhavefoughtthefighi，
Andhavewonorlostorleftthefight，
Weightusnotdown，
Withfearsoftheworld，aswerun！
你们老了。
打过了这场仗，
赢过，输过，又丢下了这场仗。
当我们在奔跑，
你们对世界的恐惧，
不能把我们吓倒。
可是，问号紧跟着我们，我们忍不住要问：有几位老年人肯听我们的话呢？有几位老年人能听我们的话呢？有几位老年人乐意谈谈接棒的问题呢？
从陆机的旧赋里，我们仿佛看到一批批的英气耿介声盖士林的青年人，他们一个个都从青丝老到了白发，他们还算是高明的人，虽然显得老惫，还能勉强维持最后一道防线，不太肯胡来，他们的“老气”不复以达工部所谓“横九州”的地位了，只好以望七之年，去做“横秋”的壮举了！老朽昏愦卖身投靠的一辈我们不必说，即以最开明一代的老先生而论，从写《人权与约法》时代的胡适之到写《容忍与自由》时代的胡适之；从《人权论集》时代的梁实秋到《远东英汉字典》时代的梁实秋，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他们转变的痕迹，弗洛斯特在他那首《预防》（Precution）里，说他年轻时不敢做一个急进派，因为怕他年老时变成一个保守派，我并非说胡适之与梁实秋已变成保守派，我是说，他们今日的“稳健”比起当年那种生龙活虎意气纵横的气概，是不大相称的！
公自平生怀直气。
谁能晚节负初心？死去的哲人的诗句已经替那些好学不倦、守经不变的耄勤之士指出一条危机，我们不惋惜钱谦益、章士钊的老不自爱，我们只惋惜黄梨洲、江亢虎的晚节难全！罗马史家李维（Livy）曾对西辟奥·阿弗里卡纳斯（ScipioAfricanus）批评道：
UltimaPrimiscedebant．（他的晚年不及他的早年。）环顾国中，有几个可爱的老年人能挡得住这种判决呢？
病情是指出来了，可是没有药方，答案不是没有，而是不需要一个越俎代庖的青年人来提供，至少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觉得我有资格去做评议员。对那些老不成器老不晓事的老爷们，我不愿再说什么，对那些老着脸皮老调重弹的老奸巨猾们，我也不愿再说什么，只是对那些以老当益壮自许、以老骥伏枥自命的老先生们，我忍不住要告诉你们说：我们不会抢你们的棒子，我们不要鸣鼓而攻我们的圣人的棒子，我们不稀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根真正崭新的棒子！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五日在碧潭山楼
附录（略——编者）
〔后记〕这篇《老年人和棒子》，原登在《文星》第四十九号（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一日台北出版），是我写给《文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