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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药、月经用品以及长筒靴、木展、拖鞋等所有穿的东西,帽盒、整整一抽屉饰物、手袋、挎包、小提箱、钱夹,总是叠放得整整齐齐的内衣、袜子、信——大凡散发她气息的东西尽皆荡然无存,甚至指纹都了无遗痕,我觉得。书箱和唱片架的大约三分之一也不翼而飞。那是她自己买的或我送给她的书和唱片。
打开影集一看,她的照片全都取下,一张没剩。我和她的合影,她那部分齐齐剪下,只有我剩了下来。我单人的照片和风景照动物照依然如故。这样,3册影集里收存的便成了被彻底修整了的过去。我总是孑然一身,其间点缀着山、河、鹿、猫的照片,简直就像生下来时一个人,迄今始终一个人,以后也一个人似的。我合上影集,吸两支烟。
我想长筒裙留下一条何尝不好,但这当然是她的问题,由不得我说三道四。她决意什么也不留下,我只有顺从而已。或者如她期望的那样,只好当她一开始就不存在。她不存在的地方,她的长筒裙也不存在。
我把烟灰缸浸入水中,关掉空调和收音机,又想了一通她的长筒裙,死心上床。
我答应离婚,她离开公寓已过去1个月了。这1个月几乎毫无意义。虚无缥缈的、犹如温吞吞的咖喱样的1个月。我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发生变化,实际上也什么都没变。
早上7点起床冲咖啡,烤面包片,出门上班,在外面吃晚饭,喝两三杯酒,回到家在床上看1个小时书,熄灯睡觉。周六周日不工作,一清早就开始转几家电影院打发时间。之后照常一个人吃晚饭,喝酒,看书睡觉。一个月我就是这样度过的,恰如某种人把月历上的数字一个个涂黑。
她的消失,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是无可奈何的,无非已经发生的事发生了罢了。哪怕我们4年过得再风调雨顺,那也已不再是重要问题,一如被抽去照片的影集。
与此同样,即使她同我的朋友长时间以来定期睡觉而某一天索性搬去同居,也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问题。那种事是完全可以发生并且实际上屡屡发生的。纵然她果真如此,我也并不觉得发生了什么特殊事件。说到底,那是她本身的问题。
“说到底,那是你本身的问题。”我说。
那是她提出离婚的6月间一个周日午后,我把啤酒罐的易拉环套在手指上玩弄。
“你是说怎么都无所谓?”她问,语调非常缓慢。
“也不是说怎么都无所谓。”我说,“只是说那是你本身的问题。”
“说实话,并不想和你分手。”她稍后说道。
“那,不分不就行了!”
“可是和你一起,哪里也到达不了的呀。”
往下她什么也没说,但我觉得她想说的不难明白。再过几个月我就30,她就26岁了。较之前路上将面临的物的规模,我们迄今所筑造的委实太微乎其微了,或者说是零。4年时间简直是在靠存款坐吃山空。
责任基本在我。我大约是不该同任何人结婚的。至少她不该同我结婚。
起初,她认为自己为社会所不容而我为社会所容。我们较为成功地扮演了各自的角色。然而在两人认为可以一直这样干下去的时候有什么坏掉了。尽管微不足道,但已无可挽回。我们置身于被拉长了的、平静的死胡同中。那是我们的尽头。
对于她,我成了已然失却之人。无论她怎样继续爱我,那都已是另一问题。我们过于习惯相互的角色了。我再也没有能够给予她的了。她本能地明白这一点,我凭经验了然于心。不管怎样都已无救。
这么着,她连同几件筒裙一起从我面前永远地消失了。有的东西被遗忘,有的东西销声匿迹,有的东西死了,而其中几乎不含有悲剧性因素。
7月24日,上午8时25分
我确认电子表上这四个数字,然后闭起眼睛,睡了。
第三章 1978年9月
1.鲸的yīn茎,身兼三职的女郎
同女孩困觉,我觉得既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又好像相反根本不值一提。就是说,有作为自我疗养行为的交合,有作为消磨时间的交合。
有的交合始终属于自我疗养行为,有的交合一贯是为消磨时间。既有起初属于自我疗养行为最后算是消磨时间的,又有相反的情况。怎么说呢,我们的性生活同鲸鱼的性生活有着根本差异。
我们不是鲸鱼——就我的性生活而言,这乃是极重要的命题。
小时候,从家里骑自行车大约30分钟路程的地方,有个水族馆。水族馆内总是阴冷冷的水族馆式的沉默一统天下,只有时而“哗啦”溅起的水花声从哪里传来。暗幽幽的廊角仿佛有鱼身人在屏息敛气。
一群金枪鱼在巨大的水池里往来游动,鲟鱼沿狭窄的水路逆流而上,锯刺鲑朝肉块呲出尖牙利齿,电气鳗鱼一闪一闪亮起小里小气的电珠。
水族馆里有无数的鱼。它们名字不同鳞片不同腮鳍不同。我实在不明白地球上何以存在如此种类繁多的鱼。
当然,水族馆里没有鲸。鲸过于庞大,即使把水族馆毁掉弄成一个大大的水槽也没办法养它。但水族馆里放有鲸的yīn茎,也就是所谓代表物。这么着,整个多愁善感的少年时代我都没看原原本本的鲸而一个劲儿看鲸的yīn茎。在阴冷冷的水族馆式甬路散步散腻了,我便坐在寂无声息的天花板极高的展厅沙发上,对着鲸的yīn茎呆呆地度过几个小时。
看起来它有时像一株干枯的小椰树,有时像一穗巨大的玉米棒。如果那里设立有“鲸鱼生殖器·雄”的标牌,恐怕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那便是鲸的yīn茎。那与其说是南极的产物,莫如说更有中亚沙漠出土文物的意味。它不同于我的yīn茎,也有异于此前我见过的任何yīn茎。并且那上面漾出一种哀戚,一种被割yīn茎特有的难以言喻的哀戚。
第一次同女孩性交后想起的,也是这巨大的鲸鱼yīn茎。想到它是沿着怎样的命运之路经过怎样的经纬来到这水族馆空空荡荡的展厅的,不由一阵心痛。我觉得这里边没有任何获救的希望。但我才17岁,显然还太年轻,不可能对一切感到绝望。于是,那以后我便这样认定:
我们不是鲸!
我在床上一边用指尖捏弄新女友的头发,一边不断考虑鲸。
我所记起的水族馆总是时值秋末。水槽玻璃冰一样冷,我身裹厚厚的毛衣。从展厅大玻璃窗望见的海呈深铅色,无数白浪使人想起女孩身上连衣裙的白色花边。
“想什么呢?”她问。
“往事。”我说。
她21岁,拥有苗条娇好的身段和完美得足以使人入魔的一对耳朵。她在一家小出版社当临时校对员,又是耳模特,还是仅由有教养的圈内人组成的小俱乐部所属的应召女郎。至于3个之中哪个是她的本职,我不清楚,她也不清楚。
但若从哪个是其本来面目这点来看,耳模特是她最为自然的面目。我这样认为,她也这么想。只是耳广告模特大派用场的领域极其有限,所以无论作为模特的地位还是酬金都低得不能再低。一般广告代理商、摄影师和制作人都仅仅把她作为“耳持有者”来对待。耳以外的她的肉体和精神被完全抛弃完全置之不理。
“其实不是那样的,”她说,“耳朵就是我,我就是耳朵。”
作为校对员的她和作为应召女郎的她绝对——哪怕一瞬之间——不向人出示耳朵。
“因为那不是真正的我。”她解释道。
她所在的应召女郎俱乐部的事务所(名义上大致为演员俱乐部)位于赤坂,大家称为埃克斯夫人的经营者是个满头银发的英国妇女。她在日本生活了30年,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基本汉字也差不多认得。
埃克斯夫人在距应召女郎俱乐部不到500米的地方开一间专间招收女性的英语会话教室,在那里她把看起来纯正的女孩挑到应召女郎俱乐部去。反过来,应召女郎也有几个人在英语会话教室学习,她们当然得以免除几成学费。
埃克斯夫人把应召女郎称为“Dear”①。她口中的“Dear”有一种春日午后般绵柔的韵味。
①英语,亲爱的。
“要穿像样的花边内裤去才行哟,Dear,带三角裤的长简袜是不行的。”或者说:“你往红茶里放冰淇凌了吧,Dear!”——便是这么一种气氛。顾客来历也把握得一清二楚,几乎全是四五十岁的富有商人。三分之二是外国人,其余是日本人。埃克斯夫人讨厌政治家、老人、变态分子和穷人。
我的新女友在这一打无不如花似玉的应召女郎中最为相貌平平,衣着也很一般。实际上掩起耳朵的她给人的印象也极为普通。不清楚埃克斯夫人为什么竟看中她。或许看出她的平常中有特殊的光点,也可能仅仅觉得有一两个平常女孩也未尝不可。但不管怎样,埃克斯可谓独具慧眼,她也有了几个坚定的顾客。她衣装平常,化妆平常,内衣平常,带着平常的香皂味儿前往大仓宾馆王子饭店,一星期跟一两个男人睡,得到足够一个月吃喝的收入。
此外一半夜晚她无偿地同我困觉,另一半怎么过的我就不知道了。
她作为出版社临时校对员的生活是再平常不过的。每星期只到神田一栋小楼三楼上的一家出版社上三天班。早上9点到傍晚5点,或看校样,或泡茶,或下楼梯(没有电梯)买胶擦。虽然她是唯一的单身女性,但没有什么人调戏她。她像变色蜥蝎一样根据场所和情况或潜伏不动或出声发光。
我见到她(或见到她的耳朵),是在与妻刚刚分手的8月初。我承揽了一家电脑软件公司的广告词的拟稿工作。
广告代理店的经理把策划书和几张大幅黑白照片放在桌子上,让我一周内为这照片拟就三组广告主题词。三张照片均是硕大的耳朵。
耳朵?
“怎么是耳朵呢?”我问。
“那谁知道!反正就是耳朵,一星期你只考虑耳朵就行了。”
这么着,一星期我只看耳朵过日子。我用透明胶带把三张照片粘在桌前墙上,边看照片边吸烟喝咖啡吃三明治剪手指甲。
一